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垄断法中的慎刑原则——兼论我国反垄断立法的非刑事化

世界各国(地区)反垄断法在刑事制裁的运用上存在一项共同的慎刑原则。这既反映在反垄断法的立法层面上,也反映在其实施层面上。从根源上分析,反垄断法中的慎刑原则既是刑法谦抑性原则在反垄断法上的具体反映,也是反垄断法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基于反垄断法中的慎刑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应实行非刑事化。这是因为:一方面发展经济的迫切性决定我国不能走严苛道路;另一方面,我国社会对垄断行为也较为宽容。     

中国古代关于慎刑的两篇稀有法律文献 --《劝慎刑文》(并序)及《慎刑箴》碑铭注译

宋代碑铭《劝慎刑文》(并序)和《慎刑箴》是两篇难得的中国古代法律史文献,现存于陕西碑林博物馆。两文反映了慎刑的法律思想,与宋初的重刑思想相对立,因此,值得刑法学界关注。     

中国传统慎刑观对“制刑之义”的阐释

慎刑观是中国古代主流的刑法观,是传统刑法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古人所谓"制刑之义",即指刑事立法的宗旨,属于刑法观的基本范畴,也是慎刑观与重刑观两种对立的刑法观分歧的焦点之一,对该问题的解读是全面认识和深入理解慎刑观的前提和基础。按照慎刑观的理解,刑乃"不得已而用之"的"治恶之具",刑法的直接作用是"禁暴厘乱";刑法的主要目的在于"辅政助化","明刑弼教";而终极追求则是"以德去刑","刑期于无刑",以达到"刑措不用"的"大治"境界。儒家的"民本"思想、"仁政说"以及人性论是慎刑观的理论基础。     

误解与重读——以传统赎刑为背景研究刑事和解

已成为社会热门话题的刑事和解，一方面受到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的追捧，另一方面，也遭遇到是“以钱赎刑”、“花钱买刑”的质疑。笔者以为，传统赎刑与刑事和解是不同的。尽管两者之间表面上存在一些相似性，刑事和解也存在一些漏洞仍需完善，但不能据此就简单地以为刑事和解就是“赎刑”的复活。同时，对于传统赎刑制度，我们也不应简单地否定，它作为曾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三千多年、贯穿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的一种完备的制度，蕴含着大量理性的成分。我们应该对其中与刑事和解相契合的部分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诠释，为完善今天的刑事和解服务。     

我国古代刑法中的“以人为本”思想及其当代传承

我国古代的“以人为本”思想在存留养亲制度、亲亲相隐制度中均有所体现。在我国古代的刑法思想中，刑罚的目的并非是单一的报应论，而是最终达到“以刑去刑”的教育刑目的。因此，在古代刑罚适用中，需要慎刑戒杀，矜老恤幼，体恤不同的犯罪人，从而避免刑罚成为弑杀的工具。现如今，古代的“以人为本”思想依然闪烁着制度光辉。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积极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落实、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传承古代“慎刑观“”恤刑观”理念，是秉持“以人为本”思想的重要体现。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罚金刑改革

刑罚体系中的罚金刑本质上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相契合,能够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我国现有罚金刑制度还存在罚金刑地位不高、适用范围狭窄、无限额罚金制的规定较多、罚金刑配置方式单一、罚金刑执行难等诸多问题和缺陷,影响到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执行,需要我们对其进行相应的一系列的改革完善,以使其在体现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以具体求刑改革量刑——荷兰北极星准则经验与台湾地区试行中之智慧财产权刑事案件具体求刑参考标准

以质性访谈法观察台湾地区当前量刑实相,可见,台湾地区法官量刑运作之主宰在于体系内自我形成内控之量刑刑度实际区间,与罪责原则为核心的量刑刑事政策多有逸脱联结之处,且刑度亦普遍僵化固守于法定低度刑附近,容有将不同罪责案件作相同量刑之虞.台湾地区检察官为公益代表人及侦查主体,为达成精致化侦查之目标,近期以荷兰最高法院检察署实行成功之具体求刑标准--北极星准则为他山之石,在智慧财产权领域试行具体求刑参考标准,期能以量化客观而契合量刑刑事政策之参考基准,逐步深化台湾地区量刑之精致与客观.     

先秦儒法刑事政策思想比较

本文从刑事政策的角度,对先秦儒家和法家思想中有关犯罪原因、犯罪对策等问题进行探讨,在比较儒家以德去刑与法家以刑去刑思想差异的基础上,认为二者在追求去刑的社会理想方面是相通的,而二者的不同刑事政策主张也在汉代以后也开始得到调和。     

理性诘问：刑事和解是否是“以钱买刑”

刑事和解是西方社会比较重要的一项刑事司法制度,但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展开的刑事和解被许多人批判为＂以钱买刑＂。＂以钱买刑＂作为中国古已有之的概念与刑事和解有本质的区别。给人以＂以钱买刑＂表象的刑事和解,其实质与刑法的基本原则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其纠正了传统刑事司法的偏颇,实现了刑事司法的实然正义,是人类的一种理性选择。但为了避免刑事和解在实践中出现异化为＂以钱买刑＂的弊端,必须进行制度化和法律化的构建,从而使刑事和解的应有价值得以保证。     

重评礼刑合一的法制构架

学界的主流意见认为,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在于法律与道德相融合,“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不融于源自西方的现代法治,某种程度上甚至构成现代法治追求的障碍。这种认识未能深入中华帝国法制构架形成的历史动因,从而也就难以理解和揭示帝国立法的理性方面及其所蕴含的政治智慧。从中华帝国政治使命实现的视角去审视其“礼刑合一”的法制架构,就不仅能洞见它与“三代”礼乐文化传统的契合无间,更能准确把握这一法制架构的理性特征。帝国法制架构的泛刑罚化现象根源于帝国安全的军事化政治使命的实现,具有自治性的礼制规范的创立与维护同样关涉帝国安全与秩序的稳定。这是值得现代人们珍视的古代立法智慧。传统法制之现代转型的成功则有赖于政治家和立法者之现代世界观的真正确立。     

论金融犯罪资格刑的设置——以改变金融犯罪刑事政策为视角

从规制金融犯罪初期至今,我国金融犯罪刑事政策基本保持"多罪化"和"重刑化"的定位。这一刑事政策有一定积极意义,然而防控金融犯罪效果不佳。应结合金融犯罪的特点,改变"重刑化"的刑事政策,设置更具有针对性的资格刑。我国刑法的资格刑原本就存在不足,剥夺政治权利的适用内容和适用方式不尽合理,缺少单位资格刑,建议充实资格刑的内容,完善资格刑的制度设计。     

“契约刑”论——探求刑事正义问题的法治解决之道

本文从中国刑罚制度转型的历史和现实出发，为探求刑事正义问题的法治解决之道，围绕“为什么提出契约刑？什么是契约刑？如何实现契约刑？”三个核心问题，集中阐述了“契约刑”这一原创性的刑事法基本概念与原理。     

中国古代良法善治的思想源流、制度表达与当代传承

先秦儒、墨、道、法四家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实现良法善治的不同治理方式。自秦以降，历代统治者在吸收先秦诸子思想的基础上，阐发对良法善治的追求。在良法善治的制度表达上，中国古代形成了体现传统伦理等级的立法创制，追求慎刑与恤刑的司法实践，重视社会教化与调处息讼的治理经验。古今对良法善治的追求有共通之处，在当代的法治实践中，应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古代良法善治的经验与智慧，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中国古代慎刑思想研究--兼与20世纪西方慎刑思想比较

中国古代法中慎刑思想是其主流思想。它发端于西周的“明德慎罚”思想,汉代又在儒学与阴阳学等影响下进而承继和发展为“德主刑辅”的立法观。延至盛唐进而发展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此后,宋、明、清均承继之,并在慎刑措施上各有建树。中国古代法的慎刑观受经济地理、宗法血缘以及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宗教文化等因素的影响,长期存在并持续三千多年之久。中外慎刑思想比较,共性在于刑法中仁爱观、教育观有其通性的一面。故而我国当今刑法改革中可吸收西方举措中人道主义的一定措施。在中国,这种吸收具有传统文化的思想积淀。     

论刑法中重罪与轻罪的划分

刑法将犯罪划分为重罪与轻罪是罪责刑相称原则的必然要求,它使得立法更为科学、严谨,并将其固有的评价、引导、威慑功能进一步增强。同时也是刑事一体化思想的切实贯彻,对刑事实体法、程序法的适用产生直接的影响,使司法机关能够在对刑事案件在准确定罪量刑的基础上进行分流和快速处理,提高司法效益,兼顾公正与效益两个目标,具有重要的刑事政策意义。我国应当采用自由刑的刑期作为重罪与轻罪的划分标准,具体以3年有期徒刑作为分界线为宜。     

刑事政策视野中我国自由刑的改革

教育、改善犯罪人，是现代刑事政策赋予自由刑的中心使命。自由刑在完成该使命方面存在局限，主要表现为：报应要求与矫正目的的冲突；矫正受到刑种及刑期的制约和限制；监狱也是一所犯罪学校；矫正目的的实现受国家财政投入的限制；监狱的低效。建议根据刑事政策发展的趋势，从立法、司法、执行三方面着手改革我国自由刑。     

司法改革与刑事辩护

中国梦,离不开法治梦。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强则国家强。为正在进行的刑事司法改革带去刑辩律师的声音,推动社会各界对刑辩律师责任与使命的广泛关注,思考刑事司法如何完善开放性思维,刑辩律师如何应对司法改革带来的机遇与挑战,2014年11月29日,由上海博和律师事务所主办的"第五届博和法律论坛",以"改革·机遇·使命——司法改革与刑事辩护"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知名     

论短期自由刑的利弊之争

短期自由刑改革是近现代刑罚改革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刑法学界在短期自由刑的利弊问题上进行了百余年的争议，我国也面临短期自由刑问题。对中外刑法学界在短期自由刑问题利弊问题上的否定说、肯定说和折衷说进行评析。发现短期自由刑兼有利弊，利大于弊或者弊大于利，因各国的不同国情而别，这有助于我国相应刑事政策的制定。     

录囚制度对完善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借鉴意义

中华法系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古代的司法制度、理念及经验可为我们今天的司法改革及制度创新提供丰富的借鉴。其中,录囚制度因体现了慎刑思想,起到平反冤案的作用,成为古代较具特色的司法制度。我国现行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与录囚制度存在一些相似之     

论慎刑理念对古代司法运行机制的影响

慎刑理念作为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司法文化中最能够代表主流司法理念的内容。所谓"慎刑"就是主张在适用法律、实施刑罚时应该审慎、宽缓,无论立法、司法都必须崇德,施用刑罚要慎重从事。儒家秉持的人本主义,"仁政"理念,为政以德和"执中致和"等思想是慎刑理念发展延续的理论基础。慎刑理念主要在司法机构设置、司法官吏的执法要求和违法责任的追究、司法审判方式和原则、诉讼审判程序等方面对古代司法制度的设计与运行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研究这种理念、制度的发生和存在的意义在于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特征及其历史价值的认识,而且对于我们如何在当代的社会主流文化中创新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司法理念和司法制度,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