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道德理性辩护

某些学者认为,在中西伦理学中,道德理性主义根深蒂固,长期压制着道德情感,阻碍了道德的完善。然而,反观历史,便可发现,虽然许多先贤大哲都曾强调道德理性在道德修养中的重要性,但他们没有因此而否弃道德情感。道德理性不应成为我们的矛头所指。其实,长期遭受压制的应该是道德理性才对。客观说来,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从追求人类道德实践之至善这一基本立场来看,二者之间其实是一种“理不离情,情不离理”的辩证统一关系。     

如果没有道德 上帝如何可能——论康德哲学的道德宗教观

康德在论述实践理性时认为,道德领域存在一个德性与幸福的二律背反.要想解决这个二律背反就必须为实践理性"公设"--"上帝"是存在的,它是道德的一个必然要求.于是在批判了传统先验神学理论之后,康德认为,宗教是道德的铺陈演绎,如果没有道德,上帝何以可能.     

理性抑或情感:休谟道德基础的哲学追问

休谟通过对理性与情感在行为发生和道德判断中所起的不同作用的分析,确立了道德源于情感的基本原理。本文认为,休谟的"情感对行为有更直接的影响"的观点是合理的,但他的"理性对行为只具有微小的间接影响"的观点则是片面的。因为道德情感的产生有两种原因:自然情感倾向与实践理性判断。实践理性与自然情感对于道德行为的实施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当前,面对道德判断标准混乱化的现象,从哲学伦理学的视角重新审视感性情感与实践理性在道德判断及行为动因中的作用,对现实社会道德规范的构建与评价具有重要意义。     

道德主体的情感规定

道德主体是指处于社会道德关系中,自觉进行着道德实践活动的人。这种主体视道德为自我规定、自我发展的重要条件。它同科学认识主体、审美主体一样,不是理性因素的“枯竭物”,而有其深刻和丰富的情感蕴含。 道德主体规定:道德主体是全面 占有已身本质的主体,是情感和理性 的统一体。 情感作为人类实践主体非智能因素的一个方面和理性因素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理性和情感共同构成人的实践活动异于动物活动的根本特征。在道德生活中,只有基于情感体验的理性,才是真正的人的理性,否则,就是空洞的“理     

信仰与理性的“永恒盟约”——论黑格尔对施莱尔马赫的著名批评

本文依据黑格尔对施莱尔马赫的批评，从信仰与理性关系的角度探讨两人宗教思想的差异。首先分析了二人面对的相似处境：以理性为特征的近代文化和信仰的冲突。施莱尔马赫将教义学看作是历史神学的一部分，认为它是一门实证科学，系统描述作为基督教本质的“情感”。黑格尔批判这种情感宗教，认为情感是主观的、低级的，无法把握真理，只有理性才能认识真理，保证信仰的普遍客观性。两人的这种差别鲜明地体现在三位一体学说上。他们的冲突体现了信仰与理性、直接性与间接性、描述与规定的紧张关系。     

道德：在理性与情感之间

在西方伦理学发展史上，道德究竟是以理性还是以情感为基础，就此而言存在着理性伦理派和情感伦理派之间针锋相对的两种立场。文章在阐释和分析了以霍布斯和休谟为代表的契约论理性伦理和以叔本华为代表的同情伦理的基础上，论证了从根本上说情感与理性在伦理道德中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我们道德决断中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的因素。人之所以需要守德，与人既是由理性驱动、也是由情感引导的特性相关，因而应从理性合作和情感驱动两个方面．才能厘清人娄服从道德要求的动力机制。     

论康德哲学道德问题的两个维度

康德在其道德哲学中主要论述了道德情感和病理学情感两类情感。道德情感有敬重和爱两个维度。道德情感不是道德行为的依据,而是道德律作用于主体的结果,它源自于理性概念。病理学的情感出于人的本性,是服从于自然秩序的情感。康德认为,情感主义伦理学失误在于以病理学的情感作为德性的依据,混淆了善恶、快乐与痛苦之间的关系。康德论析了情感因素在道德行为中作用,排除了把快乐或幸福冒充为德性根据的、贬低人类的说教,从而批判了幸福主义、快乐主义伦理学。同时,康德指责情感主义过分强调情感作用,从而预防了道德的＂狂热＂主义倾向。     

梁漱溟“道德代宗教观”商榷

梁漱溟"道德代宗教"说认为中国人的家庭伦理生活能够给人以情志方面的安慰勖勉,因而具有宗教的作用。这种作用在西方社会是由宗教承担的,而在中国是由道德承担的。但"道德代宗教"对于解决当今道德、宗教理论中的一些重大难题时,显现出其局限性,梁漱溟的理论值得商榷。     

传统礼仪与当代青少年的个性整合

礼仪文化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重要内容,传统道德在青少年礼仪教育上有着许多可贵经验。本文认为,湮没个性与表里不一绝非礼仪之真谛,而背离了道德理性与情感的所谓“个性”,只会流于浮躁与虚华。在借鉴古代礼仪训练的合理观念基础上,传统礼仪应该也可以在塑造当代青少年的个性精神中发挥其应有作用。     

略论宗教经济研究范式

美国学者罗德尼·斯达克教授和罗杰尔·芬克教授以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为逻辑起点,从微观的个体宗教行为拓展到中观的宗教组织动力乃至宏观的宗教大市场,详细系统地提出了宗教经济研究范式。宗教经济研究范式批判了传统关于宗教非理性选择的认知,认为宗教行为是建立在回报与代价权衡基础之上的理性选择。宗教经济研究范式带有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其主张用经济学理性假设来衡量、判断宗教理性的观点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闽台民间信仰与道德

宗教和道德都是反映社会存在的意识形态.在这个大前提下,可认为宗教信仰是人的主观意识的产物,则宗教和神都是人创造出来的.闽台民间信仰属于宗教的范畴,其根源也不例外.道德和宗教,虽然都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但道德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关于人们相互关系的伦理观和行为规范.宗教和道德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但并不互为根源.道德不起源于     

道德人性论：康德从道德宗教进展到道德神学的枢纽

本文认为康德的宗教思想应该基本区分为道德宗教与道德神学这样两个基本阶段。康德对于宗教问题的思考有着明显的由道德宗教进展到道德神学的理论走向,而道德人性论正是康德从道德宗教进展到道德神学的枢纽与关键一环。康德的这一做法一方面体现了其宗教思想发展的基本一致性,即宗教的道德化与神学的人学化趋向;而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康德在对宗教问题的思考与清理上从批判哲学的立场进展到人类学的立场的理论视域上的基本转换。     

简论宗教情感

宗教情感是宗教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本文探讨了宗教情感的内容和实质,它与宗教活动的关系,及其特殊的功能和作用。作者认为,宗教情感是宗教徒所特有的心境和激情,是宗教活动的动力和核心,正是由于宗教情感的作用,才使宗教组织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     

文艺复兴哲学家彭波那齐的宗教观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皮埃特洛·彭波那齐承认信仰高于理性,同时试图在理性的范围内探索宗教和宗教现象。他认为人最高的幸福不是思辨理性的沉思,而是伦理道德的完善,而宗教是提高个人和社会的伦理道德、为人的此世幸福服务的工具。彭波那齐的宗教观,可以看作是中世纪和宗教改革之间的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点,指示了在此之后宗教思想发展的理性化、道德化和世俗化的方向。     

道德与理性的悖论

黄瑞英在《齐鲁学刊》2009年第1期撰文认为，理性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核心理念，既与神性相对立，又超出人的自然本能。人的理性本质在于以理性为道德立法。道德与理性的悖论则在于道德的理性化过程，即误把工具理性运用在道德价值理性领域，导致了道德的非道德化。道德与理性悖论的解决需要以理性的力量与方式，强化人们对道德的尊重，从而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始终保持向善的指向。     

论康德宗教哲学的历史发展

宗教哲学是康德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形而上学及道德哲学一起构成了批判哲学,宗教哲学的独立性不容否定。然而康德的宗教哲学经历了一个从前批判期到批判期再到建构期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展示了康德不同于法国启蒙思想家简单否定宗教的反宗教立场,在批判与建构中,康德完成了对理性的道德宗教的先验论证。     

宗教凝聚力的三个基本方面

认真考察信教公民的信教依据,不论人与人之间有多少差别,多数都包含着三个共同因素,即信仰、道德和情感。信仰即教徒对宗教教义的极度相信和尊重;道德是教徒在信仰指导下自愿尊守的行为准则:情感是     

儒家诗教观的文化阐释

准确地理解儒家诗教观,首先须区分普遍意义上的诗与文本意义上的诗。儒家认为诗歌是人类情感的表现,是对志、情的抒发。从生命存在的角度而言,情感是人类生命意志的经验性显现,诗歌是对生命意志的表达。志、情是合一的,是对人类生命意志的整体描述。志与情的区别是在人类情感内部显现的,分指情感的理性层面与感性层面。儒家认为道德教化须以情感教育为基础,其关键在于恰当地抒发情感,而诗歌则被认为是其实现途径。诗教作为上古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在春秋战国时便开始衰落,原因有三:礼乐制度的崩溃,诗歌的经典化与审美的独立。     

康德实践理性"二律背反"及其现代化际遇下的"德福一致"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提出"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难题,并借助宗教式的悬设在实践理性中论证了其"至善"命题,试图以一种思辨的道德神学方式消解内在于"至善"中的德性与幸福的"二律背反"。深入分析康德的"实践理性悖论",并从基本道德法则认同、社会制度的合理安排与个体道德价值信念的维度尝试"德福一致"的现代建构,对于今天建设和谐社会的伦理生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理性经验二分与康德道德哲学的困境

康德道德哲学的基础是建立在笛卡尔的身心二分的二元论基础上的,因此,康德将道德看作是理性这一心灵的因素为自身立法,而将身体的偏好、情感等因素排除在道德之外。这一理论预设带给康德道德哲学自身难以解决的困境。第一,属于心灵的理性何以能为属于另一领域的身体立法?如果可能,那么理性为身体立法对于身体以及情感、欲望来说是不是他律的而不是自律的?第二,身心二分的必然结果是知行分离,由此,理性为自身所立之法如何能成为人的行动?康德承认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困难。最后,理性与身体的割裂是否可能?现代科学的发展支持的身体在认知与推理等理论思考中的基础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