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论新时代下的中国行政改革

自行政学诞生以来,中西方涉及行政管理的理论研究不断推陈出新,优秀者数不胜数。传统行政组织理论首推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官僚制理论,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官僚制的运行出现了各种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纷纷举起政府改革的大旗,开始对传统的行政体制进行创新、实施行政改革。其中最为显著的成果之一便是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以提高政府效率为目标,主张减少管制,追求政府的小而美,在全面反思官僚制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政府行政改革的"药方"。这些"药方"至今仍为许多西方国家追随、实践。     

挑战官僚制：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思考

韦伯的官僚制与威尔逊“政治-行政”二分法的结合确定了传统公共组织技术理性模型的基调。片面的效率价值取向包含着悖论。理论上它受到人道主义、宪政主义的挑战。而新公共管理既是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又是实际层面上改造政府的一种运动。“第三政府”行政也在现实层面上构成了对传统官僚制的挑战。文章分析了西方公共组织理论与现实的发展对我国公共行政的启示。     

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理论在中国行政改革中的适用性分析

官僚制因为适应了工业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传统公共行政的支柱范式之一。但是自上世纪70年代起,西方各国的官僚制逐渐出现种种的现实困境,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席卷西方世界。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理论谁更适用于中国的行政改革呢?笔者认为目前中国仍然存在着发展和完善官僚制的土壤,但是新公共管理的运行环境发育并不成熟,因此,官僚制更适用于当前的中国行政改革,但新公共管理理论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启示。目前我国行政改革的路径选择是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弥补和完善官僚制。     

超越官僚制:行政改革的方向

近代社会政府的发展是走向现代官僚制的进程。官僚制在20世纪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自70年代后期以来,官僚制的诸多缺陷逐渐暴露了出来,人们开始对官僚制进行反思。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是一个试图超越官僚制的公共行政发展运动。但是,它并没有找到一条新的思路而实现对官僚制的超越。中国自80年代以来,也开启了行政改革的进程。对于中国的行政改革来说,它有着双重任务:一方面由于中国行政改革是在官僚制发展不充分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它需要吸收和借鉴官僚制的一切积极成就;但同时中国行政改革所处的历史阶段又决定了它不能在官僚制充分发展起来之后再实现对它的超越。因此,中国的行政改革必须把学习和超越的双重任务放在一个统一的进程之中。它的出路就在于从公共行政的道德化这个视点入手。     

范式变迁下的中国政府改革价值取向研究

不同的行政范式蕴含着不同的行政改革与发展的价值观和取向。西方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及改革体现的是对传统官僚制行政的反思,各种治理实践的发展标明了其向多元化、复合交叠民主制行政的回归。当下中国政府自身特定的行政发展阶段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西方国家行政范式和改革模式,吸收公共管理与民主行政范式中的有益部分并将两者整合起来是当前各项行政改革的内在价值取向,也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     

官僚制富有生命力之因及其与中国行政实践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掀起了一系列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然而,直到今天,以理性精神和效率导向为内核的官僚制和其作为一种合理合法的组织结构,仍稳定地在政府中发挥着作用。中国有着特殊的行政生态环境,制度建设是我们长期努力的方向,官僚制对我们而言远没有过时,我们在大力吸取官僚制优点的同时,也应着力对其不足进行改造。     

官僚制与转型期政府权力运行机制理性化重塑

作为近现代社会占支配地位的组织和权力运行形态,官僚制以其形式合理性和技术化的设计在西方社会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西方各国向后工业社会迈进,与其相应的官僚制陷入困境,西方各国掀起了一场旨在否定官僚制的行政改革浪潮。虽然官僚制在当前因其自身的某些局限性而面临改革,但是,官僚制本身所蕴含的理性精神、民主意识及其科学化的设计理念,对于转型期我国政府权力运行机制的理性化塑造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官僚制”－－突破与回归——对“官僚制”批判的反思

对“官僚制”的研究在公共行政学领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围绕韦伯提出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学术界展开了一系列争论。其中以“摒弃官僚制”为口号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最为突出，它集中在效率、应变能力、非人格化、管理体制内部结构矛盾等几个方面批判了“官僚制”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但却不尽合理。本文从反思“新公共管理”对“官僚制”的批判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当前的行政体制改革应在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上，建构新型的官僚制。     

官僚制困境与政府治理模式变革

官僚制是适应工业社会政府治理的组织形式,但在信息社会,官僚制正陷入应对不足的困境。"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西方国家对这一危机的反应,其基本做法是在不变更整个政府管理制度结构的前提下,在政府管理中引入市场化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方法以增强政府的灵活性。由于行政发展阶段和制度完善程度的不同,中国官僚制的转型面临着完善与创新的双重任务: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官僚制,用科学化、理性化的官僚制治理国家;另一方面,要借鉴西方国家政府变革的最新理念,建立适应全球发展的政府管理体制,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传统官僚制”:我国行政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重要制约因素

行政省直管县改革日益成为我国行政区划体制改革或行政体制改革的一种历史必然。实践表明,在推进行政省直管县改革的过程中,"传统官僚制"对其制约作用明显。从一定意义上说,行政区划改革特别是行政省直管县改革更多的是在结构层面对整个国家官僚制系统的一种优化,也是"传统官僚制"的一次自我救赎。为此,我们试图通过对"传统官僚制"进行理论剖析,以问题为导向,探求"传统官僚制"对行政省直管县改革的具体制约方面,以期达到破除"传统官僚制"的流弊,改造并超越为与后工业社会或信息化社会相适应的现代理性官僚制,祛除行政省直管县改革的理论障碍点,从而顺妥推进行政省直管县改革。     

重申官僚理性

一方面 ,与工业社会相联系的官僚制在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后表现出严重不适 ,新公共管理应运而生、方兴未艾 ;另一方面 ,中国却由于“官僚制不足”致使行政中的诸多负面效应凸现。于是国内学界在西方“摒弃官僚制”的号召下 ,积极呼吁引进新公共管理。事实上 ,对官僚理性的批判 ,在中国从来就是一个伪命题。在官僚制的理性精神尚未得到张扬、其合理性的一面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情况下 ,妄谈摒弃官僚制 ,不仅不合时宜 ,误导行政改革的方向 ,堕入范式移植的陷阱 ,更背离实事求是的精神     

伦理化的政府治理模式——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道路

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作为西方公共行政改革的理论支持,越来越成为推动西方公共行政实践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行政生态迥然不同,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待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时候,应该批判地借鉴与超越,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道路——伦理化的政府治理模式。     

对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变革趋向的分析

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在对传统官僚行政的变革中,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行政两种理论分别从管理与治理两个方面对传统官僚行政的组织管理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做出理论上的扬弃,从而导致管理主义与治理主义之争。其实管理与治理对于变革中的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实现管理与治理的统一是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变革的基本趋向。     

官僚制历史与理论的再思考——基于行政伦理的视角

公共行政的合理化过程主要就是公共行政体系构建和完善的过程，而作为公共行政体系主要承载体的官僚制，在充分彰显理性价值的同时，也不断陷入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困局。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出发揭示公共行政体制的变革逻辑，需要对官僚制历史与理论进行伦理定位和价值反思，从而避免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于人，并突出制度设计在公共行政发展中的作用，为未来的行政改革辨明方向，即从政治路向出发通过对政府与公民间关系的重构，形成一种以社会公共事务为中心的多层次的复合治理体系。     

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

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陆续进行的政府改革使行政管理模式从以官僚制为基础逐步转变为以市场为基础,取得了极大的成效。通过分析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观点,以及西方国家成功经验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以期构建符合我国国情并具有国际公共管理先进水平的约束机制,从而进一步深化我国政府改革。     

西方行政改革浪潮与中国行政现代化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各国普遍兴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浪潮:英国的"效率稽核"、"续阶方案"(The next steps program)和"公民宪章"(Citizens Charter),美国政府的再造,加拿大的公共服务2000计划,欧盟倡导的公共服务改革,新西兰的预算与财务管理制度改革,澳大利亚的财政管理改进计划等等."重塑政府"、"政府再造"、"企业化政府"成为西方行政改革的主要方向,新公共管理范式由此应运而生.新公共管理有多种名称,如:在英国被称为"管理主义",在美国被称为"企业家的政府"或"新公共管理",在其他一些国家又被称为"市场导向型公共行政"等等.从总体上来看,新公共管理这一范式是对传统的官僚制范式的一种超越.     

难以逾越的官僚制——基于官僚制合理性和演化论的研究视角

西方国家在迈入后工业化时代的行政改革以及随后兴起的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否能够超越并代替官僚制模式?是否官僚制已过时,并失去了其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组织普遍采用的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形态的基础地位?这是目前理论界较为关注的问题。在现阶段,对官僚制的超越仅仅是一种乌托邦理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目前都只能表现为对官僚制的进一步改进和创新,而不是抛弃官僚制的基本制度和官僚制组织结构本身。     

学习型官僚制与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理性构建

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理论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基础。20世纪70年代以后它遭到了西方行政改革者的广泛批判,对传统官僚制的继承和超越是行政现代化的关键。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应该科学、理性地完善和创新官僚制,而将学习型组织理论与官僚制相结合,实现优势互补,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行政组织,即学习型官僚制,不失为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理性构建新的理论视角。     

新公共服务理论及其对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启示

新公共服务理论提出的公共管理策略是在批判官僚制行政和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规范意义的治理模型展现了当今学术界对效率、经济、效益等工具价值之外的社会价值的再次深度思考。最值得称道的是，新公共服务理论将公民置于公共管理活动的核心地位。鉴于此，新公共服务理论应该而且可以为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启发。     

官僚制与企业化政府

本文通过分析行政改革中官僚制政府和企业化政府的特征 ,指出中国行政改革的现状是官僚制不足 ,揭示中国行政改革的深层次问题 ,总结中国行政改革所面临的双重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