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层级治理：情境、过程与结果——基于桂南Q市“联镇包村”制度运作分析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家通过制度的顶层设计来构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地方政府通过政策的底层实践来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基于“情境-过程-结果”的分析框架对桂南Q市考察发现：联镇包村制度的运作逻辑显现出跨层级治理表征，是地方政府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压力型体制与目标考核的情境下回应基层社会多元化诉求而作出的一个应然制度安排。联镇包村制度化运作过程不仅具有科层制路径依赖特性，也蕴含反科层化行动取向。在多重压力下，各驻村干部差异化的治村行为呈现出名实分离状态，因而亟需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格局，才能推动跨层级治理的可持续化运作。     

科级天花板下的官员隐性晋升研究——基于W县基层官员晋升路径的案例分析

大国治理和多层级政府的国情下，各级官员极易触达职业晋升的“天花板”。尤其在基层治理中，大多数官员更难以逾越“科级天花板”限制。那么基层政府如何激励大量“晋升无望”的官员呢？基于W县基层官员晋升路径的案例分析，发现“制造科层台阶”和“隐性微进步激励”起到重要作用，即科层组织会演化出除正式职务职级晋升之外的微小台阶式隐性晋升激励机制。具言之，这些隐性晋升激励机制根据权力纵向交互和横向影响的强弱可分为：发达地区任职、班子排名前提、靠近政治中心、风险规避减弱等。非正式制度在乡土中国基层治理中起到重要作用，本研究以生动案例呈现出制造科层台阶这种非正式晋升激励的类型、运行规律和运作效果，丰富了非正式激励制度的相关研究。     

城市基层自治项目的分级运作机制探析——基于上海市S镇“乐妈园”项目的分析

项目制已成为一种全新的国家治理体制,而城市基层自治项目也已成为中国项目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现有文献归纳的项目制分级运作机制而言,城市基层自治项目是如何运作的?本文以上海市S镇"乐妈园"自治项目为例,通过详实的一手材料和深入访谈,展示了城市基层自治项目"发包"、"打包"、"抓包"、"拆包"、"验包"和"传包"组成的六阶段运作机制。同时,本研究还发现,城市基层自治项目的"打包"机制主要体现为对项目团队和内容的打包,而"抓包"过程中普惠性色彩更为浓厚,这是城市基层自治项目为项目制研究提供的新材料。文章认为,城市基层自治项目的六阶段运作机制在何种意义上具有普遍性,尚需要通过后续的比较案例研究来佐证、丰富和拓展。     

“悬浮”的项目：对基层政府策略性行为的考察

以财政为核心，项目制重塑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基层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科层体系自上而下的控制权威得到进一步强化。然而，在项目制的运作过程中，基层政府也会使用一些反控手段，采取策略性行为以维护自身的利益需要，这些策略性行为表现为对上级政府的指示予以服从性回应的同时，运用非正式手段运作项目，对承接项目的社会组织既支持又控制。基层政府的策略性行为导致项目的“悬浮”，即项目的建设目标设定、内容设置、服务需求认知等都“悬浮”于公众对社会服务的需求之上，项目的建设效率得以提升，但社会服务供给效率却未能满足。基层政府策略性行为的发生，主要有模糊的政策信号及“条块”间冲突、自上而下的制度性同构压力、双重治理逻辑间的张力、压力型体制下多目标的工作环境、非对称的资源依赖关系等因素的推动。     

项目制与服务型政府转型：制度演化中的异化北大核心CSSCI

项目制可谓是近年来最受关注的国家治理形式,然而目前对项目制的讨论均忽视了服务型政府转型,而这也就无法清晰看到政府行为逻辑在制度演化中的异化作用。本文通过对中国省级地方政府1995-2006年转型因子的实证研究发现,官僚自利主导了服务型政府转型,具体而言则包括政治晋升、财政激励和权力扩张。官僚自利导致了政府转型的异化,由服务型政府物化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理念主导的整体性政府变革逐渐为技术性治理所替代,这是项目制兴起的根源,也是项目制作为国家治理体制变革所遵循的"双轨制"逻辑的根源。因而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项目制仍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就本文研究结论而言,项目制运作应当慎用。深化服务型政府转型,加强政治架构中的常规性制度治理对于促进国家转型具有根本性意义。     

社会制约:一种治理行政权力腐败的途径分析

本文分析了作为治理行政权力腐败途径的社会制约的现实价值,并结合中国现实,尝试性地提出了行政权力社会制约有效实现的路径,认为只有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与完善的条件下,致力于构建制度化的公民社会自治体系,建立参与型的公共行政管理模式,型塑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公共舆论媒体,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促进行政权力的廉洁与高效运作。     

从殊途到同归:案例中基层权力非正式运作的未预结局

非正式的运作方式一直是国家权力在基层落地的重要途径。今天的基层政府正在向服务型转型,权力的非正式运作已呈现新走向。与以往研究较多的“治”或“管理”等强制型项目不同,北京某镇政府开展以服务为核心的农村老年心理干预项目值得关注。其中被正式权力的代理人(镇政府干部)吸纳进非正式运作网(老年心理干预守门人)的参与者,包括乡村中的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和普通村民志愿者。参与者的最初动机包括情感与行政压力、政治地位的收益、乡土互助精神的留存。项目最终的结局是,干部向“管理/服务”多元身份的转型、以“善”为内核的服务精神得以正名、村民和老人的认同与拥护,项目最终从实施初始的各自谋算走向了实质意义的互通共融。     

“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异化”的表现、缘由与修正路径——以湖北M村为例

通过对"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实践情况的考察,深入分析和探讨在项目制下的美丽乡村建设所呈现出的诸面。研究发现,在接受型项目制实践中,资源密集性的输入导致了基层治理的困境,村民参与程度不足、村庄民主形式化成为项目制实践中的主要特点。弱势村民阻工、强势村民争夺资源、政府直接干预项目客观运作等现象导致了项目制运作的异化。只有将"政府主导"向"多元协同"的建设模式转变,以"内生"模式为路径来激活公共参与、强化组织建设、完善项目监督机制,美丽乡村建设才可能真正实现。     

乡村环境治理中的“半包干制”及其限度

乡村环境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发展目标和动力构成，是一项复杂的公共性治理事务。现实案例中，乡镇政府依据环境治理的特点，在将环境治理承包给企业的同时，主要通过偏控制型包干、嵌入式督办、常态化考核、约束性激励等“半包干制”运作机制，达到一定程度的行政控制，形成了双向激励与约束的互动式治理格局。研究发现，在特定阶段下，“半包干制”有益于实现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的耦合功效，提升环境治理的质量与效率；但其在结构层面上，无法回避正式与非正式机制之间的内在张力和权力配置的平衡性问题。鉴于此，如何消弭其限度性内容，进一步发挥治理效用，将成为今后研究该议题的重要思考方向。     

从机构改革到界面整合：政府治理变革的界面逻辑

对治理界面的整合是以问题为中心的改革策略,为行政组织的变革提供新的方案成为转型时期政府治理实践的显著特征。以河长制为例,分析了界面整合的操作逻辑,揭示了转型时期政府治理变革的界面逻辑。河长制通过从完成任务到解决问题、从各管一块到集中对象、从分散权力到集中权力、从模糊责任到清晰责任等实践,实现了界面治理问题、对象、责任和权力的整合,一定程度解决了政府治理碎片化的问题。界面整合与机构改革在驱动因素、核心目标和激励强度等方面有明显差异,是对行政组织运行机制的理顺与调适,是对科层制的突破而非超越。     

柔性控制: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的项目制运行逻辑

项目制作为一种新兴的国家治理机制正在被广泛应用。但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传统行政发包下的项目制的讨论,关注领域也主要是在农村项目制的运作上,对于项目制在社会治理中的运用考察较少。本文通过上海市C社区基金会的案例,来分析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的项目制具体运作机制及生成逻辑,并比较了从政府内部层级治理向社会治理领域拓展中三种类型项目制的差异。本文研究表明,基层政府主导培育社区基金会的发展,并在结构和过程上进行意志渗透、动员支持。但在客观上,社区基金会的项目制运作仍然促进了整个社区自治与共治能力的提升。对于基层政府而言,社区基金会的项目制逻辑类似于一种更为隐蔽化的柔性控制机制,这种策略调整,能够提升社区服务效率并增强回应性,也降低了运作成本和监管成本,更重要的是它为基层政府带来了风险转化,并且缓解了"资源消解自治"的困境,推进了基层政府逆行政化创新。     

分布式治理:技术嵌入基层治理的理论基础、权力逻辑与治理样态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社会治理创新向纵深推进的宏观背景下,各类信息技术向治理领域广泛渗透,导致权力实践变为一个需要经由“技术”这一中介机制加以理性化的过程。采用权力政治学理论框架,分析了作为独特的权力主体,技术在基层治理权力结构中承担的中介作用,进而总结了“分布式治理”概念,发现有机接合技术重塑基层治理的权力结构存在两种基本样态,即以控制为核心的政治职能和以技术行政为核心的治理职能。从“任务情境”“主体间性”和“技术作用”三个维度呈现了分布式治理有别于传统集权式治理、分权式治理的组织学特征。这些特征使分布式治理能够融合“技术-主体-权力”多重治理要素,并在复杂性任务情境中助推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十八大以来城乡基层治理的新方向、新格局与新路径

十八大以来围绕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各地城乡基层的实践创新迅速展开:以大部制和扁平化为方向的基层行政体制改革持续推进;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结合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不断完善;多元协同和开放流动的社会治理形态初步形成;城乡基层民主参与逐步常态化。在此基础上,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基层治理新格局不断建立健全,并呈现出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互动协同、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创新并举、城乡基层行政体制机制改革联动的发展特征。在"十三五"阶段,通过优化基层政府权力配置、培育基层社会自主性、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以及促进城乡基层治理民主化和法治化,从而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和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吃空饷”凸显基层治理漏洞

"吃空饷"现象暴露和揭示了当前我国基层治理的制度性漏洞。比如,基层治理权力的条块分割以及碎片化;基层治理权力的不透明和不公开;基层治理权力的无从参与以及无从监督。对此,需要通过深刻的体制性和制度性改革,构建基层治理现代化体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解决基层治理难题,奠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基。     

政府民生治理:公共权力的合法性运作与演进谱系

合法性运作是公共权力理性化对民生治理的政治贡献,民生作为考量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重要向度具有整合政治生态的价值意蕴。民生治理是善治与公共理性的价值厘定,也是公共权力理性化的有效运作形式。行政善治回应了政府角色定位的民生纲领,政府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民生导向有效诠释了执政之基、服务嵌入与回应性治理的三重面向。因此,政府民生治理既是政府责任与民心资源的利益救赎,也是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价值基础。政府民生治理的发展理路呈现了政治话语到法治论域的民生治理景图,公民社会与人民社会互构的民生治理逻辑,民生治理到民权保障的制度规约,民生改善到政治认同的价值依归等四维演进谱系。     

城市基层治理:矛盾、改革及其趋向——基于武汉市的实证考察

城市基层治理状况直接关系到城市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本文基于对武汉市城市基层治理实践之路的研究探寻城市基层治理之道。城市基层治理关键在于如何实现行政权与自治权的有效划分与两种权力运行的有机衔接。在未来城市基层治理改革中,必须以此为主线,理顺体制关系、还原社区本质,实现社区事务的分类管理,不断巩固社区自治的社会基础,实现财与事的有机统一,形成多远资金筹措机制,推动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的有机衔接与良性互动。     

治理耦合与主体重塑——基于豫北花村组织振兴调查

不同的乡村治理时期会对不同的治理主体产生特定的结构性需求。在乡村治理步入现代化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显现出其巨大的基层治理优势。随着乡村事务逐步被纳入体制，基层治理同时遭遇行政内卷、自治乏力，以及行政与自治互为负担的困境。乡村治理亟需一个强有力的治理主体发挥组织村庄社会和回应村民需求的功能。基层党组织因其内含的组织性和政治性制度潜力，可以回应乡村治理实践要求，发挥精英重构与组织赋权、分类治理与分层动员以及政治引领与主动回应的作用。其弥合行政与自治裂缝、达至上下治理耦合的过程，也是在不同治理维度上将自身型塑为新时期乡村治理主体的过程。基层党组织借助其实现体系效应和国家力量在场的优势，获得了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地位。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时期，基层党组织将获得更大的治理效能释放空间。     

多层次整合：基层社会治理中党组织的行动逻辑探析——以北京市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一直是关涉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和国家政权根基稳固的重大问题。本文基于政党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功能定位以及当代中国党、国家和社会的权力组织结构提出了"多层次整合"的分析框架,以此来概括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中党的行动逻辑。通过对北京市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创新实践考察,发现:党为了解决其在基层社会中悬浮化、无根化的困境,构建了以党的领导为轴心体系,具有纵向多层级、横向广辐射特点的立体化权力网络。凭借这样的权力网络,党实现了对行政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多层次有机整合。具体包括:向内整合,增强基层党组织对于各级行政力量的渗透;向外整合,强化基层党组织对于各级社会力量的吸纳;向下整合,加强基层党组织对于广大群众的融入。最终,实现党、国家与社会在基层社会的有机协调,形成共生共强的格局。     

软考核激励：村级治理行政化中的治理动力实现机制——基于鄂中A镇的经验调查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村级组织仍能保持治理活力，其核心在于村干部治理动力的合理动员。现代综合考评体系强化了村干部的行政化取向，村级治理唯上性增强。弹性化的考核安排可以释放自治活力。通过其内含的行政-社会激励式动员机制、类中心工作的精力配置办法和与社会条件相适应的检查强度，促使村干部积极回应村民诉求，实现“软考核激励”效果。作为一种治理管理工具，软考核激励机制可以重塑互动型的乡村关系，留存村级自治空间；并借助多重激励兼容功能，激发村干部干事创业的动力；最后，在保持治理目标不偏移的情况下，实现行政体系对社会治理资源的总体动员。由于软考核激励机制可以形塑“国家”与“社会”双强的治理效果，是基层治理体系“三治”融合的有效实现形式。     

北流：“阳光政务”暖民心

近年来,北流市全力打造诚信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环境,在建设＂法治、责任、廉洁、高效、服务＂型政府方面进行有益探索和实践,通过将行政效能监察进驻市政务服务中心,对中心审批事项和公共资源交易活动进行有效监察,促进权力运作的公易活动进行有效监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