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驾驶罪在刑罚上的疏漏

危险驾驶罪是我国为了打击醉酒驾驶和追逐竞驶而制定的罪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做了明确规定。由于该法例比较"年轻",不可避免地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些困惑。对其在司法中尤其是在刑罚上存在的问题进行叙述,探讨其在刑罚上的疏漏,有助于完善我国危险驾驶罪的立法。     

海峡两岸危险驾驶罪比较研究

我国台湾地区于1999年将不能安全驾驶罪纳入＂刑法＂,大陆在2011年2月出台《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危险驾驶罪。二者在理论基础、刑罚目的、法条设计、实施情况等方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比较不能安全驾驶罪与危险驾驶罪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之异同,有利于预测大陆危险驾驶罪的未来发展趋向。     

危险驾驶罪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中增设了"危险驾驶罪",本文从本罪的罪状设计、犯罪构成及司法认定几个方面予以解读,以期更加准确地理解、掌握和运用。     

危险驾驶罪中醉驾认定的疑难问题实证分析

危险驾驶罪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的新罪名,从5月1日实施以来,理论界对于危险驾驶罪特别是醉酒驾车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论证,但依然存在着与实务脱节的事实。司法实践中,对醉酒驾车的司法认定存在着不少争议的问题,如自首的认定、当场逃逸的推定、构罪的证据格、量刑等。本文以2011年以来浙江省丽水全市危险驾驶中醉驾案件为样本进行系统的梳理,并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危险驾驶罪认定标准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和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这两种行为规定为犯罪,但是危险驾驶行为入罪问题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话题。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如何认定危险驾驶罪乃实务的需要。认定危险驾驶罪需要有具体的认定标准,这需要通过界定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构成来完成。文章通过对危险驾驶罪的主客观方面研究以准确认定危险驾驶罪,并指出了认定危险驾驶罪应当注意的问题。     

从法理到规范:危险作业罪的法教义学分析北大核心SSCI

危险作业罪入罪可归因于公共政策和积极刑法立法观的推动。该罪的行为方式可概括为违反行政安全管理监督命令+三种行为之一+现实危险,理解时需要把握关键要素。从立法上而言,危险作业罪缺乏注意规定和类型性或兜底性条款不是立法的疏漏,而是另有原因。从司法上而论,危险作业罪可以作为预防责任事故类犯罪的前置罪,但范围不能扩大到环境污染、医疗卫生等领域。判断“现实危险”必须结合危险作业领域是否处于容易引起灾害发生的客观环境因素考量。危险作业罪和组织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是危险犯和实害犯的关系,但不存在法条竞合。它与危险驾驶罪是牵连犯的关系,与非法买卖、运输、储存爆炸物罪(危险物质罪)是想象竞合犯的关系。     

刑法“危险驾驶罪”条文第二款之解读——由一起驾车抢夺案件说起

文章以一起驾车抢夺案例为切入点,针对《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规定进行解读,分析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构成,进而探讨危险驾驶过程中又触犯他种罪行时的罪数形态及法律适用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论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司法适用与立法完善——基于醉驾电动摩托车问题的反思

醉酒驾驶电动摩托车的行为应当受到危险驾驶罪的规制。电动摩托车可定性为刑法意义上的机动车，醉驾电动摩托车的行为人也不缺乏相应的社会危害性认识，将其认定为危险驾驶罪并不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我国现行刑法体系下的危险驾驶罪在司法与立法两个方面都亟待完善。就前者而言，司法机关应当把本罪的认定重心放在主客观方面的审查上而非车辆属性的判断，同时应摆脱抽象危险犯无需具体判断危险的误区，灵活运用刑法第十三条“但书”条款。交警部门应破除唯酒精论的执法方式，检察机关应对案件进行综合判断，落实好审查不起诉制度。就后者而言，可以通过出台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机动车概念，填补制度漏洞，同时可以通过设置行政前置与改造为具体危险犯的方式完善危险驾驶罪，贯彻实现刑法谦抑性，充分发挥刑法社会治理效能。     

危险驾驶罪的强制措施研析

危险驾驶罪是刑法所有罪名中唯一一个最高刑为拘役的罪名,也是刑法所有罪名中唯一一个不能适用逮捕这一强制措施的罪名。因此,危险驾驶罪的强制措施适用方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刑法修正案(九)》出台后,危险驾驶罪的行为类型增加至四种,即醉酒驾驶、飙车驾驶、超员超速驾驶以及违规运输危化物品驾驶。鉴于醉酒驾驶与其他三种行为在行为方式、入罪标准和人身约束紧急性上存在不同,其危险驾驶罪的强制措施适用应当采用严格的"二分法"。     

危险驾驶罪及其适用分析

《刑法修正案（八）》中设立危险驾驶罪有利于震慑、预防危险驾驶机动车犯罪,有利于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生活安宁,维护社会和谐。危险驾驶罪应限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所界定的道路上实施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在司法适用中应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以及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吸毒后驾驶危险性问题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一个新名词"毒驾"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毒驾行为是指非医疗目的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毒驾肇事呈爆发式的增长,严重威胁着道路交通安全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关于毒驾是否应该和酒驾一样入刑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并引发各界的热议。分析吸毒驾驶的危害性以及在实践中查处毒驾所面临的困境,可以在推动"毒驾"入刑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论刑事法治领域保障人权之实现

尊重和保障人权已明确写入新刑事诉讼法的基本任务之中,但要在刑事法治领域真正做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则必须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罚的执行三个环节融入人民群众普遍认可的常识、常情、常理,在刑事立法时将常识、常情、常理抽象到各刑事法条款中,在刑事司法时将常识、常情、常理还原到具体的案件中,在刑罚的执行环节将常识、常情、常理融入到各种行刑中,从而在刑事法治领域彻底实现尊重和保障人权。     

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借鉴价值

本文从期待可能性理论所体现的人道主义、刑法的谦抑性等视角,探析了吸收和借鉴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合理内核"对我国刑法理念的更新、立法和司法的改革与完善以及公民的守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转化犯立法完善刍议

转化犯是刑法学者对有关刑事立法现象的理论概括,转化犯的界定不能脱离刑事立法实际,且应当符合形式逻辑中有关定义规则的要求。文章从转化犯的定义、立法价值、立法模式、立法例辨析、以及转化犯立法的不足与完善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近代刑法观念的裂变：从诸法合体到刑法独立

诸法合体的观念统领了我国古代自《法经》以来的各种成文法的编纂体例。随着以鸦片战争的爆发为标志的中国近代社会的开始,近代刑法观念产生了从诸法合体向刑法独立的裂变。在改革旧法体系的问题上,刑法独立的主张并非首先提出,而是先有人提倡制定商法,继而刑法独立的观念才孕育而生。从诸法合体到刑法独立是一步重开历史先河的转变,究竟哪些原因促成了这一观念裂变?诸法合体是中国古代农业自然经济、封建集权政治、及律学传统的产物;近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学为刑法独立的观念创造了条件,共同推动它由萌芽、发展、成熟,到最终成功运用在立法实践中。近代刑法观念从诸法合体向刑法独立的裂变意义广泛而深远。     

罚金刑执行难的原因与对策

罚金刑执行难是司法实践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其立法根源在于刑法总则所确定的罚金刑适用根据的单一性,刑法分则关于具体犯罪适用罚金刑规定的僵化性;其司法原因在于罚金刑的判决具有盲目性,罚金刑的执行主体不够具体。从立法上讲,应完善刑法总则关于确定罚金数额根据的规定,改进刑法分则关于具体犯罪适用罚金刑的规定,同时增设罚金易科制度;就司法而言,应摒弃罚金刑适用的盲目性,并统一罚金刑的执行机构。     

恢复性司法与行刑社会化研究

行刑社会化是当今世界行刑制度发展的显著趋势,反映了由重趋缓的刑罚观念的价值取向,也是现代刑罚立法由严到宽的必然归结。如何界定行刑社会化的概念,确立其理论基础,此中涉及刑法学、社会学、刑罚学、监狱学等诸多领域。在全面考察国外行刑社会化制度的基础上,进而合理构建我国的行刑理念,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行刑社会化制度,已成为行刑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课题。     

论建国60周年实行特赦的现实意义

现代赦免制度尤其是其中的特赦制度，作为刑事政策体系的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宪政体制和刑事法治领域诸多核心而又敏感的问题。本文在阐释了特赦的概念及其特征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特赦立法的现状，在指出建国60周年实行特赦的作用和意义之后，提出了建国60周年实行特赦范围。     

从律师刑事责任的承担看刑法第306条的存在合理性问题

刑法第 30 6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主要涉及律师刑事责任问题 ,自其产生之日起即引起极大争议。本文以刑事立法科学性、合理性和明确性为视角 ,探讨了该条的立法缺失 ,对该条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质疑 ,并从完善我国刑事立法以及树立正确刑事诉讼之理念的角度出发 ,提出废除刑法第 30 6条之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