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贫困治理模式创新与贫困农民主体性构造

王三秀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8期撰文为，目前我国政府主导的农村贫困治理模式存在着较多的运作管理问题，直接制约着反贫困绩效的提升。农村贫困治理模式应当创新，而真正确立贫困农民反贫困的主体性地位则是创新之根本。贫困农民在反贫困中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他们对贫困治理的观念心理、行为特点、     

论农村反贫困治理结构创新

随着《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的发布,我国农村贫困标准、贫困治理对象、治理区域、治理方式、治理目标与任务等实现了阶段性升级,对农村贫困治理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挑战。但是,现行的"扶贫开发机构自上而下管制型"反贫困治理结构,由于存在突出的功能缺陷和机制难题,很难适应新挑战的新要求。为此,必须以构建农村"合作式"反贫困治理结构为导向,通过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贫困农户等多元主体的功能互补、分工协作,创新扶贫对象识别、资源投入整合、项目选择运营、效益监督评价等贫困治理机制,形成合力攻坚的"大扶贫"格局。     

国外能力贫困理念的演进、理论逻辑及现实启示

国外能力贫困理念是对收入贫困概念的深化和拓展,其核心要素是对个体可行能力的评估,经历了理念提出、学界认同及理论体系初步形成等几个阶段。在世界反贫困进程中,不仅发达国家对其进行了创新性借鉴,同时它还对我国新时期贫困治理转型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一是治理目标转型——将经济收入增加与贫困者自我发展能力提升并重;二是治理手段多元——"增权"视角下充分发挥专业社会工作人才的介入作用;三是治理形式创新——尊重个体独特性,实施个性化救助方式。     

我国城镇贫困状况与反贫困战略

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课题，而反贫困始终是当今世界各国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在反贫困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贫困问题仍然是困扰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为了加强反贫困的对策研究，为我国反贫困工作提供决策参考，民政部成立了“城镇贫困和反贫困研究小组”，由原副部长范宝俊任组长、办公厅主任陈杰昌、救灾救济司司长李本公、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廖鸿任副组长．就“城镇贫困与反贫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重大进展。为此，本刊特邀研究小组部分成员就我国城镇贫困现状和反贫困对策进行讨论，以期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并为其最终解诀尽一份力量。     

反贫困治理结构创新——基于中国扶贫脱贫实践的思考

经过数十年的反贫困实践,我国在取得举世瞩目反贫困成果的同时进入了综合反贫困阶段。新时期反贫困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反贫困应具备创新性和系统性。因此,必须创新反贫困治理结构。反贫困治理结构的创新主要包括:反贫困治理结构主体的创新,即建立包括政府、第三部门、贫困群体在内的多中心贫困治理主体结构;反贫困治理结构制度的创新,即通过正式制度(法典、专门法和政策)的供给与非正式制度(软法)的培育和运用,优化反贫困治理结构及其运行;反贫困治理结构管理运行的创新,即多中心反贫困网络中的多层治理、协同治理和自主治理。     

论贫困治理绩效评价——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双重分析

反贫困工作是中国当前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贫困问题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全面小康乃至共同富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贫困治理绩效评价伴随着贫困治理的始终,具有逻辑上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的迫切性,是中国政府做好反贫困工作的必要工具和重要抓手,科学有效的贫困治理绩效评价体系有助于提高贫困治理效率和贫困治理质量,能够体现共享发展的价值理性及工具理性。现阶段的贫困治理绩效评价存在评价主体不多元、评价指标体系不科学等问题。贫困治理绩效评价的改进应该在共享发展价值理念的指导下,发展政府内部加外部第三方主体在内的多元评价主体、完善评价内容和指标体系,同时绩效评价也应该随着贫困治理成效的提升而不断进行调整。     

后脱贫攻坚时代构建一体化的反贫困制度体系

随着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目标的实现,我国贫困治理的重点将转移到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稳定脱贫的任务依然艰巨,现行的反贫困制度体制需要重新审视、创新发展。后脱贫攻坚时代我国贫困治理的关键是要构建一体化的反贫困制度体系,将相对贫困治理与绝对贫困治理统筹兼顾,实现反贫困事业向纵深发展。涉及三个层面的整合:第一个层面是宏观层面的制度设计,推动反贫困事业与国家相关宏观政策的统筹兼顾与一体化,整体提高低收入地区、人群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缩小差距;第二个层面是现行反贫困具体制度(政策)的一体化,涉及现行扶贫开发相关政策与社会救助制度的整合,实现社会救助政策的积极转向,提升贫困家庭及个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第三个层面是反贫困管理体制的一体化,实现宏观层面的反贫困政策与微观层面的反贫困制度的结合,深入推进新时代的反贫困大业。     

结构功能主义视野下的中国农村反贫困系统

从结构功能主义系统观的视角观察,在我国农村贫困问题呈现新特点的条件下,现有反贫困系统存在着目标设定不合理、获取资源的能力不足、整合水平不高和维模功能失调4个方面的不足。为适应变化了的农村贫困形势,反贫困系统必须进行自我调适,其重点应是以促进农民群体素质的全面提高为目的、以提高农民的政治地位为突破口、以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及培育农村自治力量为重要手段、以完善法治体系为保障,促使农村反贫困系统取得长期、可持续的成效。     

我国反贫困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我国反贫困工作的阶段性目标是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达此目标,不仅需要具体的政策执行,还需要从制度层面思考反贫困的政策设计。文章以制度经济学为切入视角,对贫困发生的传导机制、贫困的制度缺失根源以及反贫困的制度供给进行解析,为可持续反贫困的政策设计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从现实来看,我国贫困的发生主要源于人口增长引发的教育医疗资源缺失、自然和生态条件严酷、原生制度的路径惯性以及地区结构性差距等因素,并以不同路径形成贫困的传导和循环。从制度经济学视角来看,贫困的制度缺失主要表现在制度选择的低成本陷阱、旧式(原生)制度的路径依赖以及制度变迁动力不足等方面。基于上述分析,文章认为,我国反贫困的制度设计需要从多政策选择避免低成本陷阱、移风易俗打破惯性贫困以及顶层设计将反贫困纳入政绩考核等三方面入手。     

贫困类型、贫困观念与反贫困结构的变迁——世界贫困史的视野

世界现代化进程呈现出贫困现象全球化与反贫困目标欧美化的悖论,在现代性危机中去认识该悖论的产生原理,是贫困治理与社会政策学的基础性问题。从世界贫困史视野来看,贫困与反贫困的观念与结构总体上呈现出从个体文明与地方化到国际化与全球化的发展态势。从前现代世界到近代世界,在经济全球化、工业化与帝国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工人阶级激进主义运动等因素作用下,反贫困从穷人道德的污名化取向转向社会经济问题治理取向;“国家”逐步取代宗教慈善以及家庭、社区、行会等,承担起反贫困全球化的主要责任,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出了福利模式。进入当代世界,尽管反结构性贫困成为全球共识,但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顺利实现西方式现代工业化目标,反而沦为一些欧美发达国家的附庸。深刻反思当代世界的贫困根源及反贫困实践依据,认真总结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理念、经验与模式,有助于真正推动第三世界具有主体性的反贫困理论建设与实践进程。     

江苏省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两项制度衔接工作探索与思考

正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为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我国建立实施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和农村扶贫开发两项制度,分别针对贫困人口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然而,随着农村反贫困工作的深入推进,两项制度分立实施的弊端日益显现。如在农村低保实施过程中忽视农民脱贫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农民在经     

大连社区公共服务社的探索与启示

贫困.是与人类社会相生相息的共性问题。在中国,随着经济迅速转轨和社会急遽转型,贫困问题也日益显现,并且成为各级政府和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 随着贫困问题的产生,反贫困也就成了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共同目标。但是,基于国情的不同,世界各国的反贫困政策和实践也是异彩纷呈各具特色。面对贫困问题的挑战,中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反贫困战略,确立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贫困者自助的政策和制度设计总体框架。在这总体框架下,从各级政府到各行各业,从社区组织到社会成员.都为实施反贫困战略积极地探索,为保障贫困者的基本生活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新中国70年反贫困的政策演变、成效和主要经验

新中国70年反贫困的政策演变先后经历救济式反贫困(1949—1978年)、体制变革助力反贫困(1978—1985年)、开发式反贫困(1986—1992年)、攻坚式反贫困(1993—2000年)、造血式反贫困(2001—2011年)和精准式反贫困(2012年—至今)等6个阶段。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充分彰显。着力凝聚共识形成反贫困合力、着力完善反贫困治理体制机制、着力与时俱进制定精准反贫困策略、着力推进党建与贫困治理互促共赢、着力促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贫困、着力推动乡村振兴与贫困治理统筹衔接是我国反贫困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宝贵经验。     

以共享发展理念推动农村贫困治理

共享发展理念,为我国加快推进农村贫困治理提出了前瞻性指引,是我国实现全面脱贫致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坚持共享发展,推动我国农村贫困治理,就要注重激发农村贫困群体在参与农村贫困治理方面的主动性,形成贫困农民主动脱贫致富的良好格局。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农村贫困治理,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农民共同参与治理的多元化治理格局。     

国外发达国家反贫困的经验与启示

贫困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常态现象,是大多数国家存在的社会问题,反贫困是各国政府的重要任务。本文系统梳理了发达国家的反贫困政策和经验,提炼了对我国反贫困的重要启示,这对于进一步正确认识我省贫困状况,开阔视野、创新思维,大力推进精准脱贫的历史进程,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的重大任务,顺利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国数字政府治理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我国数字政府治理是对政府治理模式的技术化加成,也是对政府治理框架的全方位变革,更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数字中国重要论述的具体实践。然而,在持续推进过程中,我国数字政府治理仍旧面临体系化建构与法制化建设有待加强、多元参与机制效能尚未全面发挥及专业化优秀人才缺口明显等现实困境。因此,应通过建构与完善数字政府治理的法律体系、升级与重塑数字政府治理的多元参与机制以及引进与培养数字政府治理的优秀人才等方式,推进我国数字政府治理进程。     

论电子治理下的政府管理转变与创新

政府电子治理是一种全新的政府管理观念。政府电子治理的发展过程是运用信息化技术对政府管理进行不断完善和创新的过程。政府电子治理的基本目标是实现电子政务。电子政务作为未来行政管理的基础平台和实现无纸化政府目标的有效手段之一,必然会对政府管理职能及行政制度进行有开拓性的转变和创新,通过发展电子政务推进政府改革和管理创新,是我国提升政府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反贫困绩效研究 ——基于2012—2017年的经验数据

农村金融的发展对于促进农村地区经济水平的提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农村金融作为一种为贫困农户提供资金要素的途径所发挥的反贫困绩效已经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肯定。结合我国2012—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农村金融与反贫困绩效进行实证研究表明:提高反贫困绩效可以从提高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着手,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对于农村贫困却存在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这也就表明了农村金融的反贫困效果要处在适宜的内外部形势下才能较为明显地体现出来。     

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的价值理念与建构目标

农村正处于由市场化改革而带来现代化发展的全新时期,市场化改革激活了农村基层现代化发展的社会活力,拓宽了农村基层的社会空间,促使农村基层原有的治理体系逐步发生根本性的转换,使得探索适应农村现代化发展背景以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的价值理念与建构目标成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课题。农村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尽管具有艰巨性和复杂性,却为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带来客观机遇,也使得探索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的价值理念与发展目标成为必然。     

农村贫困治理与精准扶贫的政策改进

农村贫困治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议题。与传统贫困治理模式不同,精准扶贫具有更强的实践导向性和制度针对性,是现阶段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根本之策。然而,精准扶贫在农村贫困治理中也存在诸多困境,有必要对精准扶贫政策加以改进:改革精准识别的制度掣肘,把握精准施策的技术靶向,锻造精准扶贫核心力量,完善脱贫攻坚成效考核机制。在此基础上,推动形成"政府主导、市场推进、社会协同和民众参与"的多元主体农村贫困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