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问题研究

我国有关法律将规范性文件与行政法规、规章相区别 ,将前者不作为法律规范看待 ,但又未提出区分二者的明确标准。事实上 ,行政法规、规章与创制性规范性文件的内容、规范效果及制定程序界限模糊 ,规范性文件还往往是法院在行政诉讼中的审查基准。从德、日、美等国的有关制度可以看出 ,法律规范与非法律规范的界限是是否规定公民的权利义务 ,是否具有外部规范性。就此而言 ,我国的创制性规范性文件是法律规范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

尽管在我国的法律规范体系中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位阶最低,但其在实践中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文章通过对比全国各个层级法院的真实行政诉讼裁判文书发现,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制度规定还不够详细,使得全国各级法院等司法机关难以很好地落实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制度,进而提出了完善建议。     

论行政法的合理行政原则

合理行政原则的认识和理解,对于不同的法系、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不同的。本文旨在对合理行政原则的深度剖析下认为合理行政原则就是一种限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度"。它是行政法的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在立法、执法、司法各自行为的领域中,对行政行为在理性认识的前提下,是否符合作为法律基础的特定的社会关系的规律以及法律本身的规律,是否符合历史主体需求的抽象的判断标准。     

行政规定及效力问题研究

行政规定虽不具备法的形式,但以其"规范性"的实质在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行政审判中,法院就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时,不可避免的要对相关行政规定是否适用作出判断。本文从司法审查的角度,对行政规定予以分类,提出行政规定的合法性、合理性审查的标准,并认为在个案中,应根据不同类别的行政规定,对其效力以及据此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约束力,予以认定。     

标准的规范性与规范效力——基于标准著作权保护问题的视角

标准属于作品,具有规范性和规范效力。但是标准的规范性与法律的规范性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标准的规范效力并非来自标准本身而是来自法律,因此标准作为一种规范,本质上属于技术规范,而不属于法律规范。标准本身不具有法规性质,不宜将标准归入我国《著作权法》第5条规定的不受著作权保护的法规类作品范畴,从而将标准排除在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之外。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法规基本问题研究

为正确理解和执行澳门基本法关于行政法规的规定，需深入研究澳门行政法规的基本问题，包括如何定义行政法规及其性质，明确其在澳门特区法律体系中的效力地位，根据相应的标准对行政法规作出基本分类，以及按照法治原则界定其范围等问题。结论是：澳门行政法规在制定主体、法律依据、适用范围和形式要件等方面是有其特点的规范性文件，其效力低于法律而高于其他规范性文件，可按照其制定依据分为执行性和自主性两大类，其适用范围主要涉及公共行政管理领域。     

探析我国兵役行政法律责任形式

兵役行政法律责任是在兵役活动中有违反兵役法行为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承担的行政性质的法定不利后果,根据责任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国家工作人员承担的行政处分、军人承担的军事行政处分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承担的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三种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第十一章对何种违法行为应当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形式做出了专门规定,但在实践操作中仍然存在内容笼统、处罚标准不清等问题。科学界定拒绝、逃避兵役义务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进一步细化相关处罚内容与措施,对《兵役法》中兵役行政法律责任的相关问题做出法律解释,将有助于明确违反兵役法律规范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为促进公民自觉履行兵役义务与国家兵役活动的顺利进行提供法律保障。     

行政行为初论

行政行为,是行政法学中一个广泛使用的术语。它不仅在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西班牙）作为专门法律用语而存在,而且如今也被英美国家作为学术概念所使用。该用语在我国自八十年代初正式使用以来,①已被学界广泛采用和认同。行政行为在行政法学中居于核心地位,我国现有的行政法学理论基本上是紧绕着行政行为建立其体系的。行为是社会关系的．中介。没有行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就不存在。法律就权利义务所作的设定,实则是对人的行为的规范与控制。同样,行政行为也是行政法律关系的中介。没有行政行为,就不可能有行政法律关系的…     

构建和谐社会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依法行政与构建和谐社会是同一主题的不同层面。依法行政能否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尺度,调整社会关系,平衡社会利益,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秩序,直接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的成败[1]。抽象行政行为作为政府进行行政管理的一项最重要手段,是依法行政的起点和基础,但在依法行政实践中,抽象行政行为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规章之间、规范性文件之间相互矛盾,政出多门,各自为政,甚至出现了超越自己立法权限进行立法的现象。抽象行政行为的不规范及监督机制的不完善是直接影响社会和谐的体制性因素之一。本文在分析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现有监督机制局限性的基础上,论述了将其纳入司法审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保障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与规范,为依法行政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行政法制环境。     

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监督的几点建议

行政规范性文件虽然不属于正式法律渊源,但在行政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实践中,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存在着形式方面和实体方面的问题。现有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监督主要有权力机关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这些监督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存在一些不足。着眼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要求,应当加强权力机关监督,完善行政监督中的备案审查监督、行政复议监督,重视社会监督,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形成有效"规范"。     

议付信用证有关法律问题研究

信用证的议付问题虽然在《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ＵＣＰ５００）中有所规 定,但是并不全面和具体,实践中往往存在对诸如议付的构成、议付行与受益人、议付行 与开证行之间的关系等产生误解。本文结合ＵＣＰ５００的规定对议付信用证的意义与法律 特点、主要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议付与出口押汇的异同、议付信用证的主要风险及其防范 等作了系统研究。     

七部地方性精神卫生条例的合法性突变及其修正简

《精神卫生法》实施后,根据《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先行制定并实施的七部地方性精神（心理）卫生条例面临着合法性问题,与上位法相抵触的规定无效并应及时的修改或废止。一方面七部条例＂相抵触的规定＂不仅包含具体条款,还涉及立法理念和原则的变化;另一方面七部条例的性质突变后带来的与其原有形式的矛盾,建议七部条例在《精神卫生法》配套法规完成后采用修订或立新废旧的方式予以修正,使之从创制性法规变为实施性法规;或者对没有存在必要的地方采取单项废止。     

行政立法程序调整对象重考——关于外部效果规范与程序性装置关系的考察

我国目前的行政立法程序制度是以明确行政过程环节内部责任的方式调整行政法规和规章这些具有法的外形规范的制定过程,因此其无法将实质上同样具有外部效果的各类以"无名规范"方式表现的行政规定纳入调整的范围之内,因而也就不能建立起具有权利性质的参与制度。对此,本文在归纳我国行政立法程序制度的现状及问题,并与日本新近的同类立法例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以国家行政机关系统与其外部的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内在"和"外向"的角度进行分析,总结和构建能够分析现代行政立法程序制度应有调整对象的基本框架,指出在现代国家中的行政立法程序已经成为一种裁量过程的情况下,行政立法程序制度建设需要将包括"无名规范"在内的所有法规范都同样地纳入调整的对象范围之中,并在程序过程中相应地设置保障社会成员提供可以行使参与权的程序性装置。     

劳动规章制度法律性质之“法律规范说”检讨

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是用人单位组织社会化劳动所必需的制度。2007年6月通过的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令人难以判断其对如何认定劳动规章制度法律性质所持的基本立场。我国劳动法学界倾向于将劳动规章制度归结为具有法律规范性质的行为规范,从而契合了"法律规范说"的见解,但是,"法律规范说"存在着逻辑矛盾,不符合我国劳动法制发展和劳动用工实践的现状,而从"契约说"的视角认识劳动规章制度性质应当是可行之道。     

规范之中的逻辑

法律能否或如何运用逻辑来对事实进行把握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推理、推定和拟制的运用即是从不同程度上对逻辑在静态的规范意义上运用的清晰的反映。其具体表现形式在推理中表现为事实分类,在推定中为事实性规则的确立,在拟制中则是规则的变动。在这些具体的运用活动中,规则虽然始终保持着一种名义上的规范性,但其内容却已有了很大程度的不同。     

《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的修改评析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对原来的相关规定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立法的内容变得更加简明集中；新规定增加的内容提高了规章的可操作性，体现了提高授权效率的立法宗旨；立法语言更加规范、相关规定的逻辑性更强，对进一步明确和体现品种权的私权性质具有重大作用。     

企业劳动规章的法律性质辨析——兼评我国企业劳动规章法律制度

通过对有关企业劳动规章法律性质各学说的比较分析,认为企业的经营需要与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是决定企业劳动规章法律制度的两个基本因素,故提出“修正的根据二分说”的观点,主张企业劳动规章系由基于劳资双方合意的契约发挥效力部分和基于企业经营管理权产生、法律赋予其约束力的部分构成;进而对我国现行企业劳动规章法律制度,尤其是《劳动合同法》第4条中劳资双方权利失衡问题进行了探讨。     

Adult day care regulation: "Déjà vu all over again"?

We investigate what aspects of adult day care are regulated by licensure and certification requirements, whether differences exist among centers according to their regulatory statu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ulatory status and satisfaction. The data come from a national survey of adult day care center. We find that adult day care regulations are primarily structural in nature and that differences do exist among centers by regulatory status. Participants are very satisfied with the centers and their staff overall, especially at centers that are regulated; their satisfaction with milieu is less at regulated centers and with amenities is unaffected. Day care regulations have not been extended to the processes and outcomes of care as nursing home regulations recently have been. The choice that now faces policymakers is between increasing these regulations or relying on market mechanisms to protect day care participants.     

Freedom from Fear of Stalking

The attention on stalking – willful and repetitive, sometimes dangerous harassment – and the ways in which legislation can address this issue is investigated. Since the attention on stalking is only a recent development a review is given of the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as well as several opin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stalking     

后TRIPs时代我国知识产权反垄断的立法价值选择

后TRIPs时代,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已与世界先进国家标准接轨;但我国自主创新比例却相当低,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国外知识产权权利人进人中国后封闭市场、排挤竞争对手的工具。一国的知识产权反垄断立法价值取向应当与其具体的国内外经济政治环境相适应,反映其“本土性”、“时代性”的特点。作为拥有知识霸权的发达国家,已放松了对知识产权反垄断的规制,持有利于知识产权人的立场;他们的立场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截然不同。我国在知识产权反垄断立法过程中,当务之急不是去寻求国外的立法技术移植;而是从战略高度确定知识产权反垄断的立法价值取向,即以社会公益为本位,强化反垄断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