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

消解认定上的不确定性 @周姗姗：在实际司法实践中，以现行的量刑标准，数额认定往往存在不确定性。贪污受贿往往是“点对点”，隐蔽性强，证据不好收集。加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量刑明显低于受贿罪，后者最高可判死刑，前者最高十年有期徒刑，一些贪官常常对巨额不合法财产的来源拒不交代，从而逃避重罚。而近年来性贿赂、感情贿赂等非物质化行贿大量涌现，也表明以受贿数额定罪量刑的做法已经不能适应反腐败工作的新形势。     

税收征管类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与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和刑法修正案（八）相继对刑法第三章第六节规定的危害税收征管类犯罪进行了重大修改，既调整了部分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也增加了新的罪名，进一步完善了税收制度的刑法保护体系。但长期以来存在的诸如定罪量刑标准等方面的问题仍然没有明确规定，罪名之间不协调的问题依然突出，特别是营业税改为增值税（简称“营改增”）试点以后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对税收制度的刑法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     

贪官潜伏调查

近日，广东省韶关市公安局原局长叶树养落马，其贪腐3000多万元的数额、6000万元的受贿目标、以及长达20年的贪腐时间，令人惊讶，叶树养伺以长腐不倒，他有什么“诀窍”？当地的监督机构怎么了？一系列的问题随之而来。“贪官潜伏”也一时成为流行语，众人关注。     

建立科学的数额犯立法与司法解释体系初探

数额犯在我国刑法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但目前的数额犯的立法与司法解释存在着立法确定固定数额、司法解释确定数额标准滞后、固定,不能准确反映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等问题。文章试图在对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财产和贪污贿赂三大类罪的客体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低生活保障费、职工平均收入等关联问题分析的基础上,设想建立立法定性、司法解释规定相对确定的数额标准体系,以实现罪刑的最大化均衡。     

每月大事

3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首次明确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将持续高压，严格执法。     

高级法院副院长被贪官告倒

在几起受贿行为中,杨多铭自以为做得十分精明有智慧。办理吴昌考案中,从法律层面上看,根据对吴犯罪情节、数额的确定,数罪量刑后合并执行其10年没有突破法定最低刑的界限,体现不出任何对吴施以关照的成分。以至于吴昌考本人也“疑惑”了。其实这正是一个从事多年法律工作、谙熟法律的高级法官的“高明”所在,也就是说,帮朋友的忙也不能因此把自己“灭”了。     

政策快递

最高法院出台司法解释 严惩恶意欠薪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月23日起施行。《解释》针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所涉及的术语界定、定罪量刑标准、单位犯罪等问题，进一步明确了相关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     

受贿罪量刑问题的立法反思——一个批判性的视角

近年来,受贿犯罪呈高发趋势,但与现实反腐败形势不协调的是,我国现行刑法中对受贿罪竟然没有一个单独的量刑标准,而是依附于贪污罪的量刑标准。然而贪污与受贿虽然同为腐败行为,但毕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犯罪,故而现行刑法将受贿罪的量刑比照贪污罪处理很不科学且受贿罪的刑罚种类设置也不尽合理。通过对美国、德国、瑞士、越南等国法律有关受贿罪量刑立法的具体规定、立法精神、原则的比较研究以及相关案例的实证研究,提出对我国受贿罪量刑立法的若干建议。     

军队必须保持高度纯洁

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日前在人民网与网友交流时表示，“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有腐败问题，这样的高官犯罪，令老百姓很不满意”。这是自2012年1月传出谷俊山“被去职”消息以来，军方人士首次公开证实谷俊山贪腐问题。第22期的《环球人物》刊登了对公方彬的专访。     

“三最”女贪官落马的最强悍警示是什么?

<正>她涉嫌犯罪的金额超过了震惊中外的"沈阳慕马大案",刷新了辽宁官场贪腐犯罪的最高纪录,她的案子被中纪委领导批示为"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她被民间称为辽宁"三最"女贪官。即使站在     

被闲置的“隐瞒境外存款罪”

“隐瞒境外存款罪”的立法目的，在于惩罚国家工作人员不按相关规定对其在境外有较大数额存款进行申报而故意隐瞒的行为。但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司法人员对该罪的社会危害性理解差异较大，且其很容易被“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等其他罪名吸收，单独适用不多，往往致使这类犯罪处罚很少。     

中将谷俊山落马溯源

8月1日，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在人民网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说：“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有腐败问题，这样的高官犯罪，令老百姓很不满意”。这句话引起舆论极大关注。这是自2012年1月传出谷俊山“被去职”的消息以来。军方人士首次公开证实谷俊山贪腐问题。     

“非茅台不喝”有没有被做成议案？

近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称,为遏制官员滥用公款、铺张浪费,国务院正在制订“楼堂馆所”管理办法,还将出台“官员职务消费标准”,各级别官员可以使用的公款数额、公款用途,都有定性定量标准。     

李昌奎案件的几个刑法适用问题评析

理解“罪行极其严重”，只要犯罪的客观方面危害严重，就足以界定为“罪行极其严重”，而无需再附加“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这两个限定性条件。“被动自首”与“主动自首”均为“自首”，但两种“自首”在量刑上应有所区别。“主动自首”应当比“被动自首”承担的刑事责任更轻。李昌奎犯罪后并没有向被害人家属“积极赔偿损失”，更没有得到“被害方谅解”，那就当然不能改判死缓。     

年轻人的腐败——26岁现象

在近三年时间里，北京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查处不满30岁的犯罪嫌疑人19人，他们中犯罪的最高数额达7100万元……面对一串沉重的数字，我们不能不感到震惊——30岁以下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现象(因其犯罪平均年龄约26岁，我们称之为“26岁现象”)已超过受人关注的“59岁现象”、“39岁现象”，凸现在我们面前，且犯罪特征明显，危害很大。     

巨贪与小偷

巨贪，即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的贪官。小偷。则是撬门压锁掏钱包的小贱。从二者犯罪的程度来说。小偷与巨贪比。可谓小巫见大巫矣。     

贪污贿赂:两高发布新“解释”

正因为《刑法修正案(九)》在涉及贪污贿赂案件时,把过去具体的数额拿掉了,只是划分成"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等几个量刑标准。这就让各地司法部门在做具体裁量的时候难免产生疑惑:究竟什么算"较大"?什么算"巨大"?什么又算"特别巨大"?公众一直在等待这样的司法解释。     

官越能干越容易坏是个伪命题

最近，贪腐新闻太多，目力所及，少有写出新意的文章。审丑疲劳，让老百姓对官场贪腐“习以为常”。现在，贪官家里藏2亿元现金还能让人觉得惊悚，再过一阵子，恐怕类似消息也不会让人觉得意外了。 看多了，其实也能看出一些门道。比如，诸多贪腐新闻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落马贪官大多在某个领域或某个地域内是个“能吏”，很容易让人恍惚生出“官越能干越容易坏”的感概来。     

我国有组织犯罪的结构嬗变、治理挑战及路径选择——基于有组织犯罪的网络“分割化”趋势

在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有组织犯罪与网络犯罪不断融合，有组织犯罪的网络“分割化”趋势凸显。在该趋势影响下，网络有组织犯罪出现了嬗变，表现为组织特征的部分消解和行为特征的网络分解，给司法实践中网络有组织犯罪的治理带来挑战。有必要完善对有组织犯罪的评价模式，秉持网络“分割化”趋势下有组织犯罪是传统有组织犯罪的嬗变发展的立场，推动“打早打小”刑事政策更好适用于网络“分割化”趋势下的有组织犯罪治理，修正有组织犯罪组织认定标准，由此来构建精准高效的网络有组织犯罪治理模式。     

资讯

问题线索处置标准调整,“留存”变“谈话函询” 近日,中央纪委网站披露,中央纪委已对反映干部问题线索的分类处置标准进行了调整,去掉了“留存”环节,增加了“谈话函询”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