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意识与法治国家

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是公民以及公民意识生成的前提。公民意识是法治国家的产生、存在和运行的心理基础和社会人文背景。公民意识生成的逻辑前提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划分对于公民意识的分析与认识的客观基础,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所奉行的运行规则的差异性。法治国家意味着对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视和对法治文化的尊重。公民意识作为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法治社会法律秩序内化的关键,法治国家不仅要以法律为基础,更要以具有法治精神的公民意识为基础。     

中国法律文化的再造

法律文化是法律制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政治伦理和社会大众伦理,是法律及其实践生成和发达的基础。现代法治文化,是吸收了中国传统伦理又融入了现代政治伦理和公共伦理的法治意识、法治原则、法治精神及其外化的法律制度、法治设施和法治实践。     

论公民、公民意识与法治国家

公民是法治国家的构成基本单位,公民意识是法治国家的心理基础和社会人文背景,二者都是西方政治思想家普遍关注的现象.法治国家意味着对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视和对法治文化的尊重.法治国家不仅要以法律为基础,更要以具有法治精神的公民和公民意识为基础.     

东亚法治社会论纲

东亚国家形成法治社会是历史的必然 ,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共同要求。东亚国家形成法治社会的内在动力是商品经济的发展 ,其内在精神要件则是不同于新教伦理的其他理性文化。由于形成法治社会内在要素的条件和时间不同 ,东亚国家走上法治社会也就具有指导思想、进程、政府地位和民族性等方面的多元特色。     

论司法中立的基础

没有司法中立，便没有法治。司法中立是法治的基础性构件之一。司法中立是由人性需求、文化传统、历史经验、现实理性等因素共同育成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理性平衡要求是司法中立的个性基础；国家与社会的二分及公权力的分立是司法中立的社会基础；市场经济的中性特质是司法中立的经济基础；权利与权力的法治张力是司法中立的政治基础；以理性为内核的权利文化则为司法中立提供着文化给养和精神依据     

我们为什么要培育公民意识

没有公民意识的主体自觉和思想观念,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法治国家理论。公民意识在法治国家理论建构中具有重要作用,是法治的思想基础和人文基础。公民意识是现代公民综合素质的重要构成,是社会成员对自己基本社会身份的自觉认同。在我国全面推进法治国家进程中,只有大力培育全体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法治的构建才有坚实的思想认同和文化基础。     

中国法治的曲折进程与完整内涵——阅读《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

《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在全面展示中国法治成就的同时也在揭示中国法治发展的现实逻辑和基本规律。在经历了曲折的历史发展之后,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法治建设反映了法治发展规律,已经形成的关于法治的规律性认识包括:政党是法治的基本要素,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政治价值观,由有限政府理念到政府责任观念,社会建设与社会权利,人民民主和人民法治的意识形态,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等等。这些基本观念和思想已经和正在影响着法律制度的进步和法治国家的实践,构成中国法治未来发展的思想主线和文化基础,中国法治也因此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完整把握中国法治的内涵,必须立足于中国法治的宏大体系,视政党为中国法治的基本要素,加深人权与法治的内在关系,确立社会法治对中国法治的意义,以及发展法学教育加快中国法治建设进程。     

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相互关系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个概念在同一时空使用时,法治国家指整个国家公权力的法治化;法治政府主要指国家行政权行使的法治化;法治社会则主要指政党和其他社会共同体行使社会公权力的法治化。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相互关系是:建设法治国家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建设法治国家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国家的条件;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社会的保障,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     

论法治中国的全方位建设

法治中国的全方位建设包括法治国家建设、法治政府建设和法治社会建设。法治中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四个概念在同一时空使用时,可以认为"法治中国"是后三者的上位概念。后三者是"法治中国"的基本要素。法治国家指整个国家公权力的法治化;法治政府主要指国家行政权行使的法治化;法治社会则主要指相对于国家公权力的政党和其他社会共同体行使社会公权力的法治化。法治中国等四个概念的相互关系是:建设法治国家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建设法治国家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国家的条件;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社会的保障,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而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统一,就是建设法治中国。     

推进法治社会理论与实践创新

法治社会是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之后提出的一个关涉法治全局的概念;法治社会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它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甚至还有法治政党等概念相联系,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将其视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整个法治的基础;法治社会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政党的理论和实践相比,法治社会的相关理论和制度尚不成熟.推进法治社会理论与实践创新,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逻辑中,理解法治社会的基本内涵与特征,在社会治理、社会自治、社会法治一脉相承的逻辑中,寻求法治社会的构成体系和基本路径,从而在学术上拓展社会法学、公法学和整个法学理论及学科体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在实践中形成党内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同步发展的局面,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     

构建法治文化的探析

我国传统上缺乏法治文化,儒家忠孝等级伦理和乡土社会的人情关系无法为现代化的中国提供制度支撑和文化底蕴.法治文化构建应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大繁荣的重要内容,是法制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法治文化构建面临诸多障碍,如传统文化中的法治因素薄弱,熟人社会与人情关系阻滞法治文化生成,社会生活中法律权威尚未形成等.因此构建法治文化的过程中应明确如下几个问题:第一,政府守法是法治文化构建的关键；第二,法律规则成为社会生活准则是基础；第三,法治精神成为全社会的核心价值是归宿.     

论法治社会下法律意识之型塑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一直强调与重视法治社会之建设,但其仍处于制度积累与转轨时期,同时其法治文化基础极度薄弱,表现之一即法律意识的匮乏。法律意识的型塑面临传统法律文化观念、思想、教育等因素的障碍。为此,通过道德意识重塑、市民社会生成、法治教育革新、法律继受融合等方式,进行法律意识改进与塑造,从而真正形成以人为目的之法治社会。     

浅析建立法治社会的意义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八大报告中特别指出: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这一重要论断表明,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建立,将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乃至文化生活各个方面发挥更加全面、更加深刻、更加重要的作用。     

区域法治文化:意义阐释、运行机理与发展路径

全球化的发展、国家法治的统一性,都不可能消灭法治文化的区域特质.在一个统一的甚至是大一统的国家,尤其是大国和多民族国家,完全可以形成不同的区域法治文化.区域法治文化与国家法治文化之间、不同区域的法治文化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彼此关联的.区域法治文化的发展前提是不同法治文化的共存,发展动力是法治文化之间存在的冲突和张力,发展方法是不同法治文化的整合.不同法治文化整合的结果,必然是既富有区域本土特色,又彰显现代法治精神,在国家法治统一与区域法治个性中不断磨合,不断推进区域法治文化的形成、丰富与发展.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所展现的战略定力

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方针以后,法制(法治)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对运用法治进行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越来越自信.中共十五大确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法治建设就成了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问题.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不仅是对西方法治外交的应对,更根本的是要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实现执政方式的转变,建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或者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不仅仅是一个战术问题,《决定》在很多方面都显示出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性思考,显现出是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战略定力.     

国家建构主义法治的理论逻辑——一个法政治学的论说

国家建构主义法治表征着法治进程中对建构理性和国家权威的倚重,具体是指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大原则下,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基于国家(权力)自上而下建构法治模式。国家建构主义法治的现实语境是:以中国共产党为轴心的意识形态基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行动策略;党委领导下的多元一体治理格局。高度复杂的社会治理是需要全社会各个功能子系统之间的结构耦合所进行的治理,系统间通过党委的领导予以协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基础应当由绩效合法性向法理合法性转型,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认知相应地应当由革命型政党向法治型政党转变。国家建构主义法治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的"两账本"方式还带有一些人治的色彩和政治任务的味道,但客观上起到了督促下级政府快速形成"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心理强制作用。国家建构主义法治不排斥社会和个人的协同参与,三者形成了结构和功能上的共轭。国家建构主义法治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还会是中国法治发展的基本道路选择。     

反思法治文化：标准、困境与路径

如果说权力的配置是法治的核心,那么对权力具有深远影响的法律文化也在以＂看不见的传承＂方式影响中国法治格局。法律文化多元是一种现实存在,而法治文化的标准则为这样的存在设定了目标。中国历史上铸就的人治传统、礼法文化、法律工具化形成的传统法律文化形成了法治文化构建的传统障碍;对传统资源的过分批判和抛弃及社会信仰危机弥漫社会无形中扮演了法治文化构建的现实困境：面对传统障碍和现实困境,法治文化路径选择从社会主体意识整合的视角出发,即从文化多元、法治意识及社会主体意识方面探究中国法治文化建设的出路。     

法治中国建设进程中的法治文化研究

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我国在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化道路。而培育社会形成法治文化的基础,是实现法治的内在要求。本文通概括新视域下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特点,进而从总体上探索法治文化的构建途径这对于加强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当代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文化阻滞力

当代中国的法治进程正处于特殊的历史情境中,社会转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冲突和文化碰撞,不同的文化精神同时影响着这个寻求现代化的国家。以理性化、契约化为核心文化精神的现代法治,要在有着千百年宗法伦理文化积淀的中国社会扎下根来,需要克服来自传统之中内在的文化阻滞力,这种阻滞力通过个体的行为和社会结构表现出来,通过人们的日常生活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政治、经济、法律等各种非日常的社会领域,阻碍了法治社会的形成。中国在寻求适合自己发展道路的过程中,越来越意识到自身文化问题的重要性。在法治发展的现阶段,要真正打破困境,必须从根本上逐渐限制和消除来自于中国社会内部的具有结构性特征的文化阻滞力,变不利为优势和特色,从而为法治建设的进一步深化创造条件。     

理念、制度与法治实践——一个文化的分析视角

从文化的结构来看,清末以来中国从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历史性跃进是一个从文化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逐步递进、逐步深化的过程。而国人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与实践,从粉碎"四人帮"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近30年间,在近代以来的"大圆圈"上,又产生了一个"小圆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深入到法律文化的核心层面——观念(理念)层面,并使之从法制向法治转变。中国当下法治实践最大的问题,在于法治与法治理念并没有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因此,培植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并使之在全社会形成共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观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