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及其立法完善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设立的初衷是为更好地惩治腐败。但在十多年的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在当前反腐败形势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暴露出了其立法上的疏漏以及它与贪污贿赂罪其他各罪之间的不协调,并因此严重妨碍了本罪反腐功能的实现。本文拟在分析该罪的犯罪构成过程中提出完善本罪立法的建议。     

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问题的探讨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自设立以来 ,由于其在立法上的功利性、立法表述的不完善及配套机制的不健全在实践中陷入尴尬的境地 ,导致法学界对其存在的合理性产生了质疑 ,并对其存废、实施等产生了很大争议。本文就这一罪名设立的理论基础分析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并提出通过对立法表述的完善、配套机制的健全使本罪名得以在实践中有效运行。     

论在我国刑法体系中设立“吸毒罪”的必要性

本文论述了在我国刑法体系中增设“吸毒罪”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对设立的吸毒罪的含义、吸毒罪的构成、处罚幅度，提出了立法建议。     

滥用职权罪立法比较与借鉴

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注重通过立法加强对滥用职权行为的惩治。我国滥用职权罪条文设计不合理 ,罪状不明确 ,主体范围过窄 ,刑罚设立不科学。应及时修改立法 ,将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分列 ,明确其特征 ,扩大其主体范围 ,提高其法定刑。     

污染环境罪危险犯研究

污染环境罪是我国环境刑事立法的当代产物,体现出《刑法》从严惩治环境犯罪的特点。然而,现行污染环境罪之结果犯不能有效实现环境保护的最终目标,危险犯的设立不仅有利于环境犯罪刑事司法和环境保护,也是环境刑法中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必然选择。而且,污染环境罪危险犯的设立不仅符合环境犯罪立法逻辑,也符合刑法谦抑性原则,具体操作中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经验。污染环境罪之危险犯应当规定为具体危险犯,主观上兼具故意和过失,《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污染环境罪危险犯的成立标准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若干问题研析

面对刑法学界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所带来的司法困惑,本文从实然角度入手,首先分析了本罪的立法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其主客观要件,从而揭示出"持有论"符合本罪的立法目的和司法现状,最后针对现有立法在罪名表述和法定刑的配置缺陷,提出了完善立法的具体构想.     

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构成若干问题辨析

危险驾驶罪的设立使"醉驾"和"追逐竞驶"两种行为从行政处罚领域进入到刑法处罚领域,这是我国立法实践的重大进步,更是我国刑法理论界的一项重要突破。但目前理论界与司法实践中对于此罪的犯罪构成,还存在许多质疑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针对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构成中几个较有争议的问题展开辨析,以期对该罪的立法完善与司法适用有所助益。     

贵州嫖宿幼女案处理的适法性与嫖宿幼女罪的废除

嫖宿幼女罪从其设立之初到现在,经过十余年的司法检验,不仅显现出立法的自相矛盾,违背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而且不能起到保护幼女身心健康的应有作用,对于所谓"嫖宿幼女"的行为完全可以通过强奸罪和猥亵儿童罪进行规制。虽然贵州习水嫖宿幼女案的司法处理具有适法性,但是该罪在立法上不具有合理性,而且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因此应当予以取消。     

刍议增设非法吸食、注射毒品罪之必要性

我国现行《刑法》没有设立吸食、注射毒品罪 ,这是刑事立法的一大缺陷。从非法吸食、注射毒品行为的危害、基本特征及境外、国外的法律来看 ,从我国禁毒工作实践看 ,从涉毒犯罪的关联性以及同非法持有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的相互关系上看 ,在我国《刑法》中增设非法吸食、注射毒品罪是必要的。在论述必要性的基础上 ,对非法吸食、注射毒品罪的概念、构成要件、刑罚等提出了立法构想。     

完善我国性犯罪立法的思考

我国的性犯罪立法存在着滞后性 ,借鉴英国性犯罪立法 ,我国的性犯罪立法应着力于完善罪名 ,补充刑法条款的具体规定———扩展强奸罪内涵或将强奸罪一分为二 ;设立奸淫幼女罪 ;增加婚内强奸罪的条款 ;对同性恋中的犯罪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性贿赂要有专门立法 ;对网络色情进行专门立法。     

完善儿童权益保护之探析——以设立虐童罪为视角

少年之于国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理应保证未成年人有一个健康安全的成长环境,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虐待儿童事件的爆发,引起了人们对于儿童健康成长的强烈关注。目前,我国尚未设立虐童罪,然而调查表明90%的人支持设立虐童罪。随着虐童事件的发酵,关于虐童罪的讨论成为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鉴此,分析虐童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通过立法增设"虐童罪",无疑是遏制虐童现象的重要举措。     

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几个问题

拐卖妇女、儿童罪侵犯的客体是公民人身权利;违背被害人的意志不是该罪客观方面构成要件;妇女、儿童是否被卖出不是该罪既遂与否的标志,只要客观上完成了相应的犯罪行为,就应当以既遂犯论处。应在立法上对拐卖妇女、儿童罪的侵犯客体进行补充,采用统一的罪数标准,对在实施本罪时有强奸行为的按数罪并罚。     

非法经营罪司法扩张之检视与反思

当前我国非法经营罪的刑事立法对客观行为的罪状描述采用列举和兜底条款相结合的方式,但是这种模式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弊端,即非法经营罪在司法解释层面和司法实践层面都呈现出明显的扩张化趋势,与非法经营罪的立法旨意渐行渐远,逐渐违背罪刑法定原则。非法经营罪的司法适用需要在保持刑法谦抑性的基础上对本罪的扩张进行合理地限制。     

见危不救入罪的立法构想

见危不救入罪符合我国的立法传统和现实需求,存在可以借鉴的别国立法模式。设立见危不救罪,应在刑法总则中确立一般救助义务,在刑法分则中解决好罪名与分类、量刑、诉讼程序的选择等问题。为规制见危不救行为,还需要建立道德激励机制和救助人权益保护机制,加强公众应急救助知识的培训。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设置合理性评判

97刑法典中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设置 ,不仅存在立法技术上的缺陷 ,而且也透现出了某些权力本位、短期功利化等立法观念 ,其运行已显现出某些非良性的结果。为追求法的良性品格、完善立法 ,应当取消本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适用扩大化及回归

如果说互联网金融犯罪高发助推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适用扩大化,那么传统教义学解释规则更是这种适用扩大化现象产生的根由。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表现特征为切入,教义学解释规则将那些在形式上符合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纳入本罪规制的范畴。尤其是在国家整治互联网金融乱象的背景下,这种适用扩大不仅严重挤压了非国有金融主体的生存空间,也阻碍了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金融创新与金融改革。为了实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实践中适用的理性回归,在分析发案的基础上检讨传统的适用规则教义学解释,并尝试着通过体系解释规则来诠释立法者关于本罪的立法目的。     

轻罪刑事政策视域下收买被拐卖儿童罪的司法适用

轻罪刑事政策在我国的刑事立法、刑事诉讼及刑事司法认定过程中都具有指导作用。收买被拐卖儿童罪属于轻罪,对该罪的刑事立法、刑事诉讼及刑事司法认定过程中都应当根据具体情况适用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及非监禁化的处理,提高我国针对本罪的司法适用水平。     

浅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自确立以来，对该罪犯罪构成的要件一直存在着很大争议。随着该罪在实践中的应用，其立法上的缺陷也逐渐显现出来。尽管2009年2月28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将该罪的最高量刑从5年提高至10年，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立法上存在的问题。本文着重分析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立法上的缺陷，并就如何进一步完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立法提出了若干浅见。     

论组织、领导传销罪的主体范围

我国《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组织、领导传销罪,对打击传销活动具有积极的作用。但实践中,如何理解和界定本罪的主体范围存在较大争议。本文试结合具体案例就如何理解“组织”的含义、界定本罪的主体范围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呼吁尽快明确废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出台相关立法或司法解释。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益探求

民间融资蓬勃发展,但易落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文义射程。法益具有构成要件解释机能,理论界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法益的论述莫衷一是,本罪的立法沿革决定了其固守金融监管秩序,但这已成为本罪解释、运用的"绊脚石"。揭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法益的真实"面纱",可以看到,其法益为金融交易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