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新思路

从传统国家治理体系向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转型的关键,也在于从国家单方面支配社会,过渡到国家与社会的有效互动与互相制衡。这就需要重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关系。11月12日,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包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能力尽管作为学术概念早已出现,但还是首次进入中共中央文件。会议公报还多次使用"治理"、"社会治理体制"等字样。     

国家经济治理中的竞争政策与经济民主

良好的国家经济治理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要素,亦能有效地协调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经济治理的过程中,蕴含着经济民主价值的竞争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就国家经济治理、竞争政策及经济民主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以期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所裨益。     

全球治理进程中的政府改革

全球治理既是一种内涵丰富的崭新理论,又是一种客观历史发展进程.作为一种理论,它是对传统政治学所体现的国家统治理念的超越,反映了当代国际政治发展到全球政治新阶段在政治结构、政治主体、管理方式的新变化、新特点.作为一种客观发展进程,它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展的新形态,是国际规制有效性的现实要求,是全球公民社会和世界民主潮流的产物.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既对国家主权和政府有效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为政府改革提供了有益的思路,这就是,以治理与善治思想为指导,以公民社会成长为依托,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为前提,转变政府职能和行为方式,让市场、国家(政府)和公民社会三者在各自的作用范围内发挥作用.     

税收法律制度对公民意识的培养意义

在现代社会,税收不仅关乎国家财政收入,更体现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的逐步增强,税收法律制度在各国的建设和完善中日益受到关注。本文主要探讨了税收法律制度对公民意识的培养意义,阐述了税收法律制度如何塑造公民的法律意识、公平理念以及社会责任感,并探讨了其中的潜在价值。     

权威治理与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稳定

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具有典型的权威主义特征,表现在执政党主导国家的治理活动、国家对社会的强力控制、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等方面。权威治理对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稳定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构建了完整而相对严密的"社会控制之网",有效地化解了日益多样化的社会对政治稳定的冲击,蕴含着分散执政风险和自发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功能,在国家与民众之间、中央权威与地方权力之间的关系等向度上发挥了维护当代中国政治稳定的关键性作用。另一方面,它主要依托组织而不是制度作为其核心媒介,维稳的制度化设计缺失,导致压力型维稳常态化;它抑制了社会的成长,维稳的主体过于单一,基层政府的负荷过大,加剧了社会矛盾向政府的集中;它没有使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关联机制,导致政府间行政博弈泛滥,地方政府的"变通"行为时常成为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诱因。     

加拿大的社会福利制度与政府治理理念

20世纪中叶以来,加拿大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的社会福利制度。这一制度充分体现了加拿大政府的社会福利国家的治理理念。它主要体现为:公民参与的治理理念、公正与公平的治理理念、合理划分政府职能的治理理念、扩大社会福利资源的治理理念。这一系列思想对我们进一步建立与完善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搞好我国的各项社会公共事业,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重新评估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特点与变化及走向

最近几年俄罗斯稳定发展,形势变得相当顺利。这是石油价格上涨所致,还是普京强化国家治理的政策所致,抑或是与前一时期的制度转型、社会结构、人口资源三个方面的变化具有相关性,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我们应从制度、社会结构、人口资源方面对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特点、变化和走向作出重新评估。     

法治中国建设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联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目标紧密呼应,显示出法治中国建设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路径,也体现了二者相辅相成的关系。法治中国建设要求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要求党、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基本行为方式必须实现法治化,二者统一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中。     

城乡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与乡村治理能力塑造

以宗族为代表的社会组织曾经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其治理的主要规则是乡规民约。城乡规则的巨大差异使得城市和农村社会治理差别较大,但城乡一体化战略目标的提出与实施使农民的传统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受到冲击与挑战,新型的村民人际关系得以塑造,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必须引入新的治理结构。要实现城乡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提高乡村治理能力是关键。新形势下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家庭(族)角色定位及其功能重建,建构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环境,建立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及关系网络,形成家族、市场和国家三个途径的乡村公共产品提供。     

国家治理现代化:国际经验与教训

世界各国经过艰难漫长的理论探索和政策实践,形成了"全能国家型"、"自由放任型"、"社会市场型"、"现代威权型"、"替代主导型"、"现代治理型"等各类特色鲜明的国家治理理念与实践模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并不存在统一模式与发展路径,各国应将独立探索与开放借鉴相结合,根据本国国情与历史文化传统构建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实现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有机平衡,提升国家治理效率与效能。     

中国海外公民保护的理念、内涵与未来走势

中国海外公民保护是全球化时代中国海外利益日渐拓展的产物,在海外利益或国家利益中居于最重要、最优先位置,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野。与西方海外公民保护的实践相比,中国坚持以人为本、不干涉内政、合作共赢等理念,表现出目标明确、主体多元、形式多样的特点。随着自身实力地位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在海外公民保护实践中,中国正从国家资源的供给者转变为市场治理的推动者、从所有受众的维护者转变为重点人群的聚焦者、从传统方式的践行者转变为现代科技的受益者、从海外民生的关注者转变为国际责任的承担者、从国际制度的适应者转变为全球机制的塑造者。相对应地,中国应当从市场治理趋势、企业能力建设、科技使用水平、国际责任、公共产品方面锻造国家外交能力,构建海外公民保护机制,在全球海外安全治理中贡献中国智慧。     

选聘分离:社区治理转型与管理体制创新——以宜昌市伍家岗区为研究个案

治理转型要求社区建设从社区行政化阶段向社区居民自治阶段转变,从社会问题社区化阶段向社区问题社会化阶段转变。宜昌市伍家岗区通过建立以社区居委会成员和社区社会工作者"选聘分离"为核心的新型社区管理体制,破解了传统社区建设模式的困境,适应了国家治理结构转型的需要,实现了公共服务型政府和群众自治型社区的共生、互补和双赢,值得探索和研究。     

当代中国公共治理中的清单制:制度逻辑与实践审视

清单作为一种信息清晰化集成工具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中。公共治理中的清单制以公共利益为制度内核。以适用对象和制度功能为标准,可以将公共治理中的清单分为行政效率型清单、服务公平型清单、治理效率型清单和治理监督型清单四种理想类型。这些类型在当前中国公共治理中均可以找到对应的制度案例,其中行政权力清单、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公共服务清单和自治权力清单在实践广度和制度化方面具有代表性。这些清单制与当前中国国家治理倡导的转型和赋权具有耦合性。然而,对四种清单制案例的考察表明,科层化制度供给模式会固化清单制的行政逻辑,压缩治理逻辑,进而无法有效回应多元化的问题情境,最终可能引发目标偏差。未来清单制需要立足于适用对象和问题情境,跳出以政府为中心的实践机制,并建立以市场和社会的治理规律为机制调适的路径导向。在研究层面,清单制可以成为理解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独特制度案例。     

试析全球治理的非正式化与私有化发展

传统的全球治理模式主要是霸权与多边主义的结合,是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以国际组织为载体的治理。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由于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以及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使得传统治理模式遭遇"治理赤字",非正式与私有化治理模式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非正式治理模式是世界主要国家就应对全球问题进行平等协商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私有化治理模式是非国家权威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的治理体系,主要在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等领域发挥作用。新治理模式的灵活性、操作性强的优势弥补了传统治理模式的不足,因此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虽然新的治理模式也存在缺陷,但其在未来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将进一步提升。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对中国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需要处理好新旧两种治理模式的关系,并推动全球治理朝着公平和民主的方向发展。     

美国转型期的国家治理能力——“镀金时代”治理能力的缺失与重建

<正>市场、政府与社会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处理好三者的平衡,防止某一特定部分的优势扭曲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是保证市场经济体系乃至国家制度良性运转的前提,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体现。社会转型时期,这种能力对于促进国家的全面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南北战争结束后三十多年,     

公民社会与斯洛文尼亚的政治转型

公民社会对东欧国家的民主转型有重要的影响。在斯洛文尼亚1980年代的民主化进程中,公民社会经历了一个从不成熟到逐渐成熟,从新兴运动的兴起到新社会运动逐步介入政治并最终实现政党化的过程,对斯洛文尼亚社会多元化结构的形成、社会政治组织的培育和政治精英的培养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斯洛文尼亚共盟所推行的政治改革以及对公民社会的包容,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二者共同推动斯洛文尼亚实现平稳的政治转型。     

民间社团的发展:协商式威权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在过去20年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基于地方实践出现了不同的社会管理模式,中国也即将在国家层面出台有关公民社会管理的新规。北京的实践表明,地方官员对民间社团的认识并未对民间社团的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而公共福利的地方化、将公共福利的配送与官员的仕途升迁挂钩,则共同推动了政府与民间社团进行合作的认识。然而,这一认识又因国外民间组织对抗政府的案例和2008年经济危机中政府主导经济的强劲发展而受到冲击。种种矛盾认识的彼此融合形成了协商式威权主义模式。这种模式鼓励相对自治的民间社团的自主发展,也提倡政府采取更加间接的管控机制。协商式威权主义促进了中国的地方政府治理。这就挑战了威权体制之下无法产生自治的公民社会以及公民社会是民主化指标的观念。     

西方国家社会管理理论的脉络与话语分析

近年来,随着中央把加强社会建设与创新社会管理联系起来提高到党的最高政治议程,学界对社会管理的理解由过去被动的社会稳定维护转为主动的社会有效运转机制的建构。围绕社会有效运转机制的构建,西方国家在屡遭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之后,不断进行了理论创新和制度调整,产生了福利国家理论、"第三条道路"理论、公民社会理论和多中心治理与政策网络治理理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面对相似的社会主题和不同的国情条件,对这些理论进行历史话语分析,厘清其理论表现、社会背景和政策后果的基础,对于我们立足现实,有效借鉴西方的理论成果,理性建构中国社会管理体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改善我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若干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正在中国迅速崛起,并且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发生日益深刻的影响。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有其积极的意义,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政府的政策法规和行为措施得当,就容易使民间组织与政府合作,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反之,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合作就很困难,甚至会走到政府的对立面,危害社会的团结与稳定。我们应当进一步完善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改革的重点应当是在深刻认识公民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转变对公民社会的态度,对其给以正确的定位和合理的分类,加紧修订和完善关于民间组织的法律、规章和政策,从审批、登记、注册、监管、经费、税收等方面,对民间组织既积极支持、热情帮助,又正确引导、合理规范,营造一个有利于公民社会健康成长的制度环境,防止民间组织成为政府的对立面,使其更好地与政府合作,齐心协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小国的规范倡导:丹麦的绿色外交实践北大核心CSSCI

进入21世纪以来,丹麦在外交上积极地采取基于价值观的行动,同时也致力于在国际社会中推动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议程:不仅通过主办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来积极协调全球气候多边治理,而且在欧盟框架内进行政策倡导,表达推动绿色转型的政治意愿和社会支持。此外,还通过策略性联盟与互动,建构包括全球绿色增长峰会在内的小多边合作机制。这种绿色外交实践体现了小国对规范性秩序的追求,也是其国内政府主体、市场力量与国际合作伙伴良性联动的结果。在更深层次上,丹麦在近代政治进程中发展出的协调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和基于协商、妥协和联盟的政治文化,为其在绿色转型领域的规范性权力聚积提供了制度和规范基础。丹麦的绿色外交实践表明,在国际秩序的不对称性及无政府状态下,小国是可以在国际和区域层面采取规范性的倡导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