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重返亚洲战略下的中国与印度关系

印度因其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被美国视为抑制中国“崛起”的控制阀和其重返亚洲、构建遏制中国包围网的重要节点。但印度在政治经济上对美国借重的同时亦和中国在国际上有着诸多共同利益诉求,并为加速本国经济腾飞而不得不倚重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其角色的特殊性决定了在中美新博弈中印度将左右倚重并制衡。因此,在经济利益为国家相互关系主导因素的背景下,中国应与印度构建共赢发展互动关系,推动两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地缘政治学空间话语的演进逻辑及前景展望

传统地缘政治学在空间话语上形成了一脉相承的逻辑体系，差异性导致空间排斥，空间排斥诱发空间争夺，无休止的争夺使空间逐渐变得封闭，竞争者们都试图单独控制封闭空间，封闭空间的控制权成为有效的保障国家安全和权力增长的途径。该逻辑在理论上僵化、实践上失败，被后现代主义批判为帝国主义政策的工具。符合新时代特征的地缘政治研究需要以开放空间的共享与保护为基点，重新思考“空间”的含义，构造新的“空间”话语体系，进而分析空间开放与共享的地缘政治路径，围绕空间地理/政治属性的重新阐释“一带一路”及区域化的新实践、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推动空间话语向空间开放、共享及保护转化。     

货币金融权力与美国的“软霸权

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 各国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进一步加深, 而资本 的跨国流动又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主导力量。在这种情况下, 货币金融权力成 为与传统的陆权、海权一样但更为重要的政治或战略影响力, 同时传统的IMF 在国 际关系中的作用明显增强。拥有强大货币金融力量和实际控制IMF 的美国形成了 不同于政治或军事等传统霸权形式的“软霸权” 。美国利用其货币金融权力和IMF 对其他国家进行货币战、金融战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特点。     

重新解读"中国模式":概念与影响

本文探讨了"中国模式"的定义和影响,认为"中国模式"关键在于较好地平衡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关系、经济增长与提高民生的关系."中国模式"的提出和发展必将对美国等西方国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国际政治格局以及中国软实力构建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影响表现在:"中国模式"所倡导的合作精神是对现有西方秩序的有益补充;"中国模式"的提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的道路选择;"中国模式"将促进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将受益于这一过程.与美国最大的不同是,中国没有在全世界推广"中国模式"的主观意图,而是主张发展道路的多样化.     

中美日三边经济关系：新世纪，新变化

进入新世纪头10年，中美日三边经济关系随着中美日三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实力对比关系的改变而出现了显著变化，即：中国的地位快速提升，而日本的地位明显下降，美国的地位虽有下降但依旧十分重要。分别从中美日三个国家的视角审视三边关系，则主要表现为：中国从倚重日本转变为倚重美国，美国从美日经济摩擦转变为美中摩擦，而日本则从对美依赖转为对华依赖。这种变化将构成新世纪全球经济格局和大国经济关系调整的重要动向。     

东亚经济的成功改变了政治意识——关键是“中产阶层”如何活动

向顺畅的出口产业转换在六十年代,先从纤维纺织等进口替代产业的工业化开始,八十年代,成功发展家庭电气和电子学、机械等具有竞争能力的出口产业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发展中世界的东盟和中国的经济迅速增长给亚洲政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使“亚洲的停滞”化为废话的亚洲经济却戏剧般地增长起来。在这种增长的情况下培育起来的新的政治力学眼下正在将新的形象投射到政治与社会上去。这种新政治力学是如何改变以传统的政治基础     

地缘重心与世界政治的支点

10 0年前地缘政治的概念被正式提出并形成相对系统的理论。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强调国家的权力增长与空间扩张的关系、海权与陆权的对抗。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发展 ,尽管这种支撑强权政治的理论仍对一些国家的战略选择产生影响 ,但它对现实国际政治的解释越来越显现出局限性。文章尝试着从一个新的地缘政治视角 :“地缘重心论” ,来分析现实国际关系 ,强调地缘重心国是区域一体化的引擎 ,是世界政治的支点。同时认为可以从地缘重心的角度分析当前国际关系地缘板块结构中发生国际冲突的脉络。文章主张各个地缘重心国之间应该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协调与合作 ,建构一个稳定的世界秩序 ,维持人类的长久和平与繁荣     

苏共高度集权执政模式形成中的国际政治因素

苏共的执政模式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执政模式，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而关于苏共高度集权执政模式形成的原因，文章着重讨论了苏共高度集权执政模式形成中的国际政治因素。一个基本的观点是：苏共所秉承的“世界革命”理念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直接导致了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恶性互动的紧张关系。这种与资本主义国问的紧张关系成为苏共对国家全面领导的政治体制形成的外部条件。     

政治转型与民粹主义的生成——以东南亚国家为例

民粹主义是转型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必经的环节,表现为一系列激进的大众政治运动,其背后隐藏着各种权力争夺与精英操作。在东南亚,民粹主义是各国从威权走向民主的转型历程中已经完成或正在面临的严峻考验,这一现象的广泛出现与东南亚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密切相关,首先是宪政民主的制度建设缺乏相应的经济发展水平支持;其次是因分配不公和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与中下层民众之间紧张的阶级关系;最后是新生政治势力与传统政治势力的较量被具体化为争夺民众支持的斗争。与欧美民粹的左右两极同时发展和拉丁美洲民粹持续影响国家决策不同的是,由于传统文化与传统政治因素的约束,东南亚民粹主义左右政治发展方向的空间较为有限。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教关系

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建立了政教合一、神权至上的共和制国家。宗教势力掌管了国家一切权力,神权高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上。宗教力量对政府政治的制约,实际是伊朗政教关系的一种反映。伊朗政教关系反映了传统与现代的政治力量对比,它是一对矛盾的对立体,在矛盾—斗争—协调—妥协—新矛盾中曲折前进。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完全意义上的政教分离还很难实现,但宗教统治的逐步标签化将是伊朗政教关系的发展趋势。     

中俄经济转型初期经济政治目标关系对比分析

任何一场改革都要牵涉到政治和经济等重大领域。在经济转型初期,中国和俄罗斯在处理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的关系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同。俄罗斯以政治目标为主要目标,经济目标的实现为政治目标服务。中国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同时进行改革,偏重经济目标的实现,从而推动政治改革进程。不同政治权力的这种安排取决于目标内容的差异。正确认识这种差异不仅有利于我们处理好"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处理好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还有利于认识不同国家民主化与市场化的次序安排,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     

新地缘政治结构理论探索 ———解释模式视角

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自然主义模式、空间—权力关系模式到结构主义模式 的演变。以结构主义模式为特征的地缘政治理论较好地发挥了对世界政治的解释功能, 但对动态 的国际关系的解释能力相对不足。因此, 地缘政治结构理论建设可以在继续完善以地理区域为单 元的传统结构理论的同时, 积极思考和探索以行为体为主体的新的地缘政治结构理论, 实现结构主 义模式中具体解释方法的创新, 以加强对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解释能力     

东亚体系变迁与中朝关系——历史演变与现实考量

世界体系的长周期理论为世界政治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循环序列构成了世界政治的长波周期，以此考量东亚体系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关系的演变轨迹，大致可分为礼治体系、条约体系、冷战体系和后冷战体系四个阶段。从后冷战时代的视角审视，构建与朝鲜半岛国家的关系，中国应当遵循利益原则、权力原则和制度原则，积极发挥大国作用，以构建一种新型的东亚体系。     

美国能源权力的扩张与限度

世界能源转型和气候变化与俄乌冲突、大国战略竞争叠加,在全球层面改变了国家间权力平衡,并重塑了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和行为模式。美国将能源权力与话语霸权和金融霸权相结合,构建围绕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盟友体系。这个体系既可以通过利诱补偿来拉拢盟友和伙伴国,也可以通过威逼威慑来遏制竞争对手和敌对国。在传统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美国以塑造“更加安全”的世界能源体系的名义来改变全球能源格局的权力结构,利用“全产业链”优势提升自己的地缘政治影响力。由于正向权力建立在补偿机制之上、负向权力建立在不对称相互依赖之上,美国能源权力的扩张存在奖励和惩罚两个方面的限度。面对百年未有之能源大变局,中国有必要充分挖掘自身优势,将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潜力转化为世界能源和气候治理中的“结构性权力”,利用清洁能源的技术优势、化石能源的市场优势提升议程设定权、规则制定权和市场议价权。     

中俄经济关系发展的政治背景

近些年俄国内部的政治变化,对中俄政治经济关系给予了巨大的影响。共产主义统治的结束与联盟的瓦解,改变了俄国在亚洲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关系,五个中亚苏维埃共和国获得了独立并日益受到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影响。同样,市场经济的建立使得俄国特别是远东地区与中国建立新的经济联系。中国已迅速成为中亚地区的主要外贸伙伴,并不断增加在运输,能源及其它领域中的投资。与此同时,两国政治权力从中央到地方的下放,亦推动了远东地区边境贸易和其它经济联系的蓬勃发展。     

未来十年的世界与中国:国际政治视角

未来十年的世界与中国都将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世界将进入体系转型和秩序重塑的关键期,国际权力结构呈现出西方与非西方相对均衡、新老大国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新局面,这将导致全球议题、决策体制和发展理念出现新的变化。中国在未来十年将经历一个实力增长的黄金期和问题多发的脆弱期,如何使用不断增长的实力以及能否控制住国内矛盾决定着中国崛起的基本前景。未来十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处于重新调适和相互建构过程中,彼此之间的战略疑虑和认知差距将大为加剧,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中国外交需要在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自我发展与他者共赢之间显示更多的平衡和灵活性,进而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继续朝着和平、合作的方向发展。     

叶利钦时期滨海边疆区的政治制度

叶利钦时期,滨海边疆区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政治法律制度,它既带有民主社会的某些表面特征,又具有极权主义的实质倾向。分立和制衡的政治结构只具有法律层面的意义。杜马、司法机构和其他国家权力系统均受制于执行权力机构。政党和社会运动在边疆区地方政治生活中影响不大。主要的政治动员能力掌握在执行权力机构手中。实质上人们面对的是一个以边疆区行政长官为首的掌握了整个地区国民经济和行政管理职权的宗派化执政集团。     

俄罗斯远东经济发展前景分析

俄罗斯远东地区是俄罗斯面向亚太的战略桥头堡,对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具有重要的影响。普京执政后,加强了对俄罗斯各联邦区的控制,远东地区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受地缘政治关系等因素的影响,投资不足问题一直是俄罗斯远东经济的"瓶颈"。预计俄罗斯仍将利用"能源牌"平衡与亚太近邻国家的关系。俄罗斯远东地区在这个前提下以资源开发为主线,如何最大限度地争取俄联邦的支持,努力发展与中国、日本、韩国等亚太国家的经贸关系,就成为决定经济发展前景的关键。     

中亚国家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政治稳定与政治危机北大核心CSSCI

中亚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是一个国家构建与政治体系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各国不仅要解决权力结构体系的"去苏联化"和本土化问题,还要处理民族国家构建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政权的世俗化等诸多问题。独立与转型20余年来,中亚五国在三权分立原则的基础上构建了符合本国发展状况的权力结构体系和政治系统。但由于多数中亚总统制国家尚未经历正常的政权轮换,其宪政民主体制没有完成制度性巩固。因此,尽管这些国家的总统拥有无人撼动的政治威望,但伴随领导人步入"老人执政"时期,政治权力体系的结构性与制度性矛盾也日渐凸显,并有可能在后"老人执政"时期对政权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墨西哥“中央—地方”关系的动态演进(1917~2012年)

考察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分析墨西哥国内政治变迁的重要视角。1917年墨西哥宪法的颁布为墨西哥国内政治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1917~2012年期间,墨西哥中央与地方关系先后经历了从混乱走向稳定、中央集权、地方分权、中央一地方关系动态调整四个阶段。以1982年债务危机为分水岭,危机前墨西哥的中央—地方关系体现出中央高度集权的特征;而债务危机迫使中央政府作出制度性调整,全面放权到地方政府。从权力调整的趋势来看,墨西哥中央—地方关系在"集权—分权"之间来回摆动;从权力调整的幅度来看,墨西哥中央—地方关系的变化呈现出逐步稳定和成熟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