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危机治理中公民参与机制的建构

实现公民参与的有序性是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目标与难点。如何建构公共危机治理中公民参与机制是理论和实践中必须回答的问题。基于治理理论视野,提出建构公共危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五大机制:推行公共危机治理公民参与的责任机制;建构公共危机治理的公民教育机制;优化重大灾害性公共危机动员机制;建建重大灾害性公共危机沟通机制;建建志愿者及其公民组织制度化参与机制。     

社会参与:危机治理范式的一种解读

危机治理已成为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能。建构政府与社会互动的危机治理模型、实现社会的有效参与,是处理危机的重要环节。政治文化建设和公民社会发育作为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土壤,同时也是危机治理机制运行的基础。本文试图通过对政府与社会处理危机应对措施的分析,探究危机中政府与社会的责任,阐述责任政府的危机治理效能,提供危机柔性管理的基本思路。     

西方国家福利治理与政府社会福利责任定位

福利治理,是1970年代福利危机后西方国家社会内在矛盾发展演变的产物,体现着西方国家寻求社会福利改革的努力。福利治理以保守社群主义、左派第三条道路和福利多元主义为学理依据,依循社会福利供给改革的变迁逻辑,形成了福利治理模式。这一思路和模式强调社会和公民福利责任的回归,构建多元主义福利供给机制,重新定位政府的社会福利责任。但是,福利治理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根本制度和内在矛盾,因此,也就不能根本解决西方国家的福利危机。     

论未成年人侵权责任能力类型化构造——基于民法典的内外在体系

“未成年人致人损害责任体系”向来为民法学中的疑难问题，《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亦存在较大的争议。未年成人致人损害责任体系的核心在于未成年人责任能力制度，而未成年人责任能力之构建又取决于法律体系所欲实现的内在价值体系。自《民法通则》以降我国法律完全否认了未成年人的责任能力，从而由其监护人承担法律责任。此种立法模式固然实现了充分保障受害人利益和未成年人利益的价值追求，但是却并未能够兼顾其他现代侵权责任法所追求的价值。法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以及经济学等新的研究成果共同指向只有将未成年人的责任能力按照其年龄予以类型化，也即区分为绝对无责任能力与相对无责任能力，才能够在损害预防、受害人保护、未成年人养成、鼓励父母养育子女等诸多现代民法典之内在价值体系中实现最佳平衡。     

公共危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路径构建

公民参与是公共危机治理理论实践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公民在参与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非理性参与、沟通不畅、能力不足、积极性不高等问题。政府作为公共危机治理的主导力量,理应从保证公民理性化的参与、畅通信息沟通的渠道、提高公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健全公民参与的有效激励机制来培养公民参与的积极性等方面解决问题,以促使公民与政府直接、有效沟通,增强我国公共危机治理效能。     

国有企业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四重逻辑

将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拓展为基于国有企业属性的“属性责任”分析框架，以国网浙江电力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考察国有企业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实践面向与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呈现出系统内防控、自愿性公益、执行式参与、主体性治理四类行为，体现了市场属性驱动其履行市场责任的市场逻辑、社会属性驱动其履行社会责任的社会逻辑、政治属性驱动其履行政治责任的政治逻辑、公共属性驱动其履行公共责任的公共逻辑。文章创新了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分析框架，回应了否定国有企业需要履行多重责任的理论质疑，阐明了国有企业需要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履行多重责任的内在逻辑，提出了优化国有企业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制度环境的政策建议。     

政府危机治理中公民有序参与之路径选择

在政府危机治理中,应运用治理观念改造政府、制定专门的危机治理法律法规、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治理机制、提高政府官员引入公民参与的积极性等途径,实现公民有序参与危机治理。     

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公民有序参与角色转型的制度分析及对策探究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公民有序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表现在公民参与由"被动型"管理客体向"主动型"治理主体,由"人治型"管理客体向"法治型"治理主体的角色转型。公民有序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需要,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和公民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制度现代化是一个关键。因此,从制度建设角度来探讨公民有序参与角色转型及其路径,通过制度安排来提升公民制度参与的权利意识、管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对实现公民参与角色现代转型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     

全过程民主视域下公民参与五年规划决策的机制优化

公民参与五年规划决策是全过程民主的内在要求与实践方式,也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路径。当前公民参与规划决策过程仍然面临着政治参与意识薄弱、参与不足、评估监督与反馈机制不健全以及法治化不足等诸多挑战。面向治理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必须以全过程民主贯穿五年规划决策,发挥公民参与规划决策的主体精神,提升公民参与规划决策的治理效能,完善规划执行的评估、监督和反馈机制,推进五年规划决策过程的法治化建设,切实提升五年规划的科学性、合理性与有效性。     

解析与建构:生态公民及其养成研究

生态公民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生态公民养成是解决生态危机、承担主体责任的重要路径。但当前我国公民的生态意识不高、生态参与不足、生态治理流于形式等问题正严重困扰生态公民的养成。要实现生态公民养成的困境突围,只有通过培育生态意识,奠定生态公民养成的文化基础;发展生态农业,提高农村公民生态参与能力;落实生态实践等多维支持,才能促进生态公民的养成和生态公民社会的形成。     

合法性之基石——构建政府与公民的信任关系

中国正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时期,由于思想观念的急剧变化、政治参与渠道受阻等因素,不可避免地遭受到合法性危机。化解危机的根本途径就是构建政府与公民的信任关系,通过建立良好政府形象、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扩大人民的政治参与等来保持政府的合法性。     

当代西方行政改革中公民与政府关系的新调适

现代社会中,政府为社会提供日益广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方面的责任构成了公民与政府关系的基调,也成为公民与政府关系紧张的主要根源.当代西方行政改革在改善公民与政府关系上存在两种思路一种强调在公共服务生产领域建立市场机制,寻求政府之外的替代生产方式;另一种仍坚持政府在公共服务生产上的传统责任,强化政府的践约能力.两种改革思路在方法和手段上具有不可替代性,同时表现于改革实践中.     

政府信息公开机制中危机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

当各种突发事件和公共危机频繁触动人们的神经,成为时下社会最为敏感的话题时,人们不得不更为虔诚地相信和依赖政府。政府如何满足社会公众对信息公开、透明的需求,在危机管理中把握舆论导向、巩固和完善政府形象、保持社会稳定和谐有序地运转,危机新闻发言人制度就被特别提上政府议程,成为当下政府化危机为转机的关键。     

网络环境下我国危机信息的传播与管理

网络不仅能够及时的收集和快速传播危机信息,也可以急速扩大危机的影响,扩大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规模。但是,在危机信息的传播与管理上,存在着地方政府的认识误区、信息传播机构的技术误区以及民众的选择误区等问题,使得在危机信息的传播中出现了诸如否定、漠视、反映迟缓等问题,阻碍了危机信息的传播与管理。因此,树立正确的危机传播理念,健全相应的危机信息机构和制度,加强对网络的监管和引导以及培育公民的危机意识,对于网络环境下及时准确的传播危机信息,管理应对危机,提高政府的公信力,进而巩固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公民参与

目前,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公民参与处于较低水平、面临许多困境,因此,应该通过多种途径扩大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渠道,规范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行为,最终形成政府与公民、媒体、非政府组织等等良性互动的合作模式,最大限度地降低公共危机事件造成的损害。     

入世:公共行政文化发展的新起点

公共行政文化是在既有的政治文化水平影响和制约下,行政权力使用者和行政权力相对人在长期社会化过程中围绕公共事务管理方式和价值所形成的大体一致、相对固化的习惯意识和取向。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以江泽民为首的这一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第三次革命”的开始。作为一个重要变量,中国的政治与行政将必定从中受益。仅就行政文化发展而言,WTO的精神和原则大概至少会有利于我国政府和公民强化与公共行政现代化相关的四种意识:其一是具有真正价值理性的法规意识。其二是政府权力与责任相契合、公民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意识。其三是合作与共赢意识。其四是诚信与践诺意识。     

金融危机中的政府经济职能缺失及完善

重新审视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政府经济职能的缺失很容易被人忽略。在各国政府积极救市的大背景下,应该先反省政府在金融危机中的职能缺失问题,然后再通过职能完善去解决金融危机并做好危机防范工作。本文试从政府经济职能的角度,去思考、阐述金融危机的发生和解决。     

论风险社会视阈下社会信任道德危机的破解

在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社会信任道德危机,其实质是传统道德范式向现代化道德范式转换过程中的断层所导致的道德信念危机。厘清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道德危机的实质并分析其建构的困境,有助于从根本上认识和应对当前的信任道德危机。消除社会信任道德危机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从加强公民共同的价值观教育、建立和完善制度信任机制以及提升政府公信力入手,以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我国公民网络政策参与的悖论及其消解

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问题一直受到学界和政府的关注。网络是当今公民参与的重要形式，但也带来平等、成本、绩效、稳定等方面的难点和悖论，建设性和破坏性并存。消解悖论，需要建立有效规范、培育现代公民、建立现代化的信息网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