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视域下的日本对非洲政策

非洲作为“全球南方”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日本实现其“政治大国”夙愿的重要依托。日本在战略上，诱拉非洲国家进入其“印太构想”，拓展战略空间；政治上，紧密团结非洲，推动联合国改革；经济上，完善对非经济外交，夯实日非务实合作根基；安全上，优化制度设计，确保非洲供日能源安全；软实力建设方面，注重理念引领和实践，提升日本在非影响力。由于日本对非政策长期以来的外生性、日非合作民间基础薄弱等原因，日本实现对非战略目标的掣肘多。“全球南方”崛起背景下，日本对非政策给中非合作带来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展望未来，日本只有摒弃对“全球南方”的错误认知，才可能使其对非洲的政策调整收获预期的效果。     

从日本对非洲援助看其软实力外交北大核心

非洲是日本“印太构想”的西翼,在日本安全战略和经济合作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近年来,对外援助被日本视为落实“印太构想”的重要手段,服务于日本的经济、政治、安全战略目标。经过多年累积和探索,日本逐步形成了独特的精耕细作式对非援助方式,注重草根性、人才专业性、国际协调性。在实施路径上,日本积极推动日语、经营理念、“清洁文化”等特色文化的传播,推广日本式认同建构方式,赋权非洲弱势群体,输出社会和经济发展经验。日本对非援助软实力外交虽取得了一定积极效果,但也有局限性,无法掩饰日本对非整体政策中强烈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对冲中国在非影响力的作用也有限。     

试述日本与东南亚关系及其影响

近年来，日本在“政治大国”战略的驱动下，加强了对东南亚的外交攻势，进一步密切了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关系。特别是1997年至17—14日日本原首相桥本龙太郎东盟五国之行后，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日本积极发展与东南亚的政治关系1．东南亚地区形势的变化，促使日本对东南亚政策作出新的战略抉择。目前，东南亚地区的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概括地说：一是东盟作为亚太地区独立一极的形象日渐突出；二是东南亚地区经济增长令全球瞩目。为此，桥本政府拟定了一份被称为“桥本理论”伪加强与东…     

从“国际经济政治化”角度看日本对东盟的经济援助

日本在二战后对东南亚国家实施的经济援助除了商业上的动机外 ,还带有很强的战略性。日本在战后对东盟国家的经济援助分 3个阶段 :第 1阶段是从战后初期到上世纪的 6 0年代末 ,日本对东盟经济援助处于初始阶段 ,这一时期经济援助的经济意义占很大比重 ,但也含有一定的政治含义 ,且比较隐蔽 ;第 2阶段是从上世纪70年代的“福田主义”的出笼到贯穿整个 80年代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 ,这一阶段日本在外交上倾向独立 ,对东盟经济援助的政治化开始显现 ;第 3阶段是从冷战结束到现在 ,这个阶段日本对东盟经济援助的政治意图明显 ,直接服务于其政治大国战略。     

冷战结束后日本对台政策的调整及其根源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大的变化。日本在加速推进世界“政治大国战略”的过程中，开始对过去“友好第一”的对华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推行一条以遏制中国发展强大为主流的对华政策。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考虑，日本开始逐步调整对台政策，不断发展与台实质关系：政治上，突破“民间外交”限制，推动日台官方关系升温；经济上，密切日台经贸关系，加强对台经济渗透；军事上，双方合作意向明显，开始在安全领域进行合作；国际交往上，支持台湾扩大国际参与，协助台湾拓展“国际生存空间”。这既有历史、经济等方面的因素，更有其长远的战略图谋。     

日本对东盟外交的回顾与展望

曾有人形象地把东南亚比做日本的“后院”，确有一定道理。但时过境迁，国际与地区的经济、政治与安全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东盟一体化的进展以及中国地位的提升，改变了原有地区政治格局与经济力量的对比。战后日本对东盟外交有其独特的优势，但面对新情况，也存在诸多不利因素。对东盟外交的成败，关系日本政治大国目标的实现。而日本地区战略的调整也将导致日本与东盟以及东亚其他国家形成新的互动关系。     

“战略互惠关系”与日本的国家战略选择

中日之间基于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交流的合作与发展，终于催生出“战略互惠关系”。然而，由于日本追求“国家正常化”的战略选择和右翼势力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误读，中日关系将会沿着合作与斗争交织的曲折道路向前发展。     

日本对东盟的文化外交战略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在分析日本和东盟的外交关系时，大多从经济、政治或军事方面人手，而对于双方的文化关系，以及日本对东盟的文化外交战略的论述还相对缺乏。本文主要分析日本对东盟的文化外交战略，全面了解日本的东盟外交战略，并探讨其对日本和东盟关系的影响。     

日本网络安全战略

当前,网络已渗入到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网络安全战略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网络安全的国际竞争与合作也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最重要因素之一.2015年9月,日本正式推出了新版《网络安全战略》,重新评估日本网络安全面临的形势,提出了新的日本网络安全战略的目标、原则、措施,确定了日本网络安全的体制和未来方向.此战略被安倍称为“未来网络安全政策的指南针”和“日本安全保障的重要战略支柱”.     

战后日本的经济外交与政府开发援助

日本著名国际政治学者高坂正尧指出：战后日本外交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经济中心主义”，无论是内政，还是对外政策的实施或是外交行为的目的，都以国家经济的恢复增长和繁荣作为最主要的目标，都带有极为强烈的经济色彩和功利动因，可以说是一般性政治外交的经济化。而“经济中心主义”的外交战略，又决定了日本对外援助政策以“经济开发”为基本特征的原则方针和行为方式 。     

日本新内阁的政策走向

今年４月２６日，小泉纯一郎（ＪＵＮＩＣＨＩＲＯ ＫＯＩＺＵＭＩ）就任首相，日本新内阁正式成立。这标志着日本政治已经完成了世代交替的任务，开始由少壮派政治家掌握国家权力，日本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小泉纯一郎高举“新世纪维新”的大旗，以改革者自居，将要在日本刮起一轮“小泉改革旋风”，不仅对日本政治、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而且也影响到亚太地区的形势。     

日本的援非方略及其涉非外援机构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政治大国”战略目标更加明确。1992年,日本驻联合国大使波多野敬雄明确提出,日本“争取在五年内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这一目标实现,“等于日本被承认为政治大国”。在这一背景下,日本深度调整了对非洲的战略,明显加大援助力度,并藉此争取非洲国家对其“政治大国”战略诉求的支持。目前,援助已经成为日本拉近同非洲战略关系的重要外交手段之一。     

日本“自由贸易协定战略”的无奈转变:过程与战略动机分析

二战后,日本一直主动参与多边贸易体制.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美国的影响下,日本的区域经济合作理念曾一直受到压制和制约,日本因多边主义停滞不前,开始尝试区域主义,并与中国展开竞争,而这都与日本对美、中两国的认知和对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刻变化有关.2005年以来,日本“自由贸易协定(FTA)战略”实现了两次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日本签订FTA所在区域范围的扩大、对象国的增加和政策倾向的变化三个方面,其背后有经济和战略原因,而战略原因大于经济动机.日本FTA战略的实质是日本由“东亚主导”转变为“美日共同主导”的无奈.日本试图借“跨地区主义多边化”的政策倾向进而实现政治抱负的野心恐难实现.     

合作与摩擦

俄罗斯进入普京总统第二任期以后，不仅政治上反对派式微，政坛局势更加趋于稳定，而且上一任期的最后一年，普京明确提出了在10年内使俄经济翻一番的发展规划，为了实现经济翻番的目标，普京在其总统第二任期内大力开展“经济外交”和“资源外交”尤其是“能源外交”。这样，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也进入由构筑政治战略框架阶段发展到充实物质战略基础的新阶段。     

冷战后日本的地缘政治思想

对日本战前“地缘政治学”的反思及“海洋国家论”的泛起，是冷战后日本地缘政治思想的两大主要组成部分。主张巩固与美国等“海洋国家”的同盟关系，加强对中国等“大陆国家”的遏制防范是其重要推论。冷战后日本地缘政治研究在总体上依然没有超越经典地缘政治范畴，对权势对抗、空间争夺的迷信和对意识形态对抗的渲染是其主要的理论风格。冷战后日本地缘政治思想对当前日本对外战略的制订与实践具有重要影响。     

对谈：中日关系为什么“经热政冷”

近年来中日经贸合作出现新热潮，但中日政治关系却麻烦不断。从日本方面看，日本的政治家重“战术”轻“战略”，对外交的认识远远落后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主张积极发展中日关系而又言行一致的政治力量较弱，有些日本政治家甚至把中国的发展看作威胁，主张要牵制中国的发展。在日本社会，由于经济形成长期低速局面，而使国民感到不安，于是就要找心理支撑，民族主义情绪有所上升。在日本的学术界，真正了解中国的人不多，而又缺少影响力。两国媒体上讲对立的声音很大，倾向于“报优不报喜”。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很重要”的认识在日本日益扩大。中日之间的经济、技术与文化交流不断发展是生产力发展要求和经济全球化潮流所决定的，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21世纪初期日印关系及影响探析

21世纪初期以来，出于各自“大国战略”目标与共同利益的需要，日本与印度互有所求，相互借重，双边关系发展迅速，双方在政治、经济与安全等领域加强全面合作，经济与安全合作尤为突出。这反映了日印共同防范中国崛起与制约中国发展的心态。日、印双边关系的发展对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美日经济安全同盟：构建“集体韧性”体系

在对华“脱钩”政策难以奏效的情况下，美国开始推进“集体韧性”战略，即纠集所谓的志同道合国家构筑排除中国的技术联盟和供应链联盟。日本在这一新的联盟网络中处于关键地位。美日两国在出口管制、外资审查、半导体制造、移动通信网络和数字贸易规则等一系列经济安全政策领域启动了双边及多边合作，迈出了走向经济安全同盟的步伐。但美国的政策服务于本国优先的国内政治和遏制中国的地缘战略，与日本等盟友的立场存在分歧。日本则试图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在安全与经济之间保持平衡。面对经济安全政策、经济民族主义和经济全球化这三股相互竞争的潮流，美日两国都提升了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有可能形成“联手制华”的格局。对此，中国应坚持竞争与合作并重的战略方向，在加强自身竞争力和韧性的同时，深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合作。     

论冷战后日本对非洲的外交政策

冷战结束后,随着“世界经济强国”地位的进一步巩固,日本充当“世界政治大国”的欲望迅速膨胀。受此影响,日本对非外交也由冷战时期单纯强调经贸利益转向全面介入,不断加大对非洲国家的渗透力度,以求全面扩大在非洲的影响力。日本对非外交的“新重商主义”特征有所淡化,而“大国外交”意识则迅速增强。     

浅析日本的回归亚洲战略

日本在坚持“西方一员”的同时,开始执行“脱美入亚”的战略。其着眼点是: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亚洲经济迅猛发展,日本回归亚洲,才能在全球站稳脚根;在同美欧经济争夺战中占据有利地位。 日本回归亚洲的主要对策有,对美国既联合又争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以经济技术手段主导亚洲;借助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 日本“脱美入亚”的战略引起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邻国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