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公共行政的伦理意蕴——基于“新公共服务”范式的分析

本文分析了新公共服务理论因其超越了传统公共行政的效率中心论和新公共管理的市场化和企业化模式等工具性价值的内在矛盾和缺陷,突显了民主、公民权和公共利益等目的性价值在现代公共行政的中心地位,由此使其在人性、公共道德责任、公共道德目的、公共道德准则、公共美德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产生重大影响,具有重要的伦理价值,为现代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奠定新的公共道德基础。     

国外“政府部门间关系”研究:历史预置、理论主张与分析视角

国外"政府部门间关系"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历史周期:科学管理时期,新公共管理时期与整体政府时期,形成了"分工—协调"论、"结构—功能"论、"无缝隙政府"与"伙伴关系"论、"整体政府"论等较为成熟的理论主张。其分析视角主要包括政府效率的视角、公共选择的视角、民主政治的视角。但是,从理论层面上看,国外的"政府部门间关系"研究由于缺乏从通则式的解释模式分析政府部门间关系的调整,因此,难以有效解释中国的"政府部门间关系",从而不能拓宽理论研究的适用范围。     

对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的解读与反思——福克斯、米勒话语理论评析

福克斯与米勒在《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一书中指出,无论是传统公共行政价值中立的政治——行政二分模式,还是试图在伦理价值与官僚控制之间作出调解的新公共行政,都与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话语及理论方面产生了分裂。不仅他们的环式民主面临失调,研究方法与范畴也存在局限。为克服传统公共行政"独白式对话"的缺陷,超越新公共行政中宪政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不足,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话语理论逐渐浮出水面。该理论从批判现代性入手,试图构建一个没有价值预设和判断标准的公共能量场,认为部分人的对话才符合话语的正当性要求,力图实现传统公共行政向后现代公共行政范式的变迁。     

寻求效率与公共性的平衡——从公共行政学发展史来看

效率与公共性的关系问题是公共行政学发展史上最古老的议题之一,在某种意义上,公共行政学发展史就是一部寻求效率与公共性之间平衡的历史.在公共行政学发展的不同阶段,效率与公共性研究取向之间都存在着紧张关系,并在研究路径上表现为管理主义与价值主义的对立与冲突.新公共管理在处理效率与公共性关系问题上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也存在着诸多限度.只有超越管理主义与价值主义的抽象对立,效率与公共性的关系问题研究才有可能取得突破.     

新公共行政的民主行政观探析

本文集中探讨了新公共行政民主行政观的内涵,认为公共性是新公共行政民主行政观的逻辑起点;社会公平是其核心内涵;而实施组织变革,建立动态的、以服务对象为重心的组织形态是实现民主行政的组织基础。文章最后还分析了新公共行政民主行政观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借鉴意义。     

民主与科学:当代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追求

随着各国行政改革的不断深入,民主行政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民主行政亦有其缺陷,需要引入科学行政的概念来对其进行修补与完善。科学行政和民主行政能够体现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兼顾公平与效率,有利于实现人民的最大利益,凶而成为当代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追求。一、民主行政与科学行政的基本内涵民主行政的主要倡导者美国学者文森特·奥斯特罗姆认为民主行政是一种把命令权力限制到最小而依靠选举、代     

新时期中国公共行政的价值转换

公共行政的价值是公共行政所追求的一种应然状态,它决定公共行政活动中的范式选择和行为模式。在以关注民生为执政核心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必须进行相应的转换：公平优先于效率的确认;公共利益对集体利益的超越;多元参与对政府单中心的弥补;民主参与对行政权威的提升;代际公平对资源利用的优化。     

“三三制”政权中的党政关系

抗战时期,中共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自觉地克服苏维埃时期形成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端,党政关系呈现新的面貌,显著提升了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从党政关系角度审视"三三制"政权运行的经验,对探索共产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论“五四”时期惠特曼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段重要的历史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两大旗帜,提倡白话文,发展新体诗。在这个时期,许多中国诗人选择了伟大的美国民主诗人惠特曼是一种顺应时代的必然。本文通过对"五四"运动中的代表诗人田汉、郭沫若和胡适的诗者思想剖析,凸显了惠特曼对中国新诗人从创作思想到创作手法的影响,惠特曼在其特定历史年代下创造出的超越时代的民主、自由的精神,在他身后的一百多年里仍闪耀着耀眼光辉。     

社会资本重构：我国公共行政伦理建设研究的新视角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制度化要素，以网络、信任和规范的形式。增进了社会信任、团结与合作。事实表明，社会资本不仅能够对法治秩序提供有效的伦理价值支撑，为公共行政领域提供必要的社会整合，也促进了政府的民主和效率。然而，当下我国的社会资本出现了异型发展走向。进而形成了对公共行政伦理秩序的冲击。因此，必须对社会信用关系、网络和规范体系进行现代性重建．以充分发挥其对公共行政伦理秩序的建构和支撑作用．推进我国公共行政领域的民主和法治进程。     

公民精神与公共行政价值的重塑——解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

作为新公共行政的代表人物,弗雷德里克森主张一种更加具有公共精神的公共行政理论。效率和政治回应性是行政价值的两端,过多重视效率会带来回应性的缺失。与政治回应性同一端的公共行政价值注重公共行政的公正与社会公平,强调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管理。解读《公共行政的精神》一书,可发现弗雷德里克森如何重塑公共行政价值。     

井冈山时期的“扁平化”管理模式

井冈山时期,在特定的环境下,红军民主管理方面摸索了一整套好的方法与制度,初步形成了一种"扁平化"的管理模式。而这种模式的体现就是当时的士兵委员会制度。士兵委员会的实践对于我们辩证地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以及进一步探索管理新思路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民主行政：行政文明建设的必经途径

民主行政是当前公共行政中的重要模式之一。伴随着全球化影响的扩大,民主行政也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成为了世界各国公共行政的主流模式。民主行政所包含的理念、管理方式与制度创新与现代行政文明并行不悖,是行政文明建设的必经途径。探讨民主行政与行政文明两者的关系,对于我国的行政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     

浙江“为民办实事”:全过程民主的实践路径与地方经验

"全过程民主"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民主政治的新论述与新概括。浙江"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作为一种全过程民主的实践形态,在覆盖面、实效性、长效性、开放性、满意度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探索出一种"以民主促民生、以民生建民主"的实践路径与地方经验。"为民办实事"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在本质,充分彰显出全过程民主的基本原则,牢牢抓住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战略突破口,锤炼与提升了地方民主治理能力。浙江实践对于全过程民主及其地方实践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新公共服务理论视域中的服务型政府构建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基于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反思而建立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以民主公民权理论、社区与公民社会理论、组织人本主义和新公共行政、后现代公共行政为理论基础,提出了七个主要核心观点。在新公共服务理论的视域中审视我国服务型政府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公共行政合法性身份的后现代主义指向

如何寻求和拓展公共行政的合法性来源一直是行政学界孜孜不倦研究的重要课题。伴随整个社会发展,基于工具理性的官僚制行政范式正在走向民主的对立面。后现代公共行政的研究思潮认为,公共行政作为国家治理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身的合法性建设要从主体理性向制度理性转型。场域理论,话语政治,交往理性,协商民主应该逐步接替科层制、二分法、专业效率对公共行政的统驭。     

新公共服务理论视域中的服务型政府构建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基于时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反思而建立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以民主公民权理论、社区与公民社会理论、组织人本主义和新公共行政、后现代公共行政为理论基础,提出了七个主要核心观点.在新公共服务理论的视域中审视我国服务型政府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论民主行政的价值及实现途径

相对于传统公共行政 ,新公共行政学派提出了民主行政理论 ,为公共行政确立了新的价值取向。民主行政理论成为 2 0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 ,世界范围内行政改革的理论基础和目标模式 ,而民主行政的实现其根本途径在于建立参与型的行政决策机制 ,实行法制化的行政运行程序 ,建立完善的行政监督机制和培养良好的民主道德意识     

效率与公平分野下的公共行政理论变迁

公平和效率是公共行政的两种基本价值取向。效率导向下的公共行政把自身看作一门技术、一种科学、一种无异于私营部门管理的管理;公平导向下的公共行政则更为关注公平价值,并将公共服务的公共性、参与性、民主性视为公共行政合法性的基础。正是这两种取向的矛盾与博弈,推动着公共行政学说的发展和演变,并将公共行政学分为两大流派:效率取向下的公共行政学和公平取向下的公共行政学。事实上,公共行政体系应是公平与效率价值的整合统一,这也是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必然趋势。     

“三个代表”与当代中国公共行政

江泽民同志今年3月在广东茂名考察时指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是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三个代表”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的新概括，是新形势下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的新要求，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由于我国公共行政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行政人员中大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因此“三个代表”的要求也必然成为当代中国公共行政改革和发展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