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形而上学:康德哲学体系的核心

至今为止,对康德"三大批判"之间关系的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实际上,对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可以作"道德的形而上学"与"道德形而上学"两个不同层次的理解.后者才是康德所真正关心的"未来的"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纯粹理性批判>等书是为"道德形而上学"作导论,<实践理性批判>等书是康德以"伦理学"的形式提出并论证了"道德形而上学",<实践理性批判>的"至善论"和<判断力批判>是康德所"信仰"和"目的论"的形式大致完成了"道德形而上学".康德的"三大批判"的整个哲学体系的核心是"道德形而上学".     

康德的实践理性分析

康德的道德哲学从超验的角度研究道德的价值依据,进行道德形而上学的论证,作为前提,理性的批判成为必然。通过理性的批判,康德划定了理论理性的界限,在实践理性中寻求形而上学的支持,实践理性成为理解康德道德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道德与伦理的冲突——道德现代性的批判与辩护

康德道德哲学遭到了源自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传统的现代道德理论的激烈批判。哈贝马斯将康德的理性普遍主义道德看成现代道德的典范,而将黑格尔及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判视为对道德现代性的挑战,并试图在继承、调整和发展康德道德哲学的基础上对道德现代性进行辩护。对道德现代性的批判与辩护围绕着理性原则、普遍性原则及个人自主原则等问题展开,其实质乃是道德的个人主义与非个人主义之争。只有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本身,理论上的抽象争论才能获得其实质性意义。     

康德对道德律的探索——从《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到《实践理性批判》

本文探讨了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和《实践理性批判》两本著作的一些差异。前者以"何为最具有道德价值的行为"为逻辑出发点,并以智性世界为基础论证了道德律如何可能;而后者从寻找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实践法则出发,推导出道德律,并且通过一个理性事实论证了道德律的可能性。康德独创性地从人自身的理性中寻找意志的决定根据,并最终确立了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道德法则,成功地在道德哲学领域掀起一场"哥白尼革命"。     

康德德治观引论

康德的德治思想丰富，颇具借鉴意义。在康德道德哲学中，德治可简约为意志自律，从中可推断德治不是人治，也不同于传统德治，而是每个理性的人以基准道德，即守法精神约束自己。康德用自然目的论从人与社会二个方面证明德治是道德的。从人性论、人类文化和伦理共同体三个方面论证德治如何可能，从中可断定，实践理性是德治可能的主体素质和准备条件，社会公正是德治的基本保障和正常期待。     

从“信仰的道德”到“道德的信仰”——康德前批判时期道德信仰学说的发展历程

道德信仰学说是康德进行批判哲学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对其整个哲学具有重要的定向作用。而在前批判时期，康德经历了从莱布尼茨一沃尔夫学派的神正论者到理性的道德信仰论者的转变历程，而这一转变对康德最终提出道德信仰的形而上学具有关键的奠基意义。     

道德人性论：康德从道德宗教进展到道德神学的枢纽

本文认为康德的宗教思想应该基本区分为道德宗教与道德神学这样两个基本阶段。康德对于宗教问题的思考有着明显的由道德宗教进展到道德神学的理论走向,而道德人性论正是康德从道德宗教进展到道德神学的枢纽与关键一环。康德的这一做法一方面体现了其宗教思想发展的基本一致性,即宗教的道德化与神学的人学化趋向;而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康德在对宗教问题的思考与清理上从批判哲学的立场进展到人类学的立场的理论视域上的基本转换。     

如果没有道德 上帝如何可能——论康德哲学的道德宗教观

康德在论述实践理性时认为,道德领域存在一个德性与幸福的二律背反.要想解决这个二律背反就必须为实践理性"公设"--"上帝"是存在的,它是道德的一个必然要求.于是在批判了传统先验神学理论之后,康德认为,宗教是道德的铺陈演绎,如果没有道德,上帝何以可能.     

康德"人是目的"命题浅析

“人是目的”是康德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命题 ,构成了整个伦理学系统的基础 ,是他的伦理学中最具进步性和现实性的成果之一。人是唯一具有理性的动物 ,理性决定了人之为人和人的道德价值 ,因此人是最神圣的。理性以自身为目的 ,而人作为理性存在者 ,本身就构成了自身的目的 ,但是康德并没有完全否定人作为手段的一方面 ,他用意志自律来达到了两者的统一。人的意志自律 ,也就是自由 ,自由是人的本质 ,人有了自由才使道德成为可能。     

麦金泰尔对康德伦理学的误读

麦金泰尔对康德伦理学的批评可能存在误读。麦金泰尔批判康德拒斥幸福概念，但康德只是认为幸福不能成为伦理学的基础；麦氏认为康德对待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既有拒斥又有支持，但康德的目的论却并非亚里士多德式的，康德突出了理性存在者的特性；麦氏认为康德的绝对命令是逻辑空白和形式主义的，但忽略了具体的道德律令间会存在冲突。面对冲突，应基于具体情境，作有差别的选择。     

康德自由之思与当代价值

“自由”是康德道德哲学中的最重要的范畴。从分析思路上看,康德意义上的自由经历了从由“物自体”到“先验自由”到“实践自由”的递进过程,其中道德法则的证成是自由升华的一个重要契机。康德自由理论凸显了“人是价值的存在”这一伦理学命题,对于当前的道德建设以及现实社会问题的反思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康德关于道德敬畏的思想

对道德充满敬畏之情是康德伦理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思想，这个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道德实践主体内心对道德律的敬重与畏惧。     

康德哲学中的幸福概念解析

幸福作为始终困扰人的一个问题,也是康德伦理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康德对幸福概念的理解基于其对人的本性的界定,他认为人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体,人的感性本性是人追求幸福的原始驱动力,人的理性本性使人产生幸福概念,人心灵中的各种能力为人追求幸福、创造幸福提供了可能性条件。康德对幸福概念的思考有一个自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的上升过程,幸福概念自身的特征决定了我们追求幸福所遵循的原则具有质料性、主观性、经验性和偶然性,因而不具备充当道德法则的资格。     

道德：在理性与情感之间

在西方伦理学发展史上，道德究竟是以理性还是以情感为基础，就此而言存在着理性伦理派和情感伦理派之间针锋相对的两种立场。文章在阐释和分析了以霍布斯和休谟为代表的契约论理性伦理和以叔本华为代表的同情伦理的基础上，论证了从根本上说情感与理性在伦理道德中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我们道德决断中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的因素。人之所以需要守德，与人既是由理性驱动、也是由情感引导的特性相关，因而应从理性合作和情感驱动两个方面．才能厘清人娄服从道德要求的动力机制。     

康德实践哲学中的政治与道德

康德的实践哲学将自由确立为人的一切行动的起点,政治和道德作为人的实践行动的两个基本领域,康德通过对政治义务和道德责任之基础的阐明,最终确立了政治与道德在实践哲学领域中的内在一致性.康德并没有忽视政治行动的特殊性,政治行动作为人类意志的表达和实现方式,规定人类意志的东西既可以是自然的必然性,也可以是自由的因果性,因此,康德是同时在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这两个不同的层面上展开对人类政治问题的思考.康德对于政治与道德之关系的阐明,从某种意义上展示了康德关于理性统一性的思想.     

论达沃尔道德实在论中的第二性质与价值

伦理学研究是一种哲学的理性反思的活动。在这种反思中,哲学一再地返回自身的原点。在当代西方元伦理学的研究中,关于道德的争议就是明显的例证。而这其中,关于道德实在论的观点则从多个维度来为我们澄清＂道德究竟是什么＂。本文从达沃尔（McDowell）对麦基（John Mackie）的批判切入,立足于达沃尔（McDowell）关于＂第二性质＂的证明来阐述价值的意义。并力图通过论证来反思达沃尔对道德实在论的贡献以及其理论缺陷。     

论舍勒对叔本华同情伦理学的批判

舍勒与叔本华在伦理学的建构上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把为伦理学奠基视为其伦理学的首要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又必须首先对康德伦理学进行批判。其批判的目的,就是要解救陷入形式主义困境中的伦理学,消除形式与实质、理性与情感之间的紧张或对立。舍勒与叔本华都清楚认识到,正是康德哲学的影响和自然科学的进步,有力地证明了伦理学或道德的原有支撑物己经腐朽。本文将对舍勒和叔本华在这方面的异同进行分析与比较,阐述舍勒在其"情感先天论"基础上对叔本华的同情理论所进行的批判。     

论上帝概念在康德伦理学中的双重作用

上帝概念是康德哲学中尤其是在其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更是一个道德概念。这个概念对康德伦理学中具有双重作用即调节性和构成性作用,这显示了康德伦理学的神学向度。但上帝概念对康德伦理学的作用是有限度的,即神学服从道德的需要,上帝服从人的需要。     

理性抑或情感:休谟道德基础的哲学追问

休谟通过对理性与情感在行为发生和道德判断中所起的不同作用的分析,确立了道德源于情感的基本原理。本文认为,休谟的"情感对行为有更直接的影响"的观点是合理的,但他的"理性对行为只具有微小的间接影响"的观点则是片面的。因为道德情感的产生有两种原因:自然情感倾向与实践理性判断。实践理性与自然情感对于道德行为的实施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当前,面对道德判断标准混乱化的现象,从哲学伦理学的视角重新审视感性情感与实践理性在道德判断及行为动因中的作用,对现实社会道德规范的构建与评价具有重要意义。     

康德的“定言命令”概念解析

"定言命令"是康德道德哲学的核心概念。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以下简称《奠基》)一书中,康德从"善良意志"这个日常的道德理性概念出发,逐步地推导出道德的最高原则——定言命令,并且阐述了定言命令的内容及三种派生形式。"定言命令"和"道德法则"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是有区别的,康德有时未加区分地使用二者,但这并不影响其论证。尽管康德在《奠基》前两章中采用的是分析的方法,但得出的定言命令却是一个实践的先天综合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