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权外部监督制约机制完善研究

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检察权需要健全外部监督制约机制,以保证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具体思路: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实现党对检察权的依法监督;明晰权力机关监督的宪政内涵,完善人大对检察权的宪法监督;规范社会监督渠道,保障社会公众对检察权的权利监督;健全权力救济程序机制,强化诉讼当事人对检察权的利害监督;完善公安司法机关内部制约规定,加强公安司法机关对检察权的诉讼监督。     

检察权的配置与司法体制改革

检察权的配置是当前司法体制改革和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检察权作为一种以程序性监督为内容,以连锁交互的权力组合形式为结构的法律权力,其内在结构的完整性是检察权存在并发挥法律监督效能的前途和基础。没有检察权的科学配置,就没有检察权的有效运行,也就没有权责明确、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本文将对我国检察权配置的现实意义、基本原则加以阐述,探究我国检察权配置的现状及其立法缺陷,特别是要研究如何科学配置我国检察权在司法体制改革中的运行模式,进而提出完善立法的具体建议。     

法律监督权，能否与检察权兼容——从法治的角度对中国检察权的反思（上）

法律监督权其固有本性应当是立法权的派生。但现代国家一般没有使其成为独立的国家权力并与行政、司法乃至检察权处于平行的位置,而是将其作为保障法律实施的手段,分散配置于不同的国家权力之中,从而使其承担起相应的监督法律实施的护法功能,以及制约其他国家权力的平衡功能。检察权与法律监督权原本是两种异质的权力,但检察权作为法律实施的重要主体之一,是执法行为唯一贯穿整个刑事诉讼全过程的权力主体,为了实现国家权力的彼此制约以及护法功能,也理应与其他国家权力一样,拥有其为实现职能而必须的法律监督权能,二者兼容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     

宪政视角下的中国检察权--兼议法律监督权与公诉权的关系

宪政建设的核心是以权力制约权力 ,其主要手段是通过权力分离实施相互制约 ,文章通过分析我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 ,以及检察权的发展过程 ,认为它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的民主宪政思想 ,我国未来检察权应当包括有限的 (职务犯罪 )侦查权、完整的 (刑事、民事、行政 )公诉权和完善的 (立案、侦查监督、不起诉、诉讼监督、刑罚执行 )监督权。检察权的特点是复合性、制衡性与程序性。法律监督权应当区分为政治意义上和法律意义上广狭不同的两种权力 ,其中狭义的法律监督权即诉讼监督权。所谓法律监督权与公诉权的冲突 ,实际是诉讼监督权与公诉权职能的冲突 ,表现为国家的法制统一与具体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 ,但又都统一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或长期利益。     

监所检察权的优化配置和立法完善

监所检察权是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机关行使该项权力具有明确的宪政基础和法律依据。现行监所检察权的配置在许多方面还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致使立法预期价值与司法实践严重脱节,影响了权力的运行效果。实现监所检察权优化配置,需要考虑在现行立法框架下在上下级检察机关以及同一检察机关内设机构之间调整监所检察权的配置,完善相关机制。立法方面,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完善监所检察权的配置模式,赋予检察机关必要的权力,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     

检察权外部监督制约机制研究

检察机关的地位及检察权性质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关系到检察机关在国家机关的角色功能定位及作用的发挥.检察权是具有独立属性的国家权力,检察机关的定位及其检察权的属性是在宪政体制下的制度安排.在强化检察权独立行使的同时,加强对检察权的权力制约和权利监督是进一步完善检察制度的重要方面.     

简论检察权配置的基本原则和一般规律

科学配置检察权必须遵循检察权配置的基本原则和一般规律。检察权配置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司法规律原则;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原则;权力结构完整性原则;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等权力相互制约协调运行机制原则;谦抑性原则。检察权配置的一般规律:一是配置给检察机关的职权基本上是程序性权力;二是配置给检察机关的职权是在不断充实、扩大的。     

我国检察权配置和管理体制的理性审视与完善构想

我国现行检察权的配置由于忽视结构性权力和检察权管理体制的合理构建,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功能的弱化。本文对我国目前检察权的四个结构性权力的实然配置形态和检察权管理体制整体架构进行理性分析,并提出充实完善检察权结构和检察权管理体制的整体构想,以实现检察权的优化配置和强化法律监督的功能。     

以检察权为视角的权力制衡实证分析

文章对检察权的司法属性与监督属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证，认为检察权监督属性以司法属性为前提与依托。检察权主要通过侦查监督程序制约侦查权，检察权主要通过诉讼程序制约审判权、行政权。检察权与侦查权、审判权相互制约以及检察权与行政权相互制约，实现权力制衡。最后对检察权自身的监督制约机制进行探讨，检察权自身的监督以权力监督为主，以权利监督为辅。     

我国检察权配置和管理体制的理性审视与完善构想

我国现行检察权的配置由于忽视结构性权力和检察权管理体制的合理构建，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功能的弱化。本文对我国目前检察权的四个结构性权力的实然配置形态和检察权管理体制整体架构进行理性分析，并提出充实完善检察权结构和检察权管理体制的整体构想，以实现检察权的优化配置和强化法律监督的功能。     

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内涵

现行宪法关于"法律监督机关"(第134条)与"检察权"(第136条)之规定呈现出机关定位与权力定性的非对应性,此迥异于"一府一委两院"之其他国家机关,凸显了检察院的独特宪法地位,其蕴含的是法律监督机关的多重宪制功能。法律监督机关之宪法定位规约了检察权行使方式和检察制度的变革路径,检察权行使方式和检察制度的变革丰富了法律监督的内涵进而强化了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检察机关正是在这一良性互动中走上独具中国特色的实行法律监督之路。新时代法律监督机关应在其宪制功能与规范内涵指引下,全面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提升对行政权监督的质效,在法律监督新格局中切实捍卫社会的公平正义,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行稳致远。     

宪政视野下检察行为的规范与创新——以刑事诉讼参与人权利保障为视角

宪政的设计和运行程序集中表现为权利保障与权力控制二者之间的张力。宪政与检察行为的内在逻辑在于人权保障,宪政的基调决定着检察行为的品质。在宪政环境下,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以保障人权为终极价值,通过规范、创新检察行为,避免对公民个体权利的侵犯,最大限度地保障各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     

“法律监督”概念内涵的中国流变

我国的“法律监督”概念,乃是在借鉴和理解苏联的检察机关定位、监督职能和“检察监督”概念之基础上形成的。苏联法中的“检察监督”,是在维护法制统一的目标下,以一般监督为核心,以垂直领导为组织保障所形成的概念。基于对“检察监督”的认知,“法律监督”在中国最初是作为一个法学概念被提出,并初步完成概念转型。“法律监督”入法成为法律概念后,在中国法的语境中生成新的意义,最终获得宪法上的内涵并具有了中国化的理念和制度内涵。在强化诉讼监督及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和“四大检察”新格局下,“法律监督”在职能维度成为一个具有宪制基础并拥有广泛监督职能的专门制度,是党领导下法治建设的重要成就之一。“法律监督”概念的核心内涵已经定型,但职权配置方面依然处在动态演进之中。     

构建刑事追诉和法律监督相统一的中国检察权

检察学研究中的主流一元论把检察制度统一于法律监督，存在诸多无法克服的矛盾；二元论一定意义上又具有否认法律监督的倾向。而从监督和制约来透视中国检察权之争，则应超越传统的“一元”和“二元”之争。中国检察权包含法律监督和刑事追诉两大权能，法律监督和刑事追诉统一于检察权，但又在检察权下适度分离。其体现了监督和制约的内在特点，也是完善中国检察制度，优化检察机关职能配置，全面贯彻落实宪法原则和党的十七大“完善监督和制约机制”的需要。     

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对检察职能的影响

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优化了检察权的配置,吸收了检察改革的成果,解决了检察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新刑诉法以加强法律监督为指导思想,改革和完善了检察机关的侦查权、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对强化检察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确保新刑诉法实施时检察职能的顺利实现,检察机关应积极做好观念更新、条文理解、职能调整、组织保障等准备。     

论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

在检察机关的各项职权中,行使最"杂"的莫过于民事检察权了。民事检察的范围,从现行法律的规定看仅是"生效的判决和部分裁定";从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考察包括任何公权力机关对民事法律的适用范围;从法理上评析:检察监督职能的发挥必须规范在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上,行使代表公共利益的国家公权力机关不正确实施国家民事法律,构成了民事检察监督的事实原因。民事检察权力运用是否正确依存于民事审判权力。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在对象上,是代表公共利益的机关(包括事业单位和企业);在内容上,应当围绕民事法律在公权力机关的实施;在阶段上,包括诉前、诉中和诉后的任何阶段。     

我国检察权制约行政权的制度构建

在我国,检察权与行政权具有同等的宪法地位。检察权理应有效制约行政权,但现实中,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检察权制约行政权的实效远不尽如人意。我国检察权制约行政权有其理论基础、宪政基础、实践基础、文化基础,也顺应国际潮流。检察权要通过对行政权运行的程序控制和结果审查以及实行检察一体化、实现检察官的职业化、专业化和明确检察机关的具体行政监督职权来保障有效制约行政权的实现。     

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宪政体制论

美国贸易政策制定权力由《美国宪法》明确界定,所以开启贸易自由化的＂1934年体制＂本质上是一个宪政体制。该体制的形成是基于后危机时代重构政治平衡与摆脱经济危机的现实需要,而其变迁是围绕国会＂授权-控权或监督＂的宪政路径展开的,并由贸易保护主义力量与自由贸易主义力量之间的宪政博弈推动的。这种宪政博弈实质上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贸易立法博弈,而具体表现为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四位一体＂制度架构。对正在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的中国而言,这种源于宪政博弈的贸易制度创新实践可资借鉴之处主要在于两个方面,即后危机时代贸易自由化立法范式的创新和自由贸易与不公平贸易二分法的立法体例的引入。     

检察制度是实现中国宪政的重要形式

宪政无定式但其有定法,不能充分了解宪政形式的多样性和内在规律的趋同性就会对检察制度理论进行随意的攀附、位移甚至替换。在比对各国的宪政体制及其检察制度后,可以看出,中国的检察制度是宪政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应用。中国检察制度的设计是建立在立宪主义的高度审视我国权力的合理配置,代表了我国宪政体制完善的方向。     

中国检察制度的几个问题

作为现代检察制度之缘起和基本职能的公诉,是控诉功能和监督功能的有机统一,检察机关通过对犯罪的控诉,实现对警察侦查权和法官审判权的双重监督,故监督是检察机关与生俱来的固有属性;中国设立法律监督机关是由国体、政体、国情及制度传统决定的,它较好地反映了中国宪政制度下对国家权力监督制约,以保证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的客观要求;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诸项职能是科学、合理的,应朝着强化的方向予以改革完善;在质疑中国检察制度者中,多数是为了完善中国司法制度,少数存在着思想方法片面、研究方法脱离中国实际、目的动机不够端正的问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法学研究特别是司法体制改革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对极少数别有用心者,保持应有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