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理论在中国行政改革中的适用性分析

官僚制因为适应了工业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传统公共行政的支柱范式之一。但是自上世纪70年代起,西方各国的官僚制逐渐出现种种的现实困境,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席卷西方世界。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理论谁更适用于中国的行政改革呢?笔者认为目前中国仍然存在着发展和完善官僚制的土壤,但是新公共管理的运行环境发育并不成熟,因此,官僚制更适用于当前的中国行政改革,但新公共管理理论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启示。目前我国行政改革的路径选择是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弥补和完善官僚制。     

官僚制与企业化政府

本文通过分析行政改革中官僚制政府和企业化政府的特征 ,指出中国行政改革的现状是官僚制不足 ,揭示中国行政改革的深层次问题 ,总结中国行政改革所面临的双重任务。     

"公共性"视阈下的警察公共行政

20世纪70年代相继兴起的“新公共行政”运动和“新公共管理”思潮对管理行政的价值中立提出了批评,各国的警察体制也随之开始了不同程度的职能改造。我国警察的公共行政在新时期也面临着双重的任务:一方面需要明确警察公共行政的角色定位,另一方面又要超越官僚制的形式合理性和工具理性特征,一切以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出发,以服务群众、使群众满意为目的,为社会和人民提供满意的公共安全产品。21世纪警察机关“服务行政”的核心就是公共利益,所突显的是警察行政的“公共性”。     

学习型官僚制与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理性构建

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理论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基础。20世纪70年代以后它遭到了西方行政改革者的广泛批判,对传统官僚制的继承和超越是行政现代化的关键。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应该科学、理性地完善和创新官僚制,而将学习型组织理论与官僚制相结合,实现优势互补,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行政组织,即学习型官僚制,不失为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理性构建新的理论视角。     

论功能分析法在公共行政研究中的应用

功能分析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公共行政研究也不例外。本文在对功能分析作了一个概述后,重点研究了功能分析方法在公共行政研究领域的应用,一是政治-行政二分法,另一个是官僚制的负功能分析。政治-行政二分法尽管遭到严厉的批评,但对于理解公共行政研究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对官僚制的负功能分析将为修正官僚制提供某些重要的理论启示。     

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论新时代下的中国行政改革

自行政学诞生以来,中西方涉及行政管理的理论研究不断推陈出新,优秀者数不胜数。传统行政组织理论首推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官僚制理论,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官僚制的运行出现了各种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纷纷举起政府改革的大旗,开始对传统的行政体制进行创新、实施行政改革。其中最为显著的成果之一便是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以提高政府效率为目标,主张减少管制,追求政府的小而美,在全面反思官僚制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政府行政改革的"药方"。这些"药方"至今仍为许多西方国家追随、实践。     

服务行政模式对官僚制的借鉴与超越

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现代组织形式,在今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官僚制问题重重,但由于它本身还存在着生命力,再加上我们在现阶段官僚制发展不足等特殊国情下,所以我国现阶段应在对官僚制的借鉴基础上实现超越,做到服务行政模式和官僚制的兼容互补,有效结合。     

官僚制历史与理论的再思考——基于行政伦理的视角

公共行政的合理化过程主要就是公共行政体系构建和完善的过程，而作为公共行政体系主要承载体的官僚制，在充分彰显理性价值的同时，也不断陷入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困局。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出发揭示公共行政体制的变革逻辑，需要对官僚制历史与理论进行伦理定位和价值反思，从而避免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于人，并突出制度设计在公共行政发展中的作用，为未来的行政改革辨明方向，即从政治路向出发通过对政府与公民间关系的重构，形成一种以社会公共事务为中心的多层次的复合治理体系。     

我国行政发展的基本路径分析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新公共管理运动成为新时代行政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即使新公共管理代表着未来世界各国行政发展的必然方向,也需要对其具体做法进行辩证分析。我国未来应该选择何种行政发展模式,是新公共管理,还是现代官僚制,是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一、新公共管理运动对公共行政的深刻影响从1979年英国撒切尔政府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以来,当代西方以新公共管理为取向的政府改革运动已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程。尽管现在对这一运动及其所形成的新公共管理模式定论还为时尚早,但其对政府管理实践产生的深刻影响却已是不争的事实。新公共管理运…     

公共行政改革视野下的官僚行政与民主行政

民主行政由于其内在的缺陷而不可能成为一种独立、普适的行政模式 ,只能是官僚行政的纠错机制 ;官僚行政因仍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经济社会条件从而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 ,但它日益受到人们的批评也说明引进民主行政等纠错机制的必要性、紧迫性。因此 ,公共行政的制度设计不应立足于民主行政与官僚行政的不相容选择 ,而应立足于二者的相容、互补。实现民主行政与官僚行政的有机结合 ,是当代中国行政改革的理性选择     

官僚制: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就对社会实践的影响而言,再也没有一种理论像官僚制理论那样被广泛用于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实践当中。然而,它的成就不足以掩盖它的内在缺陷。在官僚制技术主义的工具理性追求中,韦伯回避了价值因素的意义。也正是因为如此,整个20世纪的公共行政实践不但没有实现责任与效率的完美结合,反而愈来愈在责任与效率的问题上招致批评与质疑。西方对官僚制的反思包括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即理论层面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实践层面的以“重塑政府”为主旨的行政改革浪潮。这种反思本身并不涉及官僚制的历史合理性,而主要集中于官僚制在满足现代社会的效率要求方面的失灵。然而,西方行政改革浪潮并不意味着官僚制的终结,它仍以官僚制为整体背景并试图寻求方法与技术上的创新对官僚制进行修补,以满足当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     

公共行政的工具理性：批判性反思及其燃

公共行政的工具理性推动了公共行政学科发展以及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从而在人类创造物质财富和生活条件等方面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公共行政的工具理性存在着许多值得反思与批判的缺陷：行政价值的偏颜、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人与自然的矛盾等。基于中国传统的农业文化基础以及当今行政改革与发展的现实任务，我们要从认知的、价值的、发展的等不同角度对公共行政的工具理性进行超越与重构。     

“传统官僚制”:我国行政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重要制约因素

行政省直管县改革日益成为我国行政区划体制改革或行政体制改革的一种历史必然。实践表明,在推进行政省直管县改革的过程中,"传统官僚制"对其制约作用明显。从一定意义上说,行政区划改革特别是行政省直管县改革更多的是在结构层面对整个国家官僚制系统的一种优化,也是"传统官僚制"的一次自我救赎。为此,我们试图通过对"传统官僚制"进行理论剖析,以问题为导向,探求"传统官僚制"对行政省直管县改革的具体制约方面,以期达到破除"传统官僚制"的流弊,改造并超越为与后工业社会或信息化社会相适应的现代理性官僚制,祛除行政省直管县改革的理论障碍点,从而顺妥推进行政省直管县改革。     

反思政府结构的构建——从行政价值的视角

从公共行政范式的变迁的过程中,至少可以发现公共行政范式经历了一个相当大的变化,公共行政已经越来越接近它本来的面目。但是从政府的组织结构的构建及其改革来看,依然还没有摆脱传统的官僚制的组织结构的缺陷,政府的组织结构总体上还是按照官僚制的理论来进行设计和建立的。公共行政或者公共管理就是为公共而进行的行政或管理。那么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就必然要考虑两方面：公共性与行政性或管理性。也就是说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不可避免地涉及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其实在人类的公共行政实践过程中无法回避价值软实力的影响作用,价值也必然会在公共行政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对于政府结构的构建来说也必然如此。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行政的公共性

自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的来临，各国为了解决信任危机、财政危机、管理危机的问题，开始了公共部门管理改革的历程。依托成熟或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市场化是改革的基本取向。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公共行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求改变传统的“官僚制行政”特征，确定新的价值取向。     

新公共行政学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新公共行政学是行政学发展的一次范式转换,它突破传统行政学政治———行政两分法的思维局限,以社会公平为核心价值观,以民主行政为学术识别系统。当代中国行政改革应从中得到启示,推动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向公共行政改革发展。     

官僚制困境与政府治理模式变革

官僚制是适应工业社会政府治理的组织形式,但在信息社会,官僚制正陷入应对不足的困境。"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西方国家对这一危机的反应,其基本做法是在不变更整个政府管理制度结构的前提下,在政府管理中引入市场化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方法以增强政府的灵活性。由于行政发展阶段和制度完善程度的不同,中国官僚制的转型面临着完善与创新的双重任务: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官僚制,用科学化、理性化的官僚制治理国家;另一方面,要借鉴西方国家政府变革的最新理念,建立适应全球发展的政府管理体制,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官僚制”－－突破与回归——对“官僚制”批判的反思

对“官僚制”的研究在公共行政学领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围绕韦伯提出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学术界展开了一系列争论。其中以“摒弃官僚制”为口号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最为突出，它集中在效率、应变能力、非人格化、管理体制内部结构矛盾等几个方面批判了“官僚制”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但却不尽合理。本文从反思“新公共管理”对“官僚制”的批判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当前的行政体制改革应在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上，建构新型的官僚制。     

难以逾越的官僚制——基于官僚制合理性和演化论的研究视角

西方国家在迈入后工业化时代的行政改革以及随后兴起的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否能够超越并代替官僚制模式?是否官僚制已过时,并失去了其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组织普遍采用的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形态的基础地位?这是目前理论界较为关注的问题。在现阶段,对官僚制的超越仅仅是一种乌托邦理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目前都只能表现为对官僚制的进一步改进和创新,而不是抛弃官僚制的基本制度和官僚制组织结构本身。     

借鉴“企业家政府” 反思“后官僚体制”

“企业家政府”理论的确为批判并超越传统官僚体制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视角和许多有益的见解 ,但其固执己见使效率主义遮蔽了公共行政的公共价值。在对后官僚体制探索的更大空间里 ,需要立足于政府本质的法律定位 ,以公共精神为指引 ,以公共利益为旨归 ,实现公共行政模式和结构与企业管理理念和技术的同频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