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协商民主推进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基于浙江省实践探索的思考

村民自治的核心在于"四个民主",但民主选举往往更受重视。现实中,浙江农村的民主选举已经比较规范。民主选举出现的问题并不是民主选举自身的问题,而是农村社会治理土壤的问题。完善村民自治的突破口在于村庄权力的行使环节——民主决策和管理,协商民主的内核与民主决策和管理的价值取向存在高度契合。以基层治理绩效为驱动力,考察浙江省台州市两个协商民主案例发现,就以协商民主推进未来村民自治中的有效实现而言,一要保障村民的主体地位,二要切实可行的制度设计,使农村社会以协商民主的方式从选举走向治理。     

浅析选举民主

民主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选举民主是一种民主实现形式;选举民主是指人民通过自由、公正、广泛、定期、平等、竞争性的选举来选择政府及其治理方式,或者说政府通过竞取人民手中的选票而获得作出决定的权力;选举民主的基本功能有合法性功能、选择和监督功能、稳定和抚慰功能、纠错和矫正功能、培育公民意识功能、扩大公民参与功能。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村民自治制度的优化研究

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求在实践中将民主贯穿于每一个环节，重在强调全过程，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要求。以此来看，村民自治中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两个环节恰恰在实践中无法保障民主的充分实现，为此需要嵌入协商民主机制。而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精神要义上，它要求在民主实践过程中，不受外界干扰，村民能够积极主动参与村庄治理的全过程，实实在在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就此而论，村民自治由于常常受村两委关系、乡村关系以及受村民政治参与的效能感差等因素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充分实现村民的当家作主，因此需要用“权责清单”来合理划分乡村关系、两委关系并且用“微自治”机制来提升村民政治参与的效能感。由此才能优化村民自治制度，从而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村民自治中得以彻底执行提供制度保障。     

浅论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形式

2006年《中共中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意见》明确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这两种民主形式就是我们常说的选举（票决）民主和协商民主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的人民民主     

农村民主治理方式探索——兼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结合

要想进一步促进农村民主治理的发展进步,就必须改变过去那种金字塔式的民主治理方式,遵循多中心治理方式,建立多层次、多中心、制度化的协商民主制度,大力发展协商民主,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两种民主治理方式互补长短,相辅相成,贯穿于乡村民主治理的始终,促进乡村民主治理的有效性。     

以党务村务公开质询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以重庆市郭家沱街道党务村务公开质询制度为例

正一、引言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以来,村民自治成为了法律所赋予群众实现民主自治的重要途径,人民群众通过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大会,依法间接或直接的行使自治权力,维护自身所享有的民主权益,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四方面的内容。但随着村民自治的发展,对其本质的含义理解和实践却有失偏颇。在城市,"政府一直将社区看作是国家权力机构实现管理     

协商民主视角下的村民自治主体分析

村民自治的主体是可以行使自治权的村民个人,其在村级协商民主活动中产生了平等协商型、自我主导型以及理性顺从型三种互动模式,并表现出了理性态度下的主体性理念、独立的公共责任意识、多元之上的包容性与妥协性以及较强的民主能力与话语能力四大政治特征。     

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协同发展的治理优势北大核心

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协同发展是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势,是中国民主政治演变与发展的历史逻辑、民主逻辑和制度逻辑的高度统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鲜明特色,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协同发展的治理优势体现在:决策合法性与科学性相统一、民主整体性与层次性相结合和治理稳定性与参与性相协调。进一步促进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协同发展,就必须着眼于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对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新要求,既需要在现有制度存量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协同发展的制度体系,还需要以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为出发点不断创新协同发展治理机制和培育协同发展治理精神,推动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协同发展的治理效能不断提升。     

国家治理视角下中西协商民主的双重超越

国家治理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有效性的重要依据。因此，从治理视角看，西方协商民主对于自由主义民主是一种治理超越。西方协商民主力图通过对民主理念的改造来弥补自由主义民主的缺陷，帮助自由主义民主摆脱现实治理困境和合法性危机。然而西方协商民主终究走不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制度框架，使其许多理论上的美好愿景难以真正转化为实践上的治理效能。与西方协商民主不同，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和民主实践，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民主。它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有实践探索，革命胜利后又以协商的方式建国，而后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政党协商到政治协商，再到社会协商，最后发展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实现形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对于西方协商民主又是一种治理超越，它在广泛参与、民主决策、多元共治、权力监督和主体培育等方面开辟了当代国家治理新境界。     

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历程与出路

中国特定的政治生态决定了中国对农村基层民主化道路的选择。村民自治和乡镇民主正处于实践与探索阶段,并取得初步成效,但这两种农村基层民主形式面临着两委关系与乡村关系的体制性难题、选举操作的失范、乡镇民主的被动有限性和乡镇权力结构的局限性等困境。为此,我们可以通过制度创新,实行村级两委合一,乡镇有限自治,并建立基于民主和法治原则的党政合一的乡镇政府体制,使中国农村基层民主走出目前的困境而持续有效地发展。     

论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发展路径的选择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协商民主理论,是对西方民主理论的新发展、复兴或转向。理论界对协商民主概念的理解分为三种不同的流派:民主形态说、政治参与说、公共治理说。协商民主中的"协商"包含着"讨论"和"慎思"两方面含义,并不同于我国政治协商会议中的"协商"。我国协商民主具有协商形式的丰富多样性、协商过程的统一组织性、协商层次的上下联动性等特点,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发展困境。推进和完善协商民主必须坚持公开、平等、包含、理性等基本理念和原则,从制度和机制层面加强协商民主建设,并坚持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民主协商和多数表决相结合、基层民主协商与社区自治相结合,才能开创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之路。     

村民自治与广东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

从现代民主理论的视野来看 ,民主意味着代表性 (Representative)、责任性 (Responsible)和回应性 (Re sponsive)。广东农村经过三年的村民自治实践 ,使民主选举从政治象征转变为自主参与 ,民主决策从少数人说了算转变为多元互动 ,民主管理从行政强制转变为协商合作 ,民主监督从纸上权力变成实际行动 ,引入了农村治理的新手段 ,创建了农村治理的新机制 ,进而使村民自治制度更加明显地具有了代表性、责任性和回应性 ,对推动农村基层民主和农村治理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浅谈基层协商民主的现状与出路

<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把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同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协商民主：乡村治理模式的改革与发展——兼论大学生村官的嵌入

当前,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乡村治理模式已逐渐走向成熟和深化,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村民自治正面临着由于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新形势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大学生村官通过践行协商民主理念,可以对乡村治理模式进行改革与发展,从而有效解决村民自治面临的诸多困难。     

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的论断. 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这是第一次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概念, 标志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的正式确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建立健全居民、村民监督机制,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发展基层协商民主,符合我国国情,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要求, 对于充分调动基层群众参与基层经济社会发展事业的积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民主与参与: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逻辑北大核心CSSCI

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民主政治演变与发展的必然逻辑,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参与性与民主性的高度统一。作为中国政治现代化发展的逻辑指向,民主与参与构成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逻辑存在于一元领导与多元协商、人民民主与有序参与、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顶层设计与多层推进相统一的基本形态之中,这不仅赋予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合理性和发展现实性,而且对于全面承接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需求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形态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协商民主为村民自治开辟新渠道

协商民主为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开辟了一条新的渠道,但是协商民主在基层社会推行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困难亟待解决,因此,探索出一种协商民主与村民自治有效结合的民主治理模式十分必要。     

改革开放30年村民自治中“村支两委”关系解析——以权力运行和治理绩效为视角

随着我国村民自治的进一步推广实践,暴露出一些深层次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自治下的"村支两委"关系不协调问题,这也是全国实施村民自治中存在的问题。如何理清和协调处理"村支两委"间的关系,成为中国农村开展基层民主建设、实施村民自治必须面对和及时解决的课题。本文以北方某省LZ村为个案,通过对自治选举、决策权力运行、选举村委会主任对村党支部书记的影响、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的地位等几个方面来考察LZ村中"村支两委"关系,从权力运行和治理绩效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最终利用博弈论的相关知识得出一种新型的"村支两委"关系模式,为村民自治实践提供理论借鉴。     

论权力制衡下农村新三元主体乡村治理长效机制——广东省清新区村组两级议事会乡村治理新模式探析

乡村自治权力非均衡现状呼吁乡村议事会合法介入,形成新三元主体乡村治理模式,村组两级议事会的本质是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具体体现,也是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科学探索.按照“顶层设计”方法科学定位三元主体权力边界,形成权力制衡循环善治机制,做好法律、激励内部保障与外部行政环境机制结合,构建科学的乡村治理长效机制.模式必须制度化,要逐渐在实践过程中探索符合乡村生活的运行方式,要连接实践经验和理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对海南村民自治实践所遇难题的探究

海南村民自治存在着重视选举而轻视治理、"两委"关系难以协调以及乡镇政府过多干预村民自治等问题。基于此,要从完善选举制度和监督制度入手,继续多管齐下治理选举乱象;要重视农村治理机制的创新,从而解决"两委"矛盾;要加快基层政府从行政管理型向技能服务型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