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东亚模式与经济发展

当前经济发展战略的分歧主要是新自由主义与东亚模式之争,前者执著于静态的比较优势,后者迷信于威权政治。对于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国家来说,自由贸易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扩散效应与产业转移,促进本国技术进步,改善贸易条件,节约技术开发的资金与时间,但对于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国家来说,后发优势递减,技术引进日益困难,自由贸易将导致长期的贸易条件恶化;权威政府则由于社会资本的消蚀,民主法制的不健全,也产生了严重失灵现象,并进一步加剧市场失灵,双重失灵使东亚模式已不可持续。只有在建立民主宪政体制,制约政府失灵的基础上,通过有限贸易保护和积极的产业政策来纠正市场失灵,提高自主技术开发能力,后发国家才能改善本国贸易条件,加速工业化的发展。     

东亚经济复兴与东亚经济发展模式

东亚模式曾经受到广泛赞扬,成为众多落后国家争相效仿的楷模.经历了1997年金融危机洗礼,东亚模式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完善、不断更新.这次面临全球金融危机,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在金融风暴中展示出的一些优势,是抵御冲击的有效措施.因此,有必要再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新特征,探讨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与区域经济的构建以及目前面临的能源和通货膨胀新挑战,为东亚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探索新途径.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与重构

由于日本充当东亚经济发展领头者的“雁行模式”已经崩溃,因此,“日本在前面拉、中国在后面推”的东亚经济发展的“双头列车”模式也就失灵了。这就需要我们重新构建东亚经济的发展模式。未来中国具备了引领东亚经济发展领头者的条件,日本在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转移等方面是东亚经济强有力的推动者,而且在东亚经济一体化方面离不开中日两国的密切合作。因此,未来东亚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中国在前面拉、日本在后面推。”这种模式和传统“双头列车”模式相比,中日在东亚经济中作用的角色发生了换位,故称之为“新双头列车”模式。“新双头列车”模式对中国来说,既有机遇,又有挑战。     

国家形态与政治转型:乌克兰政治转型三十年评析

国家形态是考察国家治理绩效、反映国家政治转型态势及评价政治转型质量的新视角.本文以国家形态发展为视角,分析"观念"如何影响经济转型模式,转型模式如何影响资本主义模式形成,进而资本主义模式如何影响国家治理结构.按照这一理论逻辑,本文梳理乌克兰独立30年国家形态发展变化的轨迹,并得出以下结论:转型观念影响经济转型模式的选择,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是导致乌克兰形成寡头资本主义的必要外部条件;资本主义模式是影响国家形态的客观因素,寡头资本主义发展壮大并俘获了国家权力,形成了乌克兰的寡头政治.寡头政治是导致乌克兰国家形态从勾结型发展到俘获型,最终到达"失败国家"边缘的关键因素.政治精英是影响国家形态变化的主观因素,精英水平影响国家形态的塑造.     

拉美左翼对新自由主义替代发展模式的探索、实践与成效

21世纪初的拉美新一轮左翼政治浪潮是对新自由主义改革及其意识形态在拉美的霸权和主导地位的一次强烈回应。左翼政府提出新发展主义和"21世纪社会主义"两种替代发展方案。前者较为温和务实,对市场和国家干预的优缺点都有所承认,尊重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后者则大胆而激进,试图找到一条能彻底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两者都进行了广泛的政策调整和实践:经济领域以国有化、土地改革、价格控制、外汇管制为主;社会领域以实施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社会救助和扩大公民权为重心;在地区合作和一体化方面则倡导独立自主意识,反对以美国为主导的拉美一体化。总体来看,拉美左翼政府的新发展主义和"21世纪社会主义"重视国家作用,将社会公平和再分配作为政府首要议程,通过国家的积极干预来实现减贫及财产、权力再分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既是对新自由主义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纠偏,也是对新发展模式的一次有益探索。然而,左翼政府施政主要借助大宗商品繁荣带来的收入,政策调整的基础薄弱而不稳。拉美左翼未能确立一个真正可以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可持续的新发展模式。     

走出单一“东亚模式”的误区

东亚地区主要发展中经济体在历史、文化、宗教、政治制度、经济体制、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各国在独立之后发展民族经济的过程中选择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受到各种经济发展理论的影响，采取了种类迥异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资源配置机制。加上各个经济体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力度和能力存在着差别，受外部经济影响的程度也不同，使得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斑丽多彩、形式各异多种经济模式。尽管这些东亚经济体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多共同点，但有着更多的不同点。因此，东亚地区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仅存在单一的“东亚模式”是不符合该地区客观经济情况的。     

论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特征

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关于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纷争不断。东亚宏观经济模式的特征可以概括成高储蓄率、高投资率、高出口比重和大政府,东亚微观经济模式的特征可以概括成企业的家族式管理、企业的规模小而淘汰率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低而模仿能力高、企业的初创阶段发展速度快。本文认为,东亚金融危机与东亚经济增长模式不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     

战后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工人运动

二战结束后，东亚的“发展型国家”普遍奉行“经济增长第一”的发展战略，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因经济增长的需求和国家振兴的民族主义压力，让位于经济发展，工人运动的目标由政治领域转向经济领域。依靠劳动力优势扩大出口和吸引外资，是东亚现代化模式的重要内容，也是东亚工人运动产生的客观根源；东亚国家所经历的政治民主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对工人运动产生重要影响。     

东亚经济重振:问题和前景

三年半前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导致东亚经济增长速度大大放慢,“重灾区“的一些国家经济遭受沉重打击。西方国家的一些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不仅否定“东亚经济发展模式“,而且全面否定“亚洲价值观“,讽刺所谓“东亚奇迹“不过是昙花一现!经过两年改革和调整,东亚经济强劲复苏和重振,再次引起国际社会和各国的关注。东亚国家和地区正在深化体制改革、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加强区域合作,解决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使东亚经济持续增长,东亚一定能够再创辉煌。     

拉美外向型发展模式的经济与社会成效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普遍向外向型发展模式转型,强调由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在这种发展模式下,拉美地区开放度和国际影响力都有所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也呈较大幅度的上升.但与此同时.这一模式也对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一些负面作用,引发甚至加剧一系列社会问题,影响了其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和社会稳定.与拉美相似,中国也经历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转变的发展模式的调整过程,当前经济具有较明显的外向型特征.本文通过分析拉关发展模式转型以及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产生的经济成效和社会成效,总结其近30年发展历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为中国当前建设和谐社会提出建议.     

东亚经济复苏前景展望

１９９９年以来,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东亚国家出现经济复苏迹象,如汇率基本稳定,股票市场活跃,出口大幅度增长,外汇储备增加。东亚经济真的复苏了吗？我们认为;东亚经济复苏的进程将受到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和内部经济调整状况的影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的因素。断言东亚经济已经进入全面复苏的阶段为时尚早,同时,东亚国家再次陷入危机的可能性也不大。稳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调整步伐,是东亚国家走向全面复苏的基础,也是２１世纪东亚国家创造新一轮经济发展空间的关键。     

东亚共同体与美国

“东亚共同体”问题与美国之间20年的关系（1990-2010年）扑朔迷离。美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直接导致了它最不愿意看到的东亚共同体构想的产生。之后，它监视和反对东亚国家致力于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努力，力防经济竞争对手日本或社会主义中国主导未来的东亚共同体，企图以自己主导的亚太经合组织取而代之。然而，美国又要求参加东亚共同体。但美国不适宜成为东亚共同体的成员，一是因为它不是东亚经济板块上的国家，二是由于其现行的东亚政策不利于东亚共同体建立。但这并不妨碍它继续参与东亚经济。     

东亚贸易演变与产业结构调整

一、东亚经济发展政策的转变 （一）进口替代政策 从二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东亚地区整体上处于恢复经济、完善经济结构阶段，重点发展工业，实行进口替代型的工业发展道路。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东亚地区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摆脱了对外国产品的严重依赖，     

东亚地区主义:源起、动因及未来走向

真正意义上的东亚地区主义萌芽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东亚国家间不断增长的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来自地区外的多重压力、地区内认同力量不断增强以及东亚各国对权力平衡的追逐等共同推动了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但由于东亚地区的现实环境与客观条件,东亚地区主义只能选择通过采取务实合作,实现和维护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面向21世纪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前景分析

90年代以来 ,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在多种动力的推动下 ,突飞猛进地发展。但目前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仍存在着一定的障碍因素。要克服这些障碍 ,加快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就必须调整该地区的大国关系 ,建立多层次的、小范围的区域合作组织 ,并针对东北亚政治经济形势复杂的特点 ,将经济发展与合作放在首位 ,走“以经促政”的道路 ,最终实现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的目标。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S. Direct Investment in East Asian NICs, 1966–2000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ole of FD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East Asian NICs for 1966–2000. To this end, we draw our argument of the role of FDI from the modernization–dependency debate. Then, we test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U.S. direct investment on economic growth in East Asian NICs using a neoclassical production function model that captures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both foreign and domestic investment on economic growth. Our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U.S. direct investment has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in East Asian NICs.     

Regional and multi-level governance: East Asian leadership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lthough the economies of East Asia emerged from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f 2008 in comparatively strong positions, they remain structurally embedded within global markets. The degree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at has occurred within East Asia is thus predicated on the on-going interdependence with the economies of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Moves to advance East A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wake of the crisis reflect this global interdependence, as well as intra-regional differences in interests and a lack of strong leadership within the region. Modest cooperation on an East Asian basis has continued since 2008 but the region is very far from realising a substantive regional governance model o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issues and does not appear to be pursuing a distinctive governance agenda. This article examines recent developments in East A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 with a view to assessing the significance of current achievements and explaining the mixed and sometimes contradictory nature of initiatives for regional governance in East Asia.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主导力量辨析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今天,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事业蓬勃发展。但是,过去由日本主导或作为“头雁”的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随着日本经济的衰退和中国的腾飞已荡然无存,东亚在经济合作中主导力量缺位。谁又能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发挥领导的作用?当前,中日尚不可能,东盟在当前及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可发挥统招者的作用。东亚各国以及其他参与国亦惟有借助于东盟这个主导平台,才能更好、更快、更顺利地走向区域经济合作和奔向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光明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