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与《商标法》的第三次修改

我国《商标法》的第三次修改工作已全面展开。这次修改以中国经济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为时代大背景,因此,我们应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大刀阔斧、锐意改革。具体而言,应当涤除计划经济的理念和制度,删除《商标法》中"加强商标管理"的立法宗旨,将《商标法》调整对象从"注册商标法律关系"回归到"商标法律关系",重构《商标法》中的商标利益平衡机制,从而推动我国《商标法》的现代化进程。     

包裹立法的中国实践

包裹立法是立法机关基于一个共同的立法目的,将存在与经济社会发展明显不适应、不协调问题的数个(或多个)法律文本,整合在一个法律案中进行小幅度变动的法律修改技术。在社会发展节奏加快、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全面深化改革扎实推进的历史背景下,包裹立法被赋予了重任。自2009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共三次运用了包裹立法,透视这几次集成式法律修改的过程,可发现中国包裹立法的运行轨迹和发展趋势。包裹立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立法统一、民主立法和科学立法。当下,应以立法法的修改为契机,将包裹立法的经验定型化、制度化。     

2010年中国法治亮点回眸

2010年是中国法治＂给力＂的一年,是法治进程稳健发展的一年,也是法治亮点频频出现的一年。用＂给力＂这个流行词形容2010年中国法治进程的主题,也是恰如其分的。立法领域,＂如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无疑是值得大书特写的立法成就,中国的立法重心正在由以经济领域立法为重心到着力加强社会领域立法,民生立法驶入快车道。     

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习近平立法思想述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布局之下,习近平立法思想逐渐形成,对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科学民主立法起到了重要指引作用.这个思想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树立宪法权威、完善宪法监督体制机制是基本前提;完善立法体制是基本要求,要求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加强和改进政府立法制度建设、实现立法和改革相衔接、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等;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是基本途径;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是基本内容,要求推进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民生与社会治理、生态文明法律制度等.新常态之下的立法工作,唯有坚持以习近平立法思想为指导,深入推进立法理论和实践创新,切实提高立法质量,才能为建设法治中国奠定坚实的基础.     

《法律体系是怎样炼成的》系列之二 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立法攻坚

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改革目标。随后,执政党进一步提出了到20世纪末初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的立法改革目标。1993年3月,宪法修正案明确以"市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法治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对中国法治化进程产生着深刻影响。在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人权保障等主要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下起步的中国法治化进程 ,在 2 0世纪的后二十年卓有成效 ,这一进程将因为中国入世这一新背景而在新世纪不断加快 ,特别是在立法成就统一法律体系、政府放松管制促进市场化、信息公开和透明度及司法审查制度的创新和发展等方面 ,世界贸易组织及其法律原则、规则的影响和作用是广泛和深远的。     

人大走进修法时代

中国从立法时代步入修法时代,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民",恪守民主程序和民生取向,适应社会转型修改完善法律、法规和制定新法,成为人大立法的新使命。     

马克斯·韦伯与当代中国人的法律信仰

<正>当代中国是指自1978年以来的中国。自1982年国家第三次全面修改宪法开始,中国进入到一个大规模立法的时期,而且在1993年之后进一步加快了立法的速度,〔1〕其核心理念可以概括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16个字。〔2〕但是,恰如快速的城市化和快速的工业化都离不开国家权力的推动,快速的法制化也是举国体制之下的一场运动,它使中国用尽可能短的时间获得了和西方国家在表面上一     

新刑法典的重大发展及其总体评价

一、修法的历程、根据和原则刑事法制是现代社会法制的基本和重要的组成部分。近年来，在我国着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同时，我国的刑事法制改革也十分引人注目。继1996年3月国家立法机关对刑事诉讼法典作出重大修改之后，新刑法典又于1997年3月14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获得通过。我国立法机关自1982年提出要修改刑法，迄今研究和修订刑法历时15年，大体经历了酝酿准备（1982—1987）、初步修改（1988－1989）、重点修改（199）、全面系统修改（1993－1996．12）和立法审议通过（1996．12—1997．3）等五个时期…     

应把法律实行摆在重要位置

<正>我国的法制建设自1978年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十年改革,十年立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建立。但应看到,在法制建设上还存在着两个严重的不平衡:法律实行与法律制定的严重不平衡;不同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严重不平衡。法律实行与法律制定脱节,不同法律、法规的执行差异,可以说是"人治"社会的特有现象。人治社会并不是没有法律。在那里,是否实行法律,为何实行法律,不是通过民主协商制定的规则来办,而是凭少数集权者的个人意志。     

依法治国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关系。依法治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途径,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核心是要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可以从宪法、法治、立法、依法执政等多方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为此,应当根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强化法治权威和良法善治,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推行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在加快建设法治中国进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2008年中国法治亮点巡礼

2008年，是中国法治进程稳步推进和稳健发展的一年，也是法治亮点频频闪现的一年。2008年的立法景观依然多姿多彩，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继续推进，公民对立法工作的有序参与进一步扩大，已出台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值得人们期待。此外，实施不久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全面开展的监狱体制改革，以及此起彼伏的问责风暴等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法治亮点。     

新版《药品管理法》的主要内容与特色研究

经2019年8月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出台是国家药品管理的立法典范。它在完善卫生法律体系的立法架构下,通过采用修订立法方式,界定区分假、劣药品概念,强调信用监管,规范网络售药行为,鼓励科技创新,明确法律责任与处罚,突出法律的回应性立法特征,保障公民健康权利。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应结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求,建议健全药品的配套法规,严格药品监管执法,合理开展普法宣传,加强司法适用,实现"良法善治"的目的。     

依法改革,立法先行

正2014年3月9日上午,張德江委員長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中鄭重指出:「堅持把立法決策與改革決策更好結合起來,抓緊制定和修改同全面深化改革相關的法律,從法律制度上推動和落實改革舉措,充分發揮立法在引領、推動和保障改革方面的重要作用」。這與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凡屬重大改革都要於法有據、先立後破、有序進行」前後呼應、一脈相承,進一步展示了執政黨堅持依法執政、建設法治     

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法治困境及路径选择

我国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凸显了对法治规范的迫切需求。以法治理念观之,我国慈善领域存在立法层次低、专门性法律缺乏、现行制度对慈善事业限制过多以及政府与社会的权界尚未理清等问题,造成慈善事业公信力普遍弱化、法律激励慈善捐赠的功能没有充分实现等困境。在法治理念的指引下进行慈善法律制度的重构是走出慈善事业发展困境的路径选择。     

当代中国刑法法典化研究

刑法的法典化是统一刑法典的制定和完善过程。当代中国刑法的法典化程度,与中国社会形势的变迁、法治的整体发展水平、立法技术的提升密切相关。中国刑法的法典化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选择,具有重要的法律文化价值、比较法价值、社会价值、现代法治价值和规范价值。中国应综合运用外部和内部策略,制定和发展形式合理、内容全面、科学的统一刑法典。     

法治的量化分析——法治指数衡量体系全球经验与中国应用

指数是衡量全球各国经济、政治走势的重要尺度,各种类型的指数从某种程度上精确折射着社会生存的客观真实状态。在民主、法治等社会科学领域始终缺少一种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法治在进入高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之后,我们应改变传统抽象法治观念的思维,并突破不同文化间法治价值观念的屏障,将法治理念贯穿至具体的指数模型之中。法治指数体系中囊括了诸如民主指数、腐败指数等一系列精确、稳定的指数样本。本文从全球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法治指数出发并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进行方法论上分析与探索,为当今中国寻找一种新型、理想的法治发展路径。     

我国财税法治建设的破局之路——困境与路径之审思

环顾经济、政治现代化的时代背景,财税法治建设是新时期改革进路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开创新局面的有效关口。面对着此群体利益与彼群体利益、稳定性与变革性、代议制民主与行政高效率等多重矛盾,难免使我们对前路进行再度审思。要突破僵局,亟需从摆正财税法的性质定位、调整立法主体的结构、加快立法或修法的进度、理顺立法与改革的关系等角度切入,通过整体、全面的路径构建,强化全国人大的税收同意权和预算审批权,进而达致财税法律体系完善、法治观念融贯、法权配置协调的"良法善治"目标。     

政策增长与法律空洞化——以经济法为例的观察

当前我国法律的空洞化现象严重。法律空洞化是指立法风格简略、粗犷,法律的完整性、周延性、精确性和普适性不足,没有实质内容,可操作性差,从而导致法律的控制力不足,法律仅剩一个空壳甚至连外壳都没有的现象。法律的空洞化问题,实质上是法律与政策的关系问题。法律工具主义是法律空洞化现象产生的思想根源。但从时代背景看,法律与政策的关系则是一个纠结在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的一个复杂性问题。鉴于法律的空洞化和"政策之治"产生的诸多弊端,我国当前应加快向"法律主治"的转型。为此,要正确认识法律与政策的关系,坚守法律的目的价值观,树立法律精细化的理念,加强对行政机关的政策制定的法律控制,规范法律解释活动。     

行政程序地方先行立法的主体、模式与规范

行政程序地方先行立法具有试验性。作为试验立法,需探讨立法主体、模式和运作规范三个问题。行政程序应该属于中央立法事项,按照“试验立法权逐级下放”原则,应由地方性法规先行立法,地方政府规章先行立法有越权之嫌。试验立法的对象是实体与程序法律规范,不是法的表达形式,选择立法模式应综合考虑可操作性、立法效率与评估可能性等因素。据此,“法典模式”虽备受关注,但未必是最妥帖的方式,行政程序地方先行立法的恰当模式应当是“类行为法模式”。行政程序地方先行立法的自主、自发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无序性,将来可在鼓励地方自主自发立法的基础上,围绕立法计划,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有计划地安排和推进,并建立相应的运作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