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纵向控制机制运作下的基层政府治理——以苏中S镇为研究对象

科层绩效考核与项目制管理是国家控制基层政府行为的重要机制。两项机制在集权性、治理技术化与重视公共服务方面存在共性特征,而在激励机制、激励强度、运作逻辑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项目执行中,项目对基层政府自利动机的满足度与科层考核契合度是影响基层政府行为差异的重要因素。针对基层政府政策选择性执行的问题,应该在平衡激励结构、完善财政体制与引导多主体治理三个方面寻求突破。     

问责吸纳控制权：乡村产业振兴项目激励失灵的理论解释——以A省F县为例

在乡村振兴中,产业项目因其带来的巨大财政资源和增量绩效,理应有效激发基层政府的能动性。然而,一些地区却出现产业项目对基层政府的激励失灵现象。在“问责吸纳控制权”的分析视野中,问责压力的强化改变了纵向政府间的控制权配置模式,凸显基层行动者的权责失衡样态,这是诱致产业项目激励失灵的深层机制。具体而言,问责总领与检查验收权的向上集中使得基层政府追求控制权的空间不断被压缩,督查问责与正向激励的不均衡加剧了控制权内部冲突,消解了基层干部发展产业项目的主体性,进一步催生出目标设定权的价值偏离,诱发避责共同体的形成及项目制基层实践扭曲。对此,需要在总体上重构控制权,通过强化县域产业自主发展能力、健全权责对等机制、培育乡村内生参与力量破解项目化运作的基层激励失灵困境。     

从控制到治理绩效:中国党政干部分类制度改革研究

从1953年起,中国逐步建立起控制导向的干部分类制度--干部分部分级管理制度,该制度突出科层体系中的"官一民"身份界分与等级关系.2006年的干部制度改革强调通过分类优化管理提高组织效率,表现出管理主义色彩,势必加重效率至上、弱化公共责任和治理绩效等问题.中国党政干部分类制度改革应当从控制导向走向治理绩效导向,其基本特征是兼顾外部控制者、部门主管和普通公务员的需求,以实现公共利益、组织利益和雇员利益的融合.它是外部控制者实施监督以提高政府回应性和服务性的问责工具,是部门管理者通过人事激励与约束提高组织绩效的管理工具,也是激发普通公务员自主管理和发展的赋能工具.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政府责任:基本结构与保障机制

政府责任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政府责任的理论与实践是随着时代变迁而发展变化的,并且在不断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与制度结构的同时创造出新的形态。因此,重新理解政府责任是新时代政府治理的重中之重。社会转型时期全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政府与人民关系、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互动关系是政府责任发生变化的客观条件。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政府责任的基本结构要从基础性责任、理解时代新要求、破解行政体制结构性障碍、增强自主性等方面把握;另一方面,通过完善问责体系、强化问责制度来保障政府责任的履行,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财政绩效管理是提高政府执行力的重要举措北大核心

我国政府执行力弱,其重要原因是部门权力过大而责任缺位、执行主体缺失财政绩效观念、未建立财政绩效问责制、财政预算的科学性公开性不高、财政绩效管理缺乏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要从限制部门权力、财政分配权力适当下放、树立财政绩效观念、推动财政预算科学化、强化财政绩效问责制等措施来深化财政绩效管理改革,从而推动政府绩效管理,切实提高我国政府执行力。     

财政绩效管理是提高政府执行力的重要举措

我国政府执行力弱,其重要原因是部门权力过大而责任缺位、执行主体缺失财政绩效观念、未建立财政绩效问责制、财政预算的科学性公开性不高、财政绩效管理缺乏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要从限制部门权力、财政分配权力适当下放、树立财政绩效观念、推动财政预算科学化、强化财政绩效问责制等措施来深化财政绩效管理改革,从而推动政府绩效管理,切实提高我国政府执行力。     

责任政府语境下的行政问责制常态化探究

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它彰显了宪政体制下公共行政的民本取向与法治取向的和谐统一。一个有公信力和高效率的政府,理应而且必须是负责任并可问责的政府。因此,构建责任政府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价值目标。而近年来兴起的行政问责制,昭示着政府治理范式的渐进转型,是我国构建责任政府的重要路径选择。当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正由"风暴"现象向制度化和常态化层面转轨。完全实现行政问责制常态化,关键在于强化异体问责,厘清问责标准,健全公益诉讼制度,革新行政生态环境。     

权责关系规范化：基层政府减负的路径选择

为基层减负是提高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基础。基层政府负担较重既是老问题也有新表现，既与国家治理转型的过程相伴随，也与深层次的体制设计密切相关。权责关系是理解基层政府负担的重要视角。基层政府在政治性责任、事务性责任、问责压力不断强化的同时，激励性权力、惩罚性权力、协调性权力不足，权力与责任之间的脱节、不一致使基层政府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欠缺，各种工作负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缓解。权责关系规范化是基层政府减负的重要前提，通过加强权责清单制度建设、创新工作机制、优化督考激励模式，推动权责边界清晰化、规范化，提升基层政府在治理中的话语权，激发基层干部内生动力，进而实现为基层政府松绑减负、提高基层治理效能的目标。     

建设责任政府需要深入推进行政问责制度

建设责任政府是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与行政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有效推进行政问责制度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和有效途径。当前进一步推进行政问责制度的重点是要明确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及保障行政问责有效实施的配套制度。     

我国公务员绩效评估的激励功能障碍及其克服

公务员绩效评估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根据法定权限和相关法律法规，对公务员的工作成绩、能力、态度等进行考察和评价，并以此作为公务员奖惩依据的制度。我国的公务员绩效评估又称之为公务员考核或考评。绩效评估通过提倡什么或反对什么等信息的传递，并借助奖惩来实现对个体行为的引导和推动，激励功能是其核心功能。公务员绩效评估激励功能的有效发挥是促进公务员积极努力地开展工作，提高行政效率和改善政府绩效的重要前提：     

基于绩效的行政问责长效机制：国外经验及中国的路径选择

本文结合国内现状和国际经验，从文化和制度两个层面，探讨了如何建立行政问责的长效机制，使“问责风暴”走向“问责常态”。具体包括：倡导新型官场文化，强化行政主体责任意识；培育完善公民社会，增强公众问责意识；明确职责划分，严格权责对等；健全法律法规，实现“制度问责”；强化监督机制，加强监督力度；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完善问责机制等。     

容错机制何以发挥激励效能?——基于多政策文本及其实践应用的实证分析

如何在对干部进行规范约束的同时予以有效激励,以确保权力的规范运行和效能释放,是一个重要现实议题。当前,对干部队伍的激励已从单向度激励走向多要素激励。多要素激励意味着在持续稳定地增加薪酬、明确职务晋升预期的同时,还应建构科学合理的容错机制。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各地随之制定的多政策文本及其实践探索,构成了容错激励的经验支撑。从中可以看出,容错机制发挥激励效能须当满足四个条件:划清容错与问责之间的范围边界、容错政策本身保持一定清晰度、确保政策执行的上下融通、“一把手”的果敢担当。客观存在的复杂情势蕴含着容错的天然需要、构建双向回应的责任政治、倡导构建多要素多样化的激励体系,则蕴含着容错机制释放激励效能的内在逻辑。     

制度激励与积极性治理体制建构——以河长制为例

全面推进河长制,是解决我国复杂的河流治理问题的重大制度创新,更是推进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实证案例调研,认为河长制通过契约治理机制实现权力和责任的制度化分配,依托组织结构框架,将党政体制嵌入到河长制的组织设计,通过激励问责机制,实现治理责任和治理效率的诱因倒逼。河长制的治理逻辑可以概括为通过流域公共治理权责的制度化配置,调动多层级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形成高层党政部门立治、具体职能部门施治、基层群众和社会力量参治的制度化激励。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河长制把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制度的组织优势开发出来,建构出用国家制度激励各方的积极性治理体制,这就超越了学术界一直以来存在的“压力型体制”理论惯性思维。     

宪法实施中的违宪责任追究问题探讨

违宪责任追究是保障宪法实施的重要制度。我国宪法规定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同行使宪法监督的权力,确立了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的体制。由于违宪责任追究体制不合理、违宪责任认定标准不明确、违宪责任追究对象不完整、违宪责任承担形式不健全、违宪责任追究程序不完善,现行宪法规定的违宪责任追究制度长期处于虚置状态,导致违宪责任在我国不被追究。要保障宪法实施、维护宪法权威,就必须构建有效的违宪责任追究制度,包括建立复合型的违宪责任追究体制,明确违宪责任认定标准,拓宽违宪责任追究范围,健全违宪责任承担形式,完善违宪责任追究程序。     

内部劳动市场与我国公务员激励

给公务员提供充分激励,是公共部门良性运作的重要保证。同私人组织一样,公共部门也存在着一个内部劳动市场。公共部门内部劳动市场中的各种非正式制度安排,能够对广大公务员产生隐性激励作用。我国公共部门脱胎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公共部门官僚理性发育不足,导致公共部门内部劳动市场相对扭曲,进而造成其所蕴含的隐性激励机制的相对弱化和激励缺位。因此,大力修复与重构我国公共部门的内部劳动市场,是当前我国公务员激励制度创新的首要工作。     

重大公共危机情境下治理效能：注意力分配转移的关键作用

地方干部是理解我国行政系统运转的基础,他们的行为深受行政系统注意力分配的影响。疫情早期受到系统性风险冲击,行政系统功能不彰,可从三个层面理解：面临制度间隙与危机情景,地方干部热衷承担过程性责任,规避结果性责任;传统激励机制惯性牵扯了突变情境新激励机制的效果;行政系统“死机”与疫情信息“黑洞”并存。面临这些挑战,最高决策层通过权力权威、激励与资源配置三种制度化方式引导干部群体注意力分配,有效推动行政系统由“多任务”转变为“危机处理”。结果显示,我国迅速取得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双推进,彰显了“中国制度”的优势。     

地方政府食品安全责任落实研究简

明确地方政府食品安全责任是建立法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和责任型政府的客观需要.由于地方政府食品安全责任的开放性、原则性和兼容性等特点,目前地方政府食品安全责任还存在落实不到位的情况.有必要通过建立食品安全绩效考核机制、行政问责机制、责任追究机制,推进地方政府食品安全责任的有力落实.     

我国责任政府的构建：基于完善行政问责制视角下的思考

要构建责任政府,必然要建立一套科学的对政府官员行为进行有效约束,以保障责任切实履行的制度规范。进一步完善行政问责制是有效的可选途径。本文初步研究了进一步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对策。     

公务员制度的变异与控制--对中国国家公务员制度实施情况的反思

本文列举了国家公务员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变异的主要表现,并从社会生态环境、政治体制与政府治理模式、官僚体制的内在缺陷等方面分析了变异的原因,提出了有效抑制公务员制度变异的重要途径.     

担当:一种科层运作的效能转化工具

以形式理性著称的理性官僚制理论上并没有担当的价值空间,但当代中国科层制处于传统、现代、后现代交织的社会转型之中,处于从历史官僚制向理性官僚制对接的转型时期,有必要继承传统伦理精粹,发扬使命型政党的红色力量,以担当的价值理性驾驭官僚机器的形式理性,发挥国家治理制度优势,实现国家治理效能。这就需要实现政策民主化与政策科学化的有机统一,培养干部践行担当精神的政策能力与科学方法;从底线思维向上限思维转换,激励干部主动担当的愿望和激情;从封闭检查向绩效的有限开放转向,释放担当的价值空间;从问责兜底向精准问责转变,赋予敢于担当的底气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