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法治秩序的局限与超越维度

近代法治是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化进程中 ,以社会权利制约和平衡国家权力为基点而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东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虽然也出现了市民社会 ,但却因历史传统而呈儒化倾向 ,它既设定了东亚法治秩序的局限 ,也赋予了其一定的超越维度 ,展现了多元现代性的东亚法治走向     

法治文明与商人阶层

有关法治社会的文明要素和构成要素组成问题 ,时下多有论述 ,其中所论要素之间 ,却并不是完全协调和相互吻合的。基于此 ,本文试图通过对法治文明历史的追溯 ,对中西法治文明历史资源的对比和分析来获得有关法治文明内在的决定因素的基本认识 ,而笔者对于这一问题追问的结论 ,是通过将法治文明的历史进程和商人阶层的形成、发展及其精神世界联系起来考察后得出的。强调了西方社会商人集团的伦理性规则和独立的身份以及人格地位是西方法治文明社会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因素和促进政治、法律制度发展的内在的动力资源。     

新权威主义、立宪政体与东亚法治转型

20世纪70年代东亚国家的新权威主义政体在政治集权、经济自由、开放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实现了经济飞跃和社会发展。虽然新权威主义政体并不排斥民主和法治,且宪法均获得了名义上的权威,但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优先战略,东亚国家政治结构呈现出民主工具主义和"国家主义法治"的症状。在20世纪末期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东亚各国通过立宪主义的方式实现了民主主义的政治转型。     

政体与法治:一个思想史的检讨

从思想史的角度,主要有三种法治与政体之间内在理论结构的范式:法治工具主义论、法治目的主义论和法治社会秩序论。法治工具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法治目的论则是人类社会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独特的现象。在非宪政的政体之下,法治工具主义与法治目的主义不能并存;而在宪政的政体下,法治工具主义与法治目的主义则可以并存。     

中国法治的曲折进程与完整内涵——阅读《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

《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在全面展示中国法治成就的同时也在揭示中国法治发展的现实逻辑和基本规律。在经历了曲折的历史发展之后,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法治建设反映了法治发展规律,已经形成的关于法治的规律性认识包括:政党是法治的基本要素,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政治价值观,由有限政府理念到政府责任观念,社会建设与社会权利,人民民主和人民法治的意识形态,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等等。这些基本观念和思想已经和正在影响着法律制度的进步和法治国家的实践,构成中国法治未来发展的思想主线和文化基础,中国法治也因此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完整把握中国法治的内涵,必须立足于中国法治的宏大体系,视政党为中国法治的基本要素,加深人权与法治的内在关系,确立社会法治对中国法治的意义,以及发展法学教育加快中国法治建设进程。     

法治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和谐社会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内在的统一,法治是构建法治社会的重要手段,法治要为构建的法治社会服务。     

法治国家形成的社会基础

法治是现代社会的理想状态,建设法治社会是人类的共识和追求的目标。作为治理国家的一种制度化方式,法治的实现必须有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为基础。简言之,市场经济是法治国家形成的经济基础,民主政治是法治国家形成的政治基础,而公民法治意识的形成是建立法治国家的文化基础。     

法治中国建设进程中的法治文化研究

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我国在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化道路。而培育社会形成法治文化的基础,是实现法治的内在要求。本文通概括新视域下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特点,进而从总体上探索法治文化的构建途径这对于加强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和谐社会、法治文明与公民权利保障

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包括了法治建设的根本内容,法治文明、法治社会是和谐社会的要求和保障。法治文明形成的历史过程决定现代法治必然以保障公民权利为和谐,保障公民权利贯穿于法治文明的各项内在要求。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通过改进公民权利规定、进一步合理约束政府权力和完善公民权利表达与救济途径来实现。此外,针对社会中特殊群体,国家须采取特别措施,以真正保障全体公民的权利。     

论法治与和谐

和谐社会应是以社会稳定为外部特征,以公平正义为内在精神,并具有健全的利益整合机制和矛盾处理机制的社会.这样一个社会与法治社会相吻合.如果将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和谐社会则是实现法治的结果.因此,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法治.法治的形式正义提供着社会秩序的制度框架;法治的实质正义塑造着和谐社会的内在精神;法治的利益整合机制和冲突解决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保障正义、促进和谐.     

中西方法治意识生成因素的比较

西方的法治意识是基于西方的文化传统所内生的一种社会思想意识,是西方社会经济、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而中国的法治意识是在对西方法治的传入与"移植"过程中,在外力的作用下逐步形成的.考察西方法治的发展历史,我们发现,法治是西方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理性选择,是融合了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的产物.与法治相适应的法治意识的培育,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基础.在培育我国公民法治意识的过程中,需要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西方法治意识的生成因素做深入的分析和法理思考,从而获得有益的启示.     

亚洲法研究:过去、现在与未来

亚洲法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其后在欧洲、亚洲国家陆续展开。存在两种主要的亚洲法研究进路,一是以"法律与发展理论"为代表的西方法律视角;一是基于亚洲法的内部立场。美国的"法律与发展理论"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各个阶段有其自身的特征。亚洲的亚洲法研究始于日本,韩国、中国等国家也正逐步展开,但其也存在若干困难。未来的亚洲法研究需要亚洲国家加强合作以及建立起对亚洲法的身份认同。     

近代中国宪政建设的教训及启示

近代中国宪政建设留下了许多教训:落后的经济基础只能起到束缚作用;传统农民不是宪政建设的社会基础;战争环境不可能成功建设宪政;列强是近代中国宪政建设的阻挠力量;"人治"方略难以推进宪政建设;不成熟的理论只会导致宪政误入歧途;脱离实际的模式会对宪政造成致命的危害;离开司法制度建设的宪政将一事无成;军队近代化是宪政建设成败的关键。分析和总结这些教训,对于发展市场经济、加速城市化进程、保持社会稳定、开展宪政和法治建设、培养法治观念、完善司法制度和加强人民军队建设等具有重要启示。     

法治与小康社会

本文以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法治与小康社会的基本论述为依据,通过解读十八大报告对小康社会提出的法治建设新要求,即"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创造性地提出了"法治小康"的概念。作者在文章中指出,"法治小康"是对"法治"建设状况与"小康社会"社会发展目标两个方面的期待与要求。作者通过对"法治"价值的基本内涵、"法治化"的最低制度与行为要求,指出了"小康社会"对"法治化"所提出的法治水平最低要求,包括法治"供给"与法治"需求"之间关系的基本适度和平衡;不同法律之间的相互协调,特别是法律制度自身的"统一性";通过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来彻底否定人治,弘扬法治,真正地实现"宪法法律至上"的价值目标;通过"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来凝聚成"法治文化"形态的法治精神等等。本文还全面地考察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法治"价值内涵的逐渐形成、完善到成熟的发展过程,指出了"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实现"小康社会法治化"的必由之路这一重要的法治发展战略目标与机遇。     

普遍信任:法制现代化的深层内驱力

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制现代化所涉及的不单纯是法律制度构建问题,而在深层次上,更是一个包括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的重构与转变问题。历史事实和现实实践一再表明,法制现代化离不开一种普遍信任的社会文化来启动和支持。普遍信任,是法制现代化最为深层的内驱力,也是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赖以生成和确立的社会文化根基。普遍信任的社会文化,生成于有限政府及民众习惯于合作、自治的开放式社会结构之中。探究普遍信任的生成及其对于法制现代化的根基意义,对后发现代化国家避免和克服本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理性贫困和危机具有深刻启示价值。     

论经济法的民族性与国际化

经济法是现代经济社会演进和法治发展的产物。经济法的产生既受到一国经济社会和法律文化传统的影响,因而具有民族特性;同时也受到来自国家之间经济交往的影响,因而具有国际化倾向。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法的发展离不开其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国内国际背景。在经济法的民族性与国际化关联互动基础上,实现二者的平衡,是我国经济法创新发展的关键。     

西方经济分析法学在中国

经济分析法学坚持效率应当被看作是法律的基本价值 ,法律的效益价值理论和经济分析方法是法学研究理论领域和方法论上的重大突破 ,经济分析法学对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促进稳定发展的法律类型之比较研究

现代国家的治理,主要仰赖政策与法律。促进经济与社会稳定发展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由此,也促进了法律的发展,法律对促进经济与社会稳定发展有着独到的优势。现代性法律中具有促进型结构的规范类型的集合,可以概括为"促进型法"。英美法系限制干预型立法以"稳定"促进发展,大陆法系国家依法调控型立法以"鼓励"促进发展。"促进型法"具有内在的促进发展的特定规范结构,是专门促进经济与社会稳定发展的抽象性、类型化的规范概念,既有核心内核和中心体系,又有边缘结构。     

中国经济法发展的历史起点与实践路径简

中国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与西方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起点和内在要求,其历史起点在于我国变革计划经济模式基础上开始的市场经济体制建构,其发展的两条主线为,在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建构中不断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最终建成法治政府和法治化市场经济；在后发式“变法型”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体制转型与法律进步相互促进,在社会关系变迁中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理论及法律体系.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治的基础和界限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互动发展 ,奠定了法治运行的基础 ,即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冲突与协调导致了法律至上 ;多元社会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分享与制衡提供了权利保障 ;市民社会多元利益的冲突、互动与整合衍生了理性规则秩序 ;具有自由理性精神的公民意识构成了法治的非制度化要素。中国要真正走向法治 ,就必须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 ,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