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环节排除非法证据问题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检察机关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裁判主体的地位,但遗憾的是并未对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应适用何种程序予以规定,造成了检察机关空有非法证据排除权却难以运用的尴尬现状。本文将对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环节排除非法证据时应起的作用、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几点建议,以期为检察机关正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供参考。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检察机关的证明责任——兼论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对检警模式的影响

＂两个证据规定＂的颁行,推动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确立了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明确了检察机关的证明责任。检察机关承担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有着坚实的基础,但为了诉讼的有效进行,应将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指导、制约和监督提至侦查行为开始时,且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进行重新定位,这将会给我国现有的检警模式带来不小的冲击和影响。     

论检察技术在诉讼法律监督中的地位和职责范围

检察技术工作是人民检察院运用科学技术手段依法收集、审查、鉴别证据,以查明案件事实的一项专门性业务工作。它既是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行使侦查职能的重要环节,又是履行侦查、审判、执行环节诉讼监督职能的重要手段。检察技术在诉讼法律监督中,通过开展技术协助工作,履行技术取证职责,体现侦查职能;通过开展文证审查工作,履行技术复核职责,体现监督职能;通过开展司法鉴定工作,履行技术检验职责,体现检察职能。     

新刑诉法对司法审查职能的影响及贯彻路径

修订前的刑诉法对检察机关司法审查职能的规定存在范围过窄、方式单一且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等问题。新刑诉法增设了捕后监督、非法证据排除及强制医疗决定监督等内容,对检察机关的各项工作包括司法审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检察机关应当积极贯彻执行。     

检察机关发现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程序初探

检察机关发现、审查、排除非法证据是从程序上保证案件质量的重要措施之一。为此,作者将结合实践从三个方面与读者进行探讨:检察机关在侦查、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中,通过多种途径发现侦查机关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被害人及搜集物证、书证过程中的非法证据;在审查、判断和运用证据中依法通过多种方式调查、复核、质证、辩论排除非法证据;在开庭审理前或者庭审中通过程序启动、法庭调查、讯(询)问、质证、辩论排除非法证据。     

浙江省检察院出台规定规范职务犯罪侦查取证行为

据检察日报4月17甚报道，浙江省检察院于4月9日出台了《浙江省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防范非法证据的若干规定（试行）》。规定共有35条，从非法证据的预防与控制、审查与发现、认定和排除，到瑕疵证据的补正与转化等7个方面，为防范非法证据“支招”。如在非法证据的预防与控制方面，规定要求严格执行侦查人员回避制度；严格执行侦查措施、强制措施和办案期限等相关法律规定；严格执行不同种类证据的取证规定，推行犯罪嫌疑人讯问笔录、亲笔供词、录音录像、悔过书“四证同步”制度，注意发现并收集口供中提及的客观性证据。     

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调查权研究

检察机关需要通过调查取证获取支持公益诉讼程序的证据材料。但是,法律仅规定了检察机关民事行政诉讼监督的调查核实权,该项权力是检察机关在审查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中的特定调查职权,无法直接推定为法律对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调查权的赋予。需要根据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法律特征、法律价值、法律程序等,建构保障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工作的调查取证法律制度。     

审查起诉环节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构建研究

随着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得到确立。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排除具有不可推卸的职责,尤其是在审查起诉环节。但新《刑事诉讼法》对于审查起诉环节的非法证据排除仍缺少相应具可操作性的程序规定,致使司法实践中面临诸多问题。有必要以我国司法实践为基础,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构建审查起诉环节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转化研究

虽然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存在一定区别,但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很多刑事案件都是行政违法案件转化而来的,部分行政证据会转化为刑事证据。二者的转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刑事诉讼效率,但司法实践中仍存在法律规定不明确、是否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限定不明确、转化程序中的监督不明确导致证据证明力的审查不明确、行政与刑事机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为了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更高效地转化,应在立法上明确规定转化范围,在法理上强化正当程序,严格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强证据的审查机制,严格取证程序,加强检察院监督,并加快行政、公安司法机关信息共享机制的推进速度等。     

试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

作为我国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高度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深入探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对于完善诉讼立法,规范司法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剖析我国现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缺陷与不足的基础上,建议通过完善立法、明确非法证据的效力和配套制度的建立等工作的推进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网络犯罪案件中电子数据取证问题研究

网络犯罪作为新时代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的产物,其案件自身具有的隐蔽性、便利性和多发性等特征给侦查机关收集、提取电子数据带来了挑战。目前,电子数据取证规则基于取证便利性和取证完整性的考虑确立了“载体扣押”的取证原则,仅在不宜扣押的情况下才会采取在线提取、远程勘验和技术侦查等手段。这些取证手段的采取不可避免地会对财产权、通信自由乃至隐私权造成侵害。对此,需要做到保障权利和打击犯罪的有效平衡：在取证过程中坚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例原则和专业性原则;在监督中取证,形成检察机关监督为主、第三方监督为辅,集事前审查、事中监督、事后监管于一体的取证程序;做到少扣慎押,加强数据保管,通过正当程序保障基本人权。     

审查逮捕引导侦查质量评估报告——以《刑事诉讼法》修订后为视角

人类对于事物的认识总是具有局限性,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时不仅需要通过证据审查来排除合理怀疑,还需要综合运用法律手段引导侦查取证,从而不断完善证据体系,保证诉讼顺利。依靠捕前介入侦查、不捕后的补充侦查与逮捕后的深入取证这三种方式,能够为案件事实的最终认定提供帮助。     

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案件情况的分析

2012年刑事诉讼法实施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适用表明:侦查人员违法取证的情形大多表现为以非法方法获得言词证据尤其是口供,而违反搜查、见证、回避等法定程序、制度所获证据材料情形亦时有出现。非法取证现象的存在,除了侦查人员程序、证据意识不强等主观方面的原因外,一些制度设计的非清晰性如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讯问取证方法与讯问策略界限难以把握,亦是重要原因,这也是公检主要争点。顺应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需要完善各种保证取证合法性的制度,强化侦查人员证据意识,按照裁判的要求和标准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     

和谐社会与侦查监督检察职能

为回应和谐社会的总要求,检察机关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侦查监督检察职能。在审查逮捕环节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实施捕前诉讼和解制度、运行轻微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在职务犯罪侦查监督中引入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契合点,树立监督制约观、程序监督观、人权保障观以及全面监督观等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侦查监督新理念;完善侦查监督制度立法,实行逮捕与羁押分离制度与司法审查制度,强化检察机关对立案、侦查行为的法律控制权,赋予检察机关刑事侦查引导权、有限代位侦查权、监督实效保障权,以促进侦查监督实质化。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完善

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完善首先是对司法人员、执法人员法律意识的培养，增强其人权、程序、法治意识，只有在打下坚实法律意识的基础上才能保证该程序的顺利实施。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第二个方面措施是对其自身内容的完善。通过前文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自身规定性内容的分析，本文最后提出应从非法证据的法律规定、非法证据证明标准的重新界定、赋予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裁判主体地位、延伸证人、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提出时限等四个大方面予以完善。除此之外本文还提出应对有关制度加以完善。对于外部制度的完善，本文提出应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即完善及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以及强化驻所检察官的监督职责等。     

检察机关听取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意见制度研究

刑事诉讼法及刑事诉讼规则的修改,扩大和保障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权利。合理的听取意见制度,有助于检察机关兼听则明,有助于检察机关在诉前排除非法证据,建立起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体系,亦有助于检察机关不断改进工作机制,提高办案质量,确保办案结果的客观公正。因此,建立一个现实可行的听取意见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遏制非法收集证据的良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通过我国非法取证的诸多表现和我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现状,我们可以看到在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有其必要性。应该借鉴国外经验,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有限制保留”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审判阶段非法言词证据排除之认定标准--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出发

2012年修订的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基本吸纳了“两个证据规定”的相关内容，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升到基本法层面，同时将非法证据排除扩展到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实践中，非法言词证据却遭遇排除难的现实困境。新刑诉法设定了以取证手段为重要内容的“非法方法”来判断言词证据排除与否的标准。在“非法方法”的认定上，应结合取证手段对被审讯人的人身侵害程度及意志强迫程度综合认定。在同样需要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作出排除时，     

规范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探析

新《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进行了相关规定,明确了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排除主体性地位。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排除意义重大,有利于从根源上防止非法证据的出现,也有利于克服我国一元制庭审模式的弊端,从而规避非法证据进入庭审对法官的影响,确保法官公正审判,维护司法正义。这就迫切需要对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程序进行规范,才能以之指导检察实践。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刍议

在注重人权保障的现代社会,诉讼人权的保障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遏制非法取证行为,规范侦查权力的行使已成为国际刑事司法发展的趋势。当前,考量如何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成为重要课题。研究此课题,首要的前提就是要研究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关理论,进而确立以基本人权保障理论作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