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汉时期湖南地区的民族与文化——兼论常德与长沙在秦汉时期的重要地位

先秦时期湖南地区的蛮、越、楚及华夏等民族,在秦汉统一王朝统治下进一步融合,汉文化进一步传播,使该地区的经济、文化趋于开放性,且有了较大发展。在这一历史步履中,常德（时称武陵郡）、长沙（王国所在地）地位重要,彼此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交替成为湖南地区具有"龙头"作用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城市。     

司马迁所居“夏阳”城址考辨

司马迁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本文通过爬梳文献资料，对司马迁所居“夏阳”城的城址，进行了仔细考辨，考证出其具体位置。并结合考古资料，认为先秦少梁城和战国秦汉夏阳城为同一座城，都位于韩城市南二十三里，今市南堡安村附近考古勘察出的城址就是先秦秦汉少梁（夏阳）城。     

从考古发现看先秦湖南境内的民族分布

先秦时期,湖南境内民族情况复杂,但是史籍记载寥寥,且充满矛盾。为了弄清这一问题,还得更多地利用考古资料,将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相互结合,彼此参证。建国三十多年来,湖南地区考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对于解决湖南先秦时期民族分布情况,增添了许多可贵的实物史料,从而使我们有可能进行粗略的分析。 依我看来,先秦时期在湖南地区居住和活动的主要有越、楚和濮三个大的族群,另外还有巴。     

鄂国史迹与楚人至鄂

商周的鄂地、鄂国,当本因其地多鳄鱼而得名。周代的姞姓鄂国,是商代噩国的延续。近年的考古发现证实,西周早中期的鄂国地望在今随州一带,西周晚期后段至春秋早期的鄂国地望在今南阳境内。鄂国领域可称鄂地,但鄂地并不等同鄂国。周代的鄂国唯有一个,周代的鄂地却有多处。史载西周晚期的楚君熊渠"至于鄂",学者大都以为是熊渠征伐鄂国。分析西周后期江汉地区的形势和楚国发展的趋势,印证周代楚国的相关史料,熊渠所至之鄂只应是史称"东鄂"的今鄂东南鄂州、黄石一带。"东鄂"本是商周南土扬越部族的世居之地,并未成为姞姓鄂人所居之国。楚人至鄂而占据以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为中心的商周铜矿资源最丰富、矿冶水平最先进的基地,才有了富国强兵、开疆拓宇的大发展。熊渠封立的鄂王居邑,未必是旧说的今大冶金牛镇鄂王城遗址,有可能是西北距鄂王城遗址数千米、出土西周中晚期青铜礼乐器的今武汉江夏区湖泗镇境内某处两周遗址。今湖北省简称"鄂",即原始于商周的鄂地、楚国的鄂邑、秦汉的鄂县、隋唐宋的鄂州。     

“羁旅病年侵”——关于杜甫的卒和葬

大历五年(七七○)春,杜甫在潭州(今湖南长沙市)。四月,湖南兵马使臧玠杀观察使崔瓘,据潭为乱。杜甫携家避乱入衡州(今湖南衡阳市)。随后,他又携家乘船离衡州溯耒水而上,拟赴郴州(今湖南郴县)投奔其舅崔伟。至耒阳(今湖南耒阳县)境内的方田驿,值江涨,即在此停泊半旬(五日)不得食。耒阳聂令闻讯,即驰书慰问,并送来牛炙白酒。老杜后曾从陆路去离方田驿四十里的县城拜访聂令,并面呈此诗致谢道:     

中国古代的红河航道

历史上云南曾有过一条水陆交通线,即通往今天境外越南的红河航道。这条航道自先秦至元代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变化,史书对此有不少记载。红河航道的商业运输至唐朝时期(618~907年)繁荣发展到相当高度,可以由今越南河内北上,入今云南东南部、南部,转陆路交通路线,北上至今昆明,再转西折至今云南西部、西南部,入今缅甸境内,更北折西入今印度,形成了通往东南亚、南亚的国际水陆交通路线。同时又可自今昆明陆行北上,入今四川,更达中原。     

先秦时期西南三国史述略

今云、贵、川三省在先秦时期曾经出现过三个国家。它们是:巴国、蜀国和滇国。巴国、蜀国领地主要在今四川省境内;滇国领地主要在今云南省境内。至于今贵州省,当时称为牂牁地区,居住着许多部落,互不相统属,还没有建立国家,其中的一些部落或分别受巴国和蜀国支配。一、巴国公元前八世纪左右,巴族中的奴隶主在今川东地区建立了巴国。《山海经·海内经》说,巴族中的奴隶主是太皞[即伏羲]的后裔。《华阳国志·巴志》则说: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巴地之]侯伯。”说明在原始社会末期阶段,巴族的祖先部落与中原地区华夏族(汉族的前身)的祖先部落联系密切,它是中原炎黄民族群体的近亲集体。显然,巴族是新石器时代后期川东巫山大溪文化的创造者。据《后汉书·南蛮·巴郡南郡蛮传》的记载,先秦时期,在武落钟离山(在今湖北长阳县境内)一带,“有五姓:巴氏、樊氏、曋(音审)氏、相氏、郑氏”。即五个原始氏族。这五个氏族中的其他四个氏族皆服属于巴氏族的首领廪君。在廪君的率领之下,五个氏族共同沿着夷水(今湖北长阳至恩施一带     

秦汉妇女财产权问题再析

秦汉时期处于先秦传统世袭社会走向解体、宗族势力相对较为薄弱的过渡阶段,特殊社会结构导致妇女能够拥有一定程度的财产所有权与家庭财产处置权,但同时秦汉妇女财产权始终要受到夫权的限制,折射出其时妇女依旧处于依附地位的社会现实。     

溆浦龙潭方言的性质

文章通过溆浦龙潭方言入声字的归并、古全浊声母的今读及其与周围方言的比较，发现龙潭方言不同于湘语，亦不同于西南官话，而和湖南境内的赣语有较多的共性，说明龙潭方言是一种带有浓厚赣语色彩的湘语。     

试探闽方言中的壮侗语底层——兼论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引言 在先秦及秦汉时期,活动在今天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及南方的,是文化上不同于中原地区夏文化的古越人。由于古越人的分布范围之广、“种姓”不同而号称“百越”。其中活动在今天苏南、皖南和浙江北部一部分地区的越人称为句吴;以浙江绍兴为中心,在今浙江宁绍平原、杭嘉湖平原和金衢丘陵地带活动的是于越;活动在今浙南瓯江流域的越人称为东瓯;分布在今福建省和赣东地区的越人称为闽越;以今广东省为中心活动的古越人称为南越;活动在今广西桂江流域一带的古越人称为西瓯;活动于今广西南部和越南北部的古越人则称为骆越。这是目前史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此外尚有争论的滇越、南海等。     

秦汉时代之西南夷道德生活

秦汉时代之西南夷以夜郎、滇、哀劳、邛都、艹作都、冉夷、白马氐等为其重要部族。就史料所显露的道德生活特点而言,首先,功利主义已成为普遍奉行的道德原则。其次,部族间的利益斗争不同程度地伤害了他们相互之间团结的道德感情。其三,由于首度成为秦汉统一国家的构成部分,他们的道德生活也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官方以及汉民族的强烈影响。第四,面对官方的压迫和剥削,他们还程度不同地显示了勇于反抗的道德品质。     

秦汉奸罪考

秦汉时期,已经有了一套关于奸罪的认定、量刑的标准及原则,并为后世法律所继承、发展;与后世法律(主要是唐律)相比,秦汉时期对奸罪的处罚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     

冲突和调适的界碑--湘西南长城之历史文化定位

湘西南长城是改主归流后民族矛盾再次加剧后,在平息民族冲突中,重新调适地区社会秩序的产物.明清政府修建南长城是为了从军事上长期有效地控制湘西地区的社会秩序.南长城保障了民族的有序交往,巩固了改土归流的成果,促进了湘西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在巩固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它应有的历史作用.     

秦汉户籍制度的管理机制与功能

秦汉户籍制度是中国较早期、比较完整并且比较有效的人口管理制度。尽管带有历史局限性,秦汉户籍制度仍蕴涵了理性化的管理机制,其功能如控制人口并使之内部协调,指挥管理并使之利于政权稳固,重农抑商并使之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保障,决策应变并使之成为实施各项国策的坚强后盾等等,其中的理性因素在现代社会仍有积极意义。     

桐城派“因声求气”理论源流考辨

“因声求气”理论是桐城派文论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精粹。其渊源向上可以追溯到先秦，是对孟子、曹丕、刘勰、沈约、韩愈、朱熹等人的继承和发展；向下又是对后来理论的开拓与奠基，特别是在桐城派内部，从姚鼐到方东树、曾国藩，再到吴汝纶、张裕钊、贺涛等，对之更是推崇备至，世代承袭。五四以后，朱光潜用现代理论丰富和完善了这一理论，并赋予其以现代学术形态，为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范例。     

走出蛮荒——交通与秦汉时期的岭南越族社会浅析

交通对秦汉时期岭南越族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秦汉时期岭南水陆交通的拓展强化了岭南的政治地位,加强了中央与岭南的联系,促使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出现;引发了岭南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推动了岭南商业贸易的起步和早期海外贸易中心的形成。     

台湾平埔族群文化变迁及其原因试析

平埔族群在清代被汉文化所融合,其文化变迁速度之快,传统文化消失之彻底为其它台湾少数民族所仅见。文章首先阐述平埔族群文化变迁的过程,然后对平埔族群文化变迁的原因作了分析,并认为平埔族群文化发生变迁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最后文章还对平埔族群文化变迁的实质作了探讨。     

论上博简《孔子诗论》与《毛诗序》阐释差异--兼论《毛诗序》的作者

上博《孔子诗论》简的问世,不仅为我们研究先秦《诗》学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也为我们研究汉代《诗》学提供了难得的参比材料.把上博《孔子诗论》简与《毛诗序》进行比较,探讨它们《诗》学阐释的差异,可以为我们研究《诗》在秦汉之际的衍变提供帮助.     

留置权程序规范问题研究

留置措施的适用程序可划分为启动和执行两个阶段。当前,《监察法》对留置措施的程序进行了基础性的规定,但仍有很多细节上待完善的地方,主要存在于留置措施的适用条件和审批程序、刑期以及刑期折抵、场所设置、执行程序流程和与强制措施的衔接等方面。在留置措施的审批执行程序上,应当进一步明确各级监察机关的报批机关,细化集体决策制、建立备案制度,延长留置期限,并放宽留置措施的解除机关,加强与强制措施的衔接,统一设立留置地点。     

论沈从文的苗族文化心理

湘西独特的人文环境,孕育了沈从文浓厚的苗族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赋予了作家认识世界的独特目光和审美情趣,孕育了他的个性,影响了他一生的处事态度。这种心理主导下的创作思想,在一个以汉儒文化和西方文明为主流的都市文化背景下,不失为一种特立独行的创作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