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豪宅VS棚户区,一墙之隔的贫富两重天

记者前不久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进行调查时发现,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大城市,尽管天价豪宅和棚户区之间往往仅有一墙之隔,但有钱人和低收入群体居住区域的界定和划分已经越来越分明和固化,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日益显现。专家指出,解决我国贫富分化的根本之道在于改变现有的利益分配机制和格局,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天价豪宅vs棚户区,一墙之隔的贫富两重天

记者前不久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进行调查时发现,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大城市,尽管＂天价豪宅＂和＂棚户区＂之间往往仅有一墙之隔,但＂有钱人＂和低收入群体居住区域的界定和划分已经越来越分明和固化,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日益显现。专家指出,解决我国贫富分化的根本之道在于改变现有的利益分配机制和格局,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新自由主义对美英国家刑事法制的影响及反思

从一国或地区的政治经济体制来理解其刑事法制,可以以相对宏观的视角把握其刑事法制脉络。美国刑事法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刑事法制基本观念到具体实践都渗透强烈的报应主义色彩,而隐藏其后则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美国刑事法制的转变也影响着英国等国家。对这一思潮进行研究,一方面可以对这些国家刑事法制过去半个世纪发展脉络进行整体把握,另一方面也为分析研究这些国家刑事法制提供了一个更具批判性的视角。     

论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础

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础,是指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和建立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以社会主义民主为内容的政治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思想基础。这三者从不同层次构成我国法制基础的整体,制约着我国礼会主义法制建设,并成为我国法制服务的对象。     

“拳”怎能大于法——暴力抗法现象剖析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日臻完善,依法治国的观念也渐入人心。而法治的要义在于完备的法制得以普遍的遵行,即“法律至上”。但是,近几年来,处于法制运行的终端环节,行使着社会纷争终极裁判权的人民法院     

立宪主义与经济发展──亚洲的经验

在亚洲，立宪主义最基本的功能在于促进经济发展，即在经济领域中以宪法特有的功能创造社会财富，逐步消灭贫困，实现经济正义。通过亚洲制宪史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立宪主义实现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亚洲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贫困现象。立宪主义是人们行为方式的一种选择，那么选择目的与选择内容都与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关。制宪过程中不同模式的比较，其深层原因也在于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作者认为，对亚洲社会而言，立宪主义的最大价值在于通过宪法调整，为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立宪基础。因此，亚洲立宪主义功能首先表现为经济功能，立宪主义…     

全面推进法治社会建设背景下增强公民法治观念对策研究

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后,以及司法改革的全面推行,“依法治国”这一主题再次提升到一个全民高度关注的高度,公民法治观念作为法制社会的重要标尺也同样应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指出,我国公民的法治观念虽然呈现逐渐增强的态势,但是在现今要全面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大背景下,我国公民的法治观念依旧处于法治观念整体不强,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我国公民法治观念的提高仍需要理论和实践上的不断探索.     

以协调与融合为核心的环境法学方法论初探

环境法学者以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为基础,提出了以“主客一体化”“生态化”为核心的整体主义环境法学方法论,但是这一环境法学方法论显然具有忽略人的因素的生态中心主义倾向,削弱和冲淡了其对实际环境问题的应对功能.由于整体主义环境法学方法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生态学原理直接推导而来的,以其为指导的环境法学与各传统部门法学的交流出现了障碍.我们有必要反思整体主义环境法学方法论的基础和逻辑,依据可持续发展理念,融汇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思维方法,联系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协调与融合环境、社会和经济因素,以此为基本出发点,建立以协调与融合为核心的环境法学方法论.     

也论生态整体主义环境法律观

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促使以应对现代环境危机为历史使命的现代环境法从个体主义走向整体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环境法对“生态整体主义”的全盘接受。整体性的生态系统在环境法上只能体现为人类整体的利益,意味着人类个体应当负有对其进行保护的义务和责任。当然,环境法对人类整体的利益保护并不意味其要杜绝与消灭人类个体的利益,而是要对其进行约束和限制。在人类个体利益仍居主导地位而人类整体利益观念尚未形成的当今时代,现代环境法制的健全与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过分悬殊的贫富差别问题如何解决

党的第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国际贫富差别的警戒线,社会各个阶层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利益分化。如何解决好贫富差距问题,这不仅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关键问题。本文首先论述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缩小贫富差距的必要性,力求探讨缩小贫富差距的对策和措施,以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步伐。     

同案同判下司法技术与情理的平衡

同案同判旨在通过指导案例和类案检索制度促进法律统一适用,从而树立司法公信力。同案同判表示着司法技术化趋势,而司法技术化是中国近代以来愈加推崇的形式理性及其所引领的市场经济、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案同判一方面保证了法律的确定性与司法的形式正义,另一方面却因法律适用过程中的技术化操作牺牲了部分个案的实质正义。既然同案同判的最终目的是向社会树立司法公正价值,那么就必须兼顾社会公正观。当代社会的主流公正观是在法治前提下追求情理法兼容。这是法律儒家化的结果,符合中华文明的和谐平衡观,是传统司法的首要原则。司法技术化与传统情理法的冲突,深层次是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近代以来,中国对技术过度迷信,导致司法公正与民众公正观的间隙扩大。这需以情理法兼容的传统予以调和,使司法不仅仅是科学的法律知识与程序之学,更是兼顾伦理观的司法技艺。司法技术只能作为解决当前司法适用不统一的过渡与辅助手段,长远来看,需通过拓展法官的综合知识与培育伦理素质以正确适用、阐释法律。     

继承法修正中的理论变革与制度创新——对《〈继承法〉修正草案建议稿》的展开

我国《继承法》如何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而得到适当的修正,既是我国法治建设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又关系着百姓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透过对时代背景的考察发现,《继承法》必须面对人口老龄化、独生子女家庭增加、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等现实问题。《继承法》的修正不仅自身规范体系应协调一致,还应与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统一,更需要与我国当代社会现实相适应。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修正草案建议稿》条文的解读,展示了我国继承法基础理论适应时代的变革与制度创新。     

对当前我国贫富差距的理性思考

目前，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已引起社会和理论界的普遍关注。因此，我们要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正确认识当前我国贫富差距的问题。既不能无视贫富差距的存在，也不能夸大当前的贫富差距。本文分析了我国贫富差距与两极分化的本质区别，阐明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两极分化不可能成为现实，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观点。     

衡平理念下遗产税的开征与法律制度构建

衡平税法将衡平理念运用到了税法之中,其提出立足于我国非均衡经济制度条件下产生的社会财富分享不公的矛盾。传统税法面对贫富差距问题存在一定的法律失灵甚至异化现象,需要衡平理念对其进行矫正。遗产税在调节社会财富分配方面的作用已在世界其他国家得以彰显。当前,在衡平理念下开征遗产税并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构建遗产税法应立足于我国现实,实现三位一体但又有层次的价值理念、税权和税负的衡平。     

私法的基础:从个人主义走向合作主义

中国私法学在借鉴两大法系私法制度和私法学说时,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支撑两大法系私法的个人主义认识论。近年来,个人主义认识论得到中国私法学者的系统阐述,并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然而,个人主义过分侧重强调对既有私权的静态享有和安全保护,忽视了私有权利的动态生成机制,进而忽视了私人社会生活和私法的合作面向,即私人之间共同合作创造的过程。受此影响,个人主义认识论不仅无力对现有私法制度作出系统合理的解释,而且很可能成为中国私法学在两大法系传统智慧之外构想更优替代方案的绊脚石。中国私法学有必要认真对待私人社会生活的合作面向,在认识论上从个人主义走向合作主义。     

社会法的定位和未来

本文以对传统部门法划分理论的批判为切入点 ,定位社会法。作者认为 ,公法与私法的融合或交叉并不一定是社会法 ,社会法也不是泛义上的公法与私法融合性法律的代名词 ,而是具有特有调整对象的、具有现代属性的一类法律。这类法律与宪法、民法、刑法、诉讼法、行政法、经济法一起构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同时 ,作者指出了社会法与法社会学的界别问题。此外 ,作者还分析了社会法及社会法学的未来。     

The Making of a Market Economy in China: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Market Development

Abstract:  The making of a market economy in China occurred when the domestic legal system was largely underdeveloped. It is the administrative bureaucratic system that has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the making of a market economy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strived to establish a market economy based on the rule of law and has undertaken legal measures to rationalise 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market economy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administrative bureaucratic system head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remains a strong party leading the market economy construction in China.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bureaucratic system and market economy development have evolved into a social institution. To transform the regulation of market economy development towards the rule of law is a social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s a slow and incremental process, as it is imbedded in the various formal and informal constraints in Chinese society.     

法律现代化与意识形态化色彩——我国法律变革研究历程中的一个现象分析

法律现代化论题 ,不仅是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机制转型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也是法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由于中国的法律现代化不是传统法律历史正常演进的结果 ,而是肇始于鸦片战争之后 ,社会和政治危机不断加深 ,处于一个“原有文化根基失落”、“迫切需要意识形态”的时代 ,因而 ,我国近代以来 ,如洋务运动、改良运动、清末新政阶段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阶段及新中国成立至今三大阶段 ,关于我国法律现代化的研究与论争、更替与改造 ,无论有意或无意 ,大都具有较浓的意识形态色彩 ,或曰大都是通过“意识形态的过程” ,输出其关于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来完成的。意识形态观念对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进程虽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但刻意强调、突出其作用 ,又势必给我国的法律现代化事业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     

对法律人才素质教育的思考

时代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到来,使素质教育成为当今各国教育界关注 的热点问题。素质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全面和谐发展的人。法律工作 者特殊的工作性质要求法律人才必须具备较常人更高的综合素质,而这首先依赖于 教育工作者自身素质的提高。为此,应改革我国法律高等教育的现状,以适应２１世 纪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要。     

建设幸福广东的社会转型挑战与治理模式重构

广东社会发展面临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复杂、社会诚信缺失等社会转型之痛的突出问题。其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结构变迁与治理模式相对滞后,具体包括：治理模式出现功能性失调;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制度创新短缺,多元治理格局尚未形成;经济社会地缘环境特殊;教育失误和社会舆论导向异化,出现信仰真空。在迈向幸福广东的征程中,需要社会治理模式创新与重构,需求新对策：进一步解放思想,着力发展＂开明政治＂和打造＂阳光政府＂;强化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事业建设,全面提高广东基本公共服务整体水平;实现治理模式的结构性转型,形成良好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和完善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维护社会安定有序;提升文化软实力,重构社会伦理和主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