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实施能够全面实施宪法吗——对我国宪法实施模式的反思与完善

2008年以来，我国一直将宪法实施寄希望于立法实施模式，意图依靠立法机关制定具体法律来实现宪法全面实施。然而，由立法怠惰与立法本身局限性导致的立法缺失问题，构成了立法实施模式的“阿喀琉斯之踵”,单一的立法实施模式始终难以克服立法缺失问题。鉴于此，我们有必要改变传统将立法实施与司法实施对立的思路，转而将两者相结合，从而有效解决单一立法实施模式面临的困难，推进宪法全面实施。结合现行宪法体制，我国应当建立起“立法实施为主，司法实施为辅”的宪法实施模式，允许司法机关在有限的情形下直接适用宪法，并加强对司法机关实施宪法的监督。     

增强宪法自觉，促进宪法发展——习近平《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核心要义解读

本文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一文首次提出的“宪法自觉”与“宪法发展”，全面和系统地描绘了过去40年“宪法自觉”形成和增长的演变过程，分析了宪法理论和宪法制度发展对于“宪法自觉”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对于“宪法自觉”在理论、政策、制度和实践层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得出了加强党对宪法工作的领导、提升全民宪法素养、建立和完善国家宪法日制度和宪法宣誓制度是增强宪法自觉、促进宪法发展的内在的制度和精神动力的学术结论。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在加强宪法解释方面，“宪法自觉”仍然存在需要提升的空间，只有在宪法实施方面产生了宪法行动的“自觉”，宪法制度才能真正地得到发展，宪法的根本法权威才能得到有效发挥。     

论宪法权利的实现模式

随着中国法治化进程的推进 ,人们的宪法权利意识越来越强。遗憾的是 ,现有的宪法权利保障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充分实现。因此 ,建立宪法诉讼应该成为保障宪法权利的必由之路。     

政治宪法学视野中的“八二宪法”

“八二宪法”的修宪前提在于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与对继续革命论的拒斥.“八二宪法”是改革转型期的政治宪法,而不是常态政治下的法律性宪法,其生成与演进需要政治维度的认知与建构,单纯的司法机制无法奏效.“八二宪法”存在着复调性,是革命与去革命的综合,是在革命造成的政治体制内发生的去革命的宪制安排.“八二宪法”具有独特的代表制三元性,即由党、人大、政协构成的复合代表制,而在时间上表现为一种“生命—结构”主义的演进逻辑.政治宪法学对“八二宪法”的理论审视是主流宪法学之外不可或缺的一种分析视角.     

公民宪法意识的培养

完备的较高的宪法意识是走上民主宪政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化的必要前提。从宪法意识的经济后盾及宪法实用性、宪法研究与宣传教育诸方面入手，培养公民宪法意识、贯彻宪法至上的观念、推动宪政思想，不无积极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宪法逻辑

现行宪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宪法依据、有机统一的宪法规范体系和宪法保障体系。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工业化”“四个现代化”入宪，到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入宪，再到形成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核心的宪法规范体系，现代化话语贯穿于我国宪法制定、修改与实施的历史进程。宪法序言中的历史叙事和对国家目标的表达，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规范语境。宪法正文中的基本国策规范、基本权利规范、国家机构规范等，为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提供了规范基础。全面实施宪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效保障。为更好发挥宪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应认真对待宪法文本，体系性地运用宪法解释学方法，深挖宪法基础范畴与概念，建构具有历史意识、面向现代化实践的中国宪法理论体系。     

“十六大”后须强化宪法解释制度的功能

展望“十六大”后的宪法发展 ,如何进一步完善宪法监督制度 ,保证宪法充分实施 ,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过去 2 0年 ,我们对于宪法解释权的功能关注不够 ,过分强调了宪法修改权的功能 ,这种偏向应注意纠正。只有宪法权威得以树立 ,政治文明建设才会有实际进展。“十六大”后宪法学界需花大力气研究宪法解释理论 ,推动宪法解释工作 ,同时还需研究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建立有效保障宪法实施的规范、程序和具体制度。     

重庆市大学生宪法意识的实证研究

我国现行宪法已经颁布实施了31年，在这31年中，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日趋成熟，关于宪法学的理论研究也硕果累累。但是，对于大学生的宪法意识一直缺乏比较准确的定量分析，针对这方面的实证调查和研究更是寥寥无几。为了客观全面地了解我国大学生的宪法意识水平以及大学生对于现行宪法的观点和态度，通过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期望从中分析原因并找寻对策，以推而广之，促进全体公民宪法意识的提高。     

中国宪法诉讼的可能性及现实障碍

中国宪法长期处于非诉化的“虚置”状态而被束之高阁的现象已引起了法学界和实务界人士的高度关注。要使宪法由“纸上之法”成为“现实之法”,就须宪法司法化,宪法进入诉讼领域。目前,我国宪法进入诉讼领域的障碍还很多。但伴随法制环境的逐步改善,公民权利意识和宪法观念的增强将催生中国的宪法诉讼,促使宪法司法化,进而对我国的法制建设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我国民事案件中的宪法适用问题

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在民事诉讼中得不到适用，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最高院2008年12月的一纸“废止”，似乎让长期以来民事案件宪法适用的学术讨论以尴尬收尾。但随着公民宪法至上理念的深入人心，民主法治意识的与日剧增，对侵害其人格尊严权、自由权等完法基本权利的民事纠纷迫切需要解决的呼声则越来越高。本文拟在我国没有宪法诉讼制度的前提下，从现有法制框架出发，探讨民事案件宪法适用的可行性。     

关于现行宪法变革的模式选择和部分内容

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 ,必须保持相对稳定 ,但对通过宪法解释不能解决的问题 ,部分修改宪法是必要的 ,并应按修正案统一修改宪法原文。应通过修改现行宪法 ,对宪法指导思想和国家政权的群众基础等作新的表述 ;将“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和全面推进、尊重和保障人权、国家加强对私人合法财产的保护和国际条约的效力等内容写入宪法 ;要通过修宪为建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提供依据 ,并解决有的法律规定与宪法规定不一致的问题     

试揭宪法概念的面纱——从宪法是否自古就有谈起

对宪法概念的争论一直持续着，并将一直持续下去。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不同观点，其根源就在于对宪法是否自古就有这个问题的回答各异。肯定者普遍认为，由于地理环境、文化等各种因素的不同，各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宪法；而否定者则认为宪法产生于申世纪的英国，其标志是1215年《自由大宪章》和1295年“模范议会”或者出现于近代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他们认为宪法主要是限制王权或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只有具备这种特征的宪法才是真正的宪法。但是尽管这些学者的观点不一，他们对宪法的定义大多都没有跳出“宪法是根本法”这个范畴。只不过定义切入的角度不同，主张宪法自古就有的学者们主要是从宪法的内容属性方面对之进行定义，而其他学者则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对宪法进行定义。笔者认为，宪法内容方面的属性才是宪法的本质属性，而形式方面的属性则是由其派生的。本文通过比较分析，试图从内容方面探究宪法的真正定义。     

从宪法到宪政

今年 3月 ,全国人大通过了新的宪法修正案 ,包括人权、私有财产所有权、征收征用补偿权等重要权利已众望所归地进入了宪法 ,这意味着我国现行宪法向宪政迈出了更为坚实的一步 ,受到法学界的广泛关注与积极评价。为进一步宣传这次宪法修改的精神 ,加深对宪法基本价值的理解 ,近日 ,在华东政法学院举行了一场主题为“从宪法到宪政”的博士论坛 ,论坛由华东政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何勤华教授主持。在论坛中 ,各位主题发言人围绕着“宪法”与“宪政”两大主题 ,从宪法文化、宪法观念、宪法价值、宪法制度与技术等角度出发 ,结合西方宪法传统和我国宪法制度与宪法实践 ,畅谈了各自对于宪法与宪政的认识与感悟 ,并展望了我国宪法发展的基本脉向。本次论坛充分实现了策划的基本目标 ,对于进一步宣传宪法、研究宪法、贯彻宪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新立法法视角下宪法保留原则的特征及其规范功能

“宪法保留”原则在传统宪法学理论框架中没有成为显性概念，只有少数学者在行政法学意义上的“法律保留”原则框架下探讨宪法保留的正当性和价值。“宪法保留”原则可以很好地体现宪法作为根本法的规范特性，可以有助于约束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明确合宪性与合法性的制度界限。2023年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很多条款都隐含了“宪法保留”原则的价值要求，特别是将“宪法精神”作为立法的依据更是为“宪法保留”原则的存在和发挥自身的规范建构和解释功能提供了充足的规范性依据。因此，在法理上引入“宪法保留”原则的概念可以丰富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并在宪法实践中推动合宪性审查工作有效地开展，使得宪法实施工作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分权制衡原则与宪法解释——司法审查以及宪法法院制度下的经验与理论

在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现代国家 ,司法机关往往掌握宪法的解释权 ,这使得人们担心三权之间的分立与平衡可能被破坏。通过对外国相关宪法理论与实践的评析 ,可以看出宪法解释权归属于司法权有其合理性 ,是对民主价值的补充。同时 ,由于“政治问题”、“回避抽象解释”、“合宪推定”、“法律的合宪性解释”等原则的存在 ,司法机关掌握释宪权不仅不会破坏三权分立原则 ,而且是对分权制衡原则的完善。     

党对宪法工作全面领导的方式和机制研究——习近平《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重要思想解读

习近平总书记在《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一文中首次提到“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宪法工作”虽然目前尚属于政策性术语，但该概念具有真实和丰富的实践内涵，具有很强的解释中国宪法实践中各种宪法现象和问题的能力。“加强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这一理论命题具有必要性、可行性，加强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宪法实施的概念与宪法施行之道

本文从全面、系统地分析、阐述宪法实施的几个基本概念出发,对宪法保障、宪法实施、宪法监督、宪法适用、违宪审查、宪法诉讼的概念作了比较明确的界定和区分。从而提出宪法私权诉讼这个独立的概念。作者认为过去我国宪法实施的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与理论上对宪法实施的片面理解有关。提出宪法私权诉讼概念有利于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并对如何在中国建立宪法诉讼制度作了理论论证和设想。     

修宪权之“基本架构限制”——印度最高法院关于宪法修改限制的理论与实践

宪法修改限制是宪法学的基本问题之一。而在此问题上,印度的修宪权“基本架构限制”理论颇具特色。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修宪权并不是绝对的,宪法修改不能破坏宪法的“基本架构”。但这一修宪权理论在印度的确立并不是一路坦途,而是经历了印度议会与最高法院之间跌宕起伏的斗争。从比较宪法的角度讲,“基本架构限制”理论及其实践对后发法治国家的宪政建设无疑具有典范意义。     

《共同纲领》的纲领性和宪法性

《共同纲领》在“序言”中规定了“一般纲领”（新中国的性质和政治基础），“总纲”和其它五章规定了“具体纲领”（军事、经济、国防、外交等制度），其中有大量政策性内容，对后来的几部宪法有重要影响。《共同纲领》的宪法性体现在宣告新政权的合法性、规定权利义务、构建国家政权体制三方面。纲领与宪法有着一定的相同性，但二者也有明显的不同，分析这些不同点，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宪法的作用具有一定益处。     

宪法解释案例补充宪法规定的实证研究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法制工作委员会不是宪法授权的宪法解释机关，也非法律解释机关，它们对宪法、宪法性法律的解释非宪法上的宪法解释，仅为法律现实中“活的宪法解释”。这表明尽管中国宪法解释没有制度化，但“活的宪法解释”已被宪法惯例所认可，从而构成中国宪法解释实务不可分割的部分。本文选择其中22件有关补充宪法规定、宪法溯及力以及宪法关于地方国家机关领导人称谓等方面“活的宪法解释”补充宪法规定界限的问题，分析它们在中国宪法实施中的实际地位与作用。这些“活的宪法解释”案例的方法、程序、效力．将为今后建立的宪法解释制度提供法律试验，积累必要的案例。并且在中国规范的宪法解释制度最终确立之前，将继续存在．研究这些不为人们了解的“活的宪法解释”，是研究中国宪法实施、宪法解释及其法律解释制度实际情况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