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至唐《左传》的传播和研究评析

《左传》由于述录了中国春秋时代的历史，自问世以来人们就围绕着其“传《春秋》”与“不传《春秋》”展开讨论，对《左传》的传播和研究也就围绕着是“野书”还是解经的经书展开：在争论与申述中不断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拓宽了学术研究的领域，也使《左传》的性质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最终使这部反映春秋时期多方面生活的经典历史散文，在中国史学界和文学界奠定了双重身份的典范。     

直笔修史，左丘明一生情怀系家国

正左丘明是春秋末期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鲁国都君庄(今山东肥城石横镇东衡鱼村)人,曾任鲁太史,晚年双目失明,故后人亦称之为盲左。他所作的《左传》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历史著作,是司马迁编写《史记》的重要参考书目;所作《国语》开创了中国国别体史书先河,对后世传统史学影响深远,被尊称为"文宗史圣""经臣史祖",历代帝王多有敕封。孔子尊左丘明为"君子",谓与其同好恶;司马迁称其为"鲁君子"。秉笔直书,     

论《左传》叙事策略的运用机制及其突破

《左传》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体史书。它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长达二百五十四年间春秋列国的兴亡变迁及诸侯公卿争权夺利的割据混战。如果没有恰当的叙事视角，那么就很难再现这一规模宏大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因此本文对《左传》的叙事视角进行了一个较为系统全面的分类和研究。笔者将《左传》中的叙事视角分为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视角、第三人称限知叙事视角和纯客观性的史官叙事视角三种．并主要结合《庄公》《僖公》进行了具体详实的分析。     

《韩非子》与《说苑》叙事者身份之比较

《韩非子》和《说苑》两书在内容上都是大量历史故事的集结，叙事视角总体上皆体现为一种全知视角，但两书的叙事者身份存在巨大差异。概括地说，《韩非子》叙事者是“策士”身份，《说苑》叙事者是“朝士”身份。战国时期和西汉时期时代背景的差异、韩非子和刘向创作心态的不同以及所面对的读者对象的不同，是造成《韩非子》和《说苑》两书叙述者身份差异的主要原因。     

“西狩获麟”:《春秋》三传的解经体式与视野

《春秋》三传,都是解释《春秋》经的解经文献,但是它们的解经倾向不同,《公羊传》《穀梁传》以义理见长,《左传》以叙事见长;它们的解经体式也存在差异,《公羊传》《穀梁传》保留了师徒讲授的问答形式,而《左传》则重在记载性的陈述。解经观念和体式的差异互为表里,也影响到三传对许多问题的不同看法,以《春秋》的结尾“西狩获麟”为焦点,可以看出三传的体式差异,以及解经体式对经学观念的影响。     

试论史学与经学之分途

试论史学与经学之分途李金河我国的史学源远流长，自孔子修《春秋》、左丘明作《左传》始，经西汉司马迁著《史记》奠定了纪传体史书的基础，班固撰《汉书》立皇朝史撰述“正史”的固定格局。武帝以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都成为儒家经学的一统天下，史学亦完全附翼于经...     

王源《左传评》对清初古文叙事研究的贡献

清初的《左传》古文评点研究，特别注重探讨其叙事方法。王源由《左传》叙述战争的精彩篇章出发，以《周易》之道为本源，以《春秋》以来的良史笔法为评价依据，而以《孙子》在战略上追求奇变的宗旨为参照系，主张先从源头上体认作文之根本，进而从经世济民的实用目的出发，以天道变化的规律来指导章法的运用，从而实现道统与文统的合一。这实际上就是回归到一种先秦西汉史家叙事的传统。这一观点对清代文章学的发展颇有助益。     

苏辙《春秋集解》思想解读

苏辙在集解《春秋》时，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春秋》的思想进行解读。政治思想，首先从“尊王命”、“正周班”、“尊王官”、“尊王人”、“王者无敌”、“天子无出”、“天子不会”第一次对《春秋》“尊王”之义进行全面的解说，这是苏辙《春秋集解》的重要贡献。此外，夷夏之防、“轻刑慎杀”等政治思想，也阐发新的见解。伦理思想，以“隆君父”为说，强调《春秋》的政治教化意义和“诛心”的作用。史学思想，说经以《左传》史实为本，标举《春秋》“书实”的思想，对春秋时代作“通变”性的历史考察，灌注了自觉的史学意识。苏辙《春秋集解》阐发思想内容丰富，对当时“以意说经”的《春秋》学风有所矫正。     

论章太炎春秋左传学的两次转变

章太炎的春秋左传学经历了三个阶段两次转变,前后见解大异。章太炎春秋左传学演变的实质是在今古文之争中,逐步摆脱《公羊》、《穀梁》的义例体系,采用、完善杜预的义例体系,转变为纯粹的古文经师的过程。章氏春秋左传学演变的动力是对《左传》微言大义的一贯追寻,章氏从最初认同《公羊》学派孔子制《春秋》为后世立法的观点,变而为认同杜预《春秋》是鲁史旧文,孔子述而不作的观点,前后见解大异。     

《史记》小议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我国古代史传文学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既有史学的真实，又有文学价值，我们称之为“史传文学”，如，记言的《尚书》，记事的《春秋》，编年体的《左传》、《国语》、《战国策》。但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以丰富文学魅力表现的著作，却是司马迁首创。司马迁，字子长(约生于西汉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一百四十五年，卒于西汉武帝征和六年即公元前八十七年)。生于夏阳龙门，今日的陕西省韩城。《史记》的问世，标志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     

清朝皇帝读书秘闻

自孔子著《春秋》,特别是司马迁的名著《史记》传世以后,史学已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门“显学”。历代王朝将历史列为学校教育的必修课,从皇帝到王公大臣都把前朝的历史典籍作为必读书。有的皇帝不只读史,还组织学者编纂史书。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就是宋神宗指令司马光编纂的。     

以衣现礼:《史记》服饰描写的文化观照

学术界往往从史学和文学的角度研究《史记》,但《史记》的服饰描写也极具特色。《史记》人物着装体现身份等级;《史记》服饰色彩彰显尊卑贵贱;《史记》服饰体现了"中和之美"。因此,《史记》的服饰描写深合儒家学说的核心"礼","以衣现礼"概括了《史记》服饰描写的文化蕴涵。     

积极拓展党史资政的思维与领域

一、以史资政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资政,顾名思义,就是为执政者提供治国安邦的历史借鉴。以史资政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关键是为谁资政。在中国古代,司马迁撰写《史记》,＂究天人之际,察古今之变,成一家之     

史诗的跨时空文化对话——《荷马史诗》与《左传》中战争题材的叙事艺术比较

战争是政治的集中体现,对一个民族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以战争为题材的叙事作品,往往成为经典的民族文学,历久弥新。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和先秦中国的《左传》,分别是古代战争文学的杰出代表,两部文学巨著对古代战争叙事的成功之处,在于剪裁得当。文章对比《荷马史诗》和《左传》中叙事者在处理战争因果、战争过程、将士描写、战争特点等四个方面的谋篇布局以及题材取舍,揭示了中西古代战争题材的作品中所展现出的颇为一致的叙事详略艺术。     

义经而体史:《春秋》经、史学性质之争的再检讨

原始史书《鲁春秋》为孔子的改造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体例基础。孔子对《春秋》的改造,赋予《春秋》思想诠释的多义和开放性,造就《春秋》性质的不同。在经学家的视野中,因《春秋》对政治的影响,以及文本的义理诠释传统,因而属于经学;而在史学家的视野中,《春秋》是一种史学体裁的起源,甚至成为一种史料。历代多数学者主张《春秋》包含经学与史学属性,二者不可截然分梳,故《春秋》具有"义经而体史"的性质。     

东汉《春秋》学的传授及其特点略论

东汉《春秋》三传传授方式各异,《公羊传》的颜、严二家通过博士官学、家族私授和独立研修等方式;《左传》通过家族私授、独立研习;《穀梁传》则无专家之学,传业讲习者少。为争取统治者的重用,《春秋》三传间爆发了光武帝云台《左传》立博士之争、汉章帝白虎观会议经今古文学之争、汉灵帝何休与郑玄《春秋》三传长短之争。因此,东汉《春秋》学体现出《春秋》三传的兴衰与官方的重视相联系、《春秋》学受时代学术影响而谶纬化明显、《春秋》学章句逐渐趋于简省、《春秋》学对后世影响大等四个特点。     

论《史记》东渐扶桑的史学影响

<正> 在我国《史记》研究领域,因其研究方式长期蹈常袭故,致使《史记》在日本的史学影响至今无人问津。有鉴于此,拙文谨就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一《史记》传入日本以后,直接给日本早期国史的编撰造成了巨大影响。现经考定,《史记》是在公元600年至604年之间始传日本的。此事关系重大,因为它是中国史学传入日本的标志。当时,日本尚无自己     

五经

<正>《五经》是儒家五部经典著作,即《诗》、《书》、《礼》、《易》、《春秋》的合成。《诗》即《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为孔子编定,但后人认为不可信。《书》即《书经》(又称《尚书》),     

论《史记》对黄老学的贡献

黄老学是战国中期至汉文景时期兴盛的重要学说,司马迁及其所著《史记》对黄老学的贡献极大.在《史记》之前的文献中没有出现过黄、老合称,更没有黄老学的名称,《史记》为黄老学命名,通过为黄老人物立传而记载了黄老学发展史,通过记述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活动诠释黄老若干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黄老学的若干理论.     

政治理念的诗性阐释——论《左传》的文化品格

中国的学术传统历来文史哲不分家,因此,先秦历史文本在产生之初就注定它只能在文学与哲学的夹缝中一枝独秀。博大精深的儒家哲学向来以道德为核心,政治为旨归,这一点影响深远。《左传》作为中国古代之历史文本也深受这一传统的影响,它通过对历史人物、历史战争等历史事件进行诗性的阐释,旨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为了更好地作政治理念的宣扬,全知叙述视角的选取是必要的。全知叙述视角的采用使《左传》的作者获得历史叙述的自由,使其对历史的诗性阐释付诸实施,这是《左传》作为历史文本的文化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