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刑事执行立法的改革及完善

一个国家完善的刑事法律体系应由实体性的刑法、程序性的刑事诉讼法和执行性的刑事执行法组成.在调整同犯罪作斗争的刑事法律活动中,刑法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实体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求证方法和步骤,刑事执行法则规定将被追究的刑事责任付诸实施的内容.它们作为相互紧密配合又各自独立存在的刑事基本法律,是构成国家刑事法律体系的三大支柱[1].如果说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具有各自系统完备的法典,那么刑事执行法也应有系统完备的法典.因此,改革和完善现行的刑事执行立法,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金融市场发展的刑法保护——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背景

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中,应充分发挥包括刑法在内的法律制度的主导作用。金融犯罪件逐步递增,呈持续高发状,并有其自身特点。用刑法预防和打击危害金融安全犯罪虽然效果明显,刑法应该也只能是保护金融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在刑事政策、立法等方面对这项制度进行建构就显得尤为重要。     

中澳反恐刑事法比较及启示

面对日益猖獗的恐怖活动犯罪,中澳两国均应时而动,进行了一系列刑事立法调整。在反恐法律体系中,两国都颁行有专门的《反恐怖主义法》,但反恐的刑事制裁功能仍集中体现于《刑法》相应条款中。以此为出发点,对中澳两国现行反恐刑事法律进行比较分析,吸收先进立法经验,在我国立法修订中建议以专节设置"恐怖活动犯罪",明确以"行为"为核心的基础概念,单独设立"恐怖行为罪",配置刑种多元、适用合理的刑罚措施。     

刑法刑事政策化之思想基础

刑法刑事政策化是指在刑事立法、司法以及刑法学研究过程中必须考量刑事政策因素之影响,并将其作为现行刑法的价值导向、评价标准和目标指引。刑法刑事政策化在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日渐成为一种主流趋势。刑法刑事政策化思想背后有其重要的犯罪学和刑法学的理论基础。刑法刑事政策化的理论根据主要包括犯罪相对论、刑罚有限论、刑法机能主义及谦抑主义。     

刑法规制器官移植犯罪的困境与出路

刑法规制器官移植犯罪的困境主要是观念守旧、宣传力度不够，器官移植相关立法及刑法解释工作滞后。行政刑法与刑事刑法衔接不当。应完善器官移植犯罪刑事立法，一是在刑法中增加专门的有关器官移植犯罪的规定：二是利用刑法中的已有规定处理器官移植中遇到的法律问题。     

台湾地区刑法典修正评析

台湾地区刑法体系由刑法典、特别刑法和附属刑法组成.现行刑法典系1935年全面修正而成,至今历经29次修正,其中以2005年第十六次修正影响最大.台湾地区刑法的修正反映了宽严并进刑事政策、渐进废除死刑政策、现代观念指导下的妨害性自主犯罪立法、坚守大陆法系传统审慎吸收美国法等修法动向.考察全球刑法修正历程,有益于完善我国刑事法律体系,以立法主导刑事政策的转变与刑事政策的落实,立法时注重理论界的作用、立法资料的整理和修法信息的公开.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犯罪界定

修订后的《公司法》使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合法化，并赋予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资格，那么在刑法上是否因此而对其犯罪认定受到实质影响呢？本文主要分析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立法现状、性质以及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单位犯罪的关系，结合我国刑事立法的目的、现行刑事法律对单位犯罪的相关规定、以及轻刑化的趋势等角度来界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犯罪问题。本文认为，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犯罪应以单位犯罪认定。     

我国刑法中的商业贿赂犯罪及其立法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并未对商业贿赂犯罪规定单一的罪名,严格来讲,商业贿赂犯罪并非刑事立法意义上的法律术语.虽然现行《刑法》通过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受贿罪、行贿罪等等罪名对商业领域中存在的贿赂行为进行刑法规制,但现行立法在商业贿赂犯罪的界定、犯罪主体、对象、法定刑设置等方面仍然存在着需要完善的地方.     

论刑事领域中的严格责任

刑法中的严格责任是指在处理某些特殊的侵害行为时 ,忽略罪过的形式和有无 ,而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为唯一的着眼点对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刑法制度。严格责任在我国刑事法律领域 ,既有现实需要 ,又是客观存在的 ,在刑法总则上仿照《民法通则》的做法 ,加入“没有罪过或罪过形式不明确 ,但法律规定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总摄规定 ,在刑法分则或单行刑事法规中将适用严格责任的范围加以明确 ,使我国刑事领域有关严格责任的理论和立法自成体系。     

论我国计算机犯罪法定刑的再完善

计算机犯罪是一种新型犯罪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已制定了相应的刑事法律法规以打击、制裁此类犯罪。我国 1 997年刑法中首次对计算机犯罪作了规定。本文针对计算机犯罪法定刑的配置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讨 ,提出了完善计算机犯罪刑事立法的一些建议。     

网络诱惑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治理

当前,网络不良信息已经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诱因。网络诱导下未成年人犯罪具有犯罪主体低龄化、犯罪形式团伙、犯罪类型多样化等特点。我国在网络管理相关法律、专门法律、刑事立法等方面都存在欠缺。应通过监管前置:加强网络管理立法;特殊保障:专门立法的完善;重要手段:刑事法律的修正等路径进行完善。     

中国货币犯罪惩治规制比较研究

货币犯罪是一种严重破坏货币管理秩序的行为,同时又是金融犯罪中发案率相当高的一类犯罪。对于妨害货币管理秩序的行为,世界各国和地区刑事立法均将其规定为犯罪,本文旨在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刑法关于货币犯罪相关规定的基础上,与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进行比较,研究了在货币犯罪的罪名设置、立法方式、犯罪对象、主观要件及惩罚体系上所存在的差异,分析原因,从而为我国货币犯罪刑事立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借鉴。     

外资企业刑事法律风险防控

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中国引进外资的数量不断增加,外资企业在带来资金、技术知识及促进就业和税收增长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立法、执法与司法层面上的问题,并出现一些经营上的法律风险,包括刑事法律风险。为防控外资企业刑事法律风险,应改变经济领域对外资的宽松政策,确定正确的引资理念,在立法、执法、司法方面做出相应调整,完善相关立法,加强行政监管,调整刑事政策,加强对外资企业犯罪的打击和惩处力度,扩大国际司法协助范围,积极参与国际打击跨国犯罪的合作交流,以切实有效地防范外资企业刑事法律风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完善了中国刑事法律体系,顺应国际司法协助规范化要求,为打击跨国犯罪、加强国际司法合作提供了立法支持。解读《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的主要特征,明确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范围及拒绝提供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情形,有助于全面把握立法背景、重大意义及法律架构。     

商业贿赂犯罪范畴的源流及立法定位

商业贿赂行为已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颗毒瘤,具有极其严重的危害性并已成为贿赂犯罪的一种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以商业贿赂犯罪为视角探究我国反腐败刑事法律重新建构的重心在于对我国反腐败犯罪刑事立法重新梳理后的重构上.因此,有必要对商业贿赂以及商业贿赂犯罪进行寻根溯源式的探究与挖掘,力图呈现一幅商业贿赂以及商业贿赂犯罪的全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尤其是商业贿赂犯罪的刑法规制,以达重构我国反腐败犯罪刑法规制的终极目标,实现刑事法治.     

我国内地和香港环境犯罪的立法比较

我国内地和香港地区分属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这就决定了二者在以刑事法律管制环境污染方面既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之处.内地的环境刑事立法目的和趋向是以惩处和重罚为重点,而香港则以管制为主题;内地的环境刑事立法形式以传统刑法为中心,而香港则以独立法律系统出现;内她的环境刑事立法是政府主导的,而香港则是协商主导的;内地环境刑事法律的构建是规则、划一和简单的,而香港是以污染类型为中心、不规则和繁复的.     

禁止重复评价在刑行交叉案件中的适用——以非法行医罪司法解释为视角

我国刑法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立法模式导致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的刑事与行政交叉的案件,这类交叉案件涉及到行政违法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区分,行政违法性向刑事违法性的转化。在刑行交叉案件的犯罪认定中应当贯彻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刑法与行政法对同一行为的处罚是不同性质的法律评价,并非重复评价。当某种行政违法行为转变为犯罪事实予以认定后就不能重复对该行政违法在其他犯罪认定中予以使用。     

人工智能作为刑事主体的可行性探析

人工智能与刑法体系具有兼容可能性是确立其为新型刑事主体的必要条件。人工智能与传统刑法体系兼容的前提条件是赋予人工智能与自然人同等的权利与义务,在否定该前提的情况下,即使调整刑法体系内容纳入人工智能刑事主体,从根本上也无法实现刑法的机能与刑罚的功能。即人工智能与传统刑法体系不具有兼容可能性,通过确立人工智能的刑事主体地位使其承担刑事责任的做法不具有可行性。刑事法律可以通过将人工智能的处罚作为自然人的附加刑罚或为人工智能创设一套法律制度,作为对人工智能犯罪规制路径的探索尝试。     

论单位犯罪的辩护权

现行刑法在立法上确立了单位与自然人同为我国刑事法律主体的二元机制。但基于传统刑事理论对单位犯罪的否定 ,导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单位犯罪辩护权规定的相应阙如。程序立法的失缺 ,必阻碍实体法的实施。鉴于此 ,本文对单位犯罪辩护权理论作了些尝试性探讨 ,并对单位犯罪辩护权的保障提出了建言。     

刑法中增设袭警罪的必要性

袭警行为频发反映刑事立法的滞后,体现刑事法律的不足。从维护国家权威法律尊严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增设袭警罪,以有效惩治袭警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