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伐、滥伐林木罪及有关问题刍议

<正> 森林资源,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正确运用刑罚制度,严厉打击盗伐、滥伐林木的犯罪行为,及时有效地防止破坏森林资源的犯罪。下面拟对盗伐、滥伐林木罪及其刑事立法的修正与完善,谈点个人的意见。     

非法收购盗伐林木、滥伐林木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关于犯罪地的问题 《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三款规定,构成非法收购盗伐林木、滥伐林木罪必须在林区,非林区不构成此罪。但在司法实践中,盗伐、滥伐林木的犯罪嫌疑人常常是林区作案,非林区销赃。把非法收购盗伐林木、滥伐林木罪界定在林区,缩小了打击范围,不利于有效遏制盗伐林木、滥伐林木犯罪的发生。     

村民委员会能否成为滥伐林木罪的主体

编辑同志:2003年,某村为集体林场领取300平米的杉木间伐指标,实际生产杉木606余平米,减去5%的允许采伐误差(15平米),超计划采伐291余平米,折和林木蓄积416余立方米。请问,该村村民委员会能否构成滥伐林木罪?江西读者杨林生杨林生同志: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二款、第三百四十六条规定,单位可以构成滥伐林木罪的主体,也就是说滥伐林木罪有单位犯罪。至于刑法所规定的单位犯罪是否包括农村村民委员会,存在肯定与否定两种意见。我们认为,按照现行刑法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目前农村村民委员会还不能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因而也就不能成为…     

试析我国林木资源之刑法保护——盗伐林木罪的社会危害性之思考

森林资源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资源,保护森林资源已迫在眉睫。我国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对森林资源犯罪都有所规定。作者通过盗伐林木罪与盗窃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比较分析,指出我国刑法重林木之经济价值有余,而生态价值不足。我国已加入WTO,这不仅意味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而且也意味着资源环境的全球化,为有力地保护我国森林资源,作者提出几点关于盗伐林木罪的刑事立法和有关环境保护立法的建议。     

盗伐林木罪刑罚体系之弊端

盗伐林木罪刑罚体系之弊端秦念春我国森林资源日趋枯竭，而毁林犯罪却呈上升趋势，其中以营利为目的的盗伐林木案件尤为突出。为更加有效地打击毁林犯罪、保护森林资源，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伐、滥伐林木案件应用法律的几个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     

刑法学的西方经验与中国现实

我国刑法学面临改造理论体系与增强问题意识的双重使命,为此,进行跨文化的刑法学研究是必要的。西方国家在刑法理论发展上有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包括法官解释刑法,坚持刑法客观主义,刑法学方法多元化,问题思考与体系思考等。与之相对应,我国刑法学发展过程中却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对我国未来的刑法学理论进行合理化改造有多种可能的路径,即必须以刑法客观主义立场为取向,建构阶层的犯罪论体系,坚持实质的犯罪论,加强对问题的思考。     

“预防性”反恐刑事立法思考

我国新近的反恐刑事立法明显呈现出预防性特征,它体现的是国家对恐怖主义犯罪政治宽容度的降低和刑法对秩序和安全价值保护的强化,在当下的我国,其不失为国家的理性选择。但刑法必须维护法律基本价值在反恐领域的有序而合理的组合关系。国家要警惕幽暗而缺乏宽容的刑事政策借反恐之名进一步扩张,"敌人刑法"的观念是一种危险的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国未来反恐国家战略与刑事政策现代化之路,在刑法领域,有赖于合理平衡安全价值与公民自由的关系;在社会政策的整体性方面,需要国家妥善处理刑法与其他社会政策的有效合作。     

市场经济与刑法功能的重新定位

一、对刑法功能定位的再思考刑法功能是指我国刑法内在所应当具备的、并在适用过程中产生的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作用。从定义可以看出，刑法功能具有三个特征：其一，刑法功能是刑法的内在蕴含；其二，刑法功能是刑法的积极作用；其三，刑法功能是在刑法适用的过程中输出的。由此可见，刑法功能的储备和输出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机统一。刑事立法是基础，刑事司法是关键。从理论上讲，刑法应具有规范功能、政治功能、经济功能、保护功能、保障功能等多种功能。作为具有强制力保障的国家法，刑法担负着维护国家秩序的责任，其功能是否完…     

伦理刑法传统与刑法民族性

道德律与制定法相融合的刑法典、“德主刑辅”观念下的刑法运行、无讼的刑法价值追求,昭示了中国古代刑法的伦理品格。这种品格一经形成便绵延千年,演成今日伦理刑法之传统。国家权力至上以及对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统一的追求是伦理刑法留给我们的两个最强势的传统。传统的长期延续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法律全球化背景下的刑法民族性问题。刑法的民族性必然包含着对本民族道德的考虑和弘扬,这不是一种落后的态度恰是一种科学的精神。     

国家林业局关于盗伐、滥伐林木案件中有关违法事实认定问题的复函

江苏省林业局:《江苏省林业局关于在查处盗伐滥伐林木案件中有关问题的请示》(苏林人[2006]31号)收悉。经研究,现函复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条和《最高人民法     

这种盗伐林木案件应如何适用法律？

这种盗伐林木案件应如何适用法律？编辑同志：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１７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盗伐、滥伐林木案件几个问题的解答》第三条中规定：“盗伐林木种植木耳、香菇或烧炭等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盗伐林木罪定罪处刑。”但该解答对“盗伐...     

寻衅滋事中“随意殴打他人”如何认定

《刑法》第344条规定:“违反森林法的规定,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司法实践中,对什么是《刑法》所称“珍贵树木”,有观点认为,必须是野生(自然生长)的,种植的珍贵树木不是刑法所称“珍贵树木”。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妥的,其主要理由是:l.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明确规定:“珍贵树木,包括……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树木。”对此,应理解为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行为无价值论之提倡

刑法中,行为违法性的本质是什么?是对法益的侵害还是对社会伦理规范的违反?对此问题的回答涉及对违法性及责任的判断,且影响到对刑法的功能乃至整个刑法理论的定位。本文基于刑法客观主义立场,在对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这两种有关违法性、犯罪本质的基本理论进行分析、评价的基础上,提倡与现代法治国家刑法理念相符的二元的行为无价值理论,并较为详尽地论述了该理论对我国刑法发展的特殊理论价值及对司法实践的指导意义。此处推介,诚望或能有助于并推动我国刑法学界对刑法基本价值和基础理论的思考和研究。     

刑法修改的规模定位与制度设计

刑法修改的规模定位与制度设计●周光权目前，关于如何进一步完善刑法（包括如何使刑法总则体系科学化、新增什么罪名等）的学术观点已经较多，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从国家刑事立法能力和司法能力这一独特视角对刑法修改的规模定位和制度设计进行思考的并不多见。本文...     

论司法实践中刑法适用解释的基本立场

在司法实践中,在学习理解刑法、适用刑法的过程中,对于什么是刑法解释,刑法是否需要解释,刑法该如何解释,刑法解释的方法是什么,司法适用中又该如何科学运用刑法解释的方法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主要目的是服务于司法实践,对司法实践中刑法适用解释的基本立场作出一些论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为依法惩处破坏森林资源的犯罪活动,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现就审理这类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规定的“珍贵树木”,包括由省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他部门确定的具有重大历史纪念意义、科学研究价值或者年代久远的古树名木,国家禁止、限制出口的珍贵树木以及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树木。 第二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行为“情节严重”:     

妨害公务罪之立法检视

妨害公务罪是我国现行《刑法》第277条规定的罪名,其设定对维护国家公务的正常进行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妨害公务罪在立法上仍然存在一些值得思考之处。因此,有必要反思其罪名、犯罪对象、客观要件、刑事责任以及具体立法构架。作者对上述诸问题进行了创造性思考。     

对刑法中认识错误的几个问题的思考

刑法中的认识错误是刑法研究中的热点和难点,本文试图对该问题做一点思考。具体涉及到三个最基本的问题,首先是对刑法中认识错误的定义问题,其次是对刑法中认识错误的分类问题,最后就是法律认识错误这一层面对认识错误与刑事责任承担的关系问题,对此,从一种比较法的角度,就我国现行立法与实践对该三个问题的态度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论刑法经济

在运用刑法遏制犯罪的过程中,国家不仅是正义的化身而追求刑法的公正,同时也是一个具有理性的经济人,因此国家必然关注刑法的投入和产出比例的经济关系,刑法经济问题由此而产生。刑法公正是刑法追求的首要价值,对刑法经济问题的研究必须首先研究刑法经济与刑法公正的关系,并以此来确定刑法经济在刑法价值体系中的位置。     

中国刑法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从民国时期开始 ,中国刑法学研究就开始关注刑法的价值、基础、基本范畴、研究方法等一些根本层面的问题。在新中国刑法的创立和发展阶段 ,刑法哲学在刑法学理论研究的微观层面以及刑法学研究方法论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为新中国刑法学和刑法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刑法哲学研究以超越刑法规范的本体为基本研究对象和研究思路、以探寻刑法以及刑罚的本原性和终极性价值为目标 ,深入刑法规范内部进行价值分析和追问 ,在对国家刑法权、刑罚权的根据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同时 ,也对新世纪中国刑法学体系的变革带来了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