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与在场方式

马克思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人们从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虚假观念统治下解放出来。马克思哲学的问题形成于马克思哲学探索的基本立场。马克思哲学以其特有方式提出并解决了传统哲学不重视也不能解决的哲学问题,也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不再以传统哲学的在场方式而在场。马克思哲学的在场方式是作为生活准绳与指导人们生命活动的精神原则而存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之中,并非仅仅作为哲学知识而存在于文明之中。反思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目前的困境,涉及马克思哲学的在场方式、＂问题意识＂与哲学研究的基本立场等三个主要问题。     

帮助犯的因果关系

从不同的共犯处罚根据学说的立场出发,对帮助犯的因果性问题会有不同认识。但是,站在修正引起说的立场上,可以得出要求共犯行为也必须与通过正犯行为引起的法益侵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结论。在具体判断共犯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时,要特别注意存在心理的因果性的情况。     

公共政策方案的结构与逻辑分析

政策企业家不仅要理解和解释政策现象，而且应当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政策方案。提出良好的政策方案需要明确问题的性质及其范围、寻找问题的原因、获得充分的信息和对政策方案进行择优。政策方案包括了立场、价值主张、行动规划、利益倾向性和政策相容性等结构性因素。对政策方案的评价主要涉及有效性和可行性两项标准。在公共政策领域，政策方案的胜出归根结底取决于政治权力之间的复杂博弈。     

文化权利:公民权利的社会基础

西方国家政治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取得稳定发展的同时,国内少数民族文化权利问题开始成为主要矛盾。西方主要的三派政治理论分别从不同的立场提出解决少数群体文化权利问题,其中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政治理论提出少数民族自治来实现公民权利平等的社会正义理论。但是这些主张与国家普遍公民权发生冲突,进而影响到自由民主价值和政治制度稳定。因此,自由主义的民族政治理论只有进一步地探讨如何有效地处理民族国家的一元文化要求与多元文化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保障少数民族公民权利和公民文化权利和睦相处才能真正解决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     

站在一种妥协的立场上——析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妥协是变革与保守之间的中间立场,而"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正是基于妥协的立场而提出的。实际上,法律效果可视为是一种保守立场,社会效果可视为是一种变革立场。因此,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这一理念也有着妥协立场拥有的同样优点,法律的稳定性仍是法律的核心价值,因此我们主张一种在法律效果基础之上的社会效果。妥协立场这一模式不但保留了法律的核心价值——稳定性,也对正义、秩序、效益等价值进行了考量,实现了审判的"合法又合理"的宏伟目标。     

民众、政府与外交——以1922-1925金佛郎案为中心的考察

金佛郎案是一战后法国政府为转嫁经济危机而对中国进行的一次经济敲诈。围绕着金佛郎案的解决,民众、政府与列强三者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制约。而政府处在三方博弈的核心位置,它既受到来自民众与列强两方面的压力与影响,同时又必须从自身的实际出发,澄清立场与观点,以期获得两方面的认可与支持。然而,金佛郎案的最终解决与民众意愿相差甚大,北洋政府的合法性认同也逐渐丧失。     

坚守人民立场与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

要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就必须牢牢地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秀传统。当前党执政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挑战,也更加凸显了坚持人民立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面对历史的经验教训和实践的迫切需要,应当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进一步提升人民对党的认可度;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从这三个方面,努力把坚持人民立场提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论国际私法上的先决问题与主要问题——基于教学创新的涉外继承案

确定先决问题的构成要件,不宜太严,也不宜太宽,而应当基于国际私法上先决问题的概念、目的,并结合国际民商事法律冲突发展、变化的特点,合理确定。在认定争议性时,宜考虑依据法院地的法律与依据主要问题准据法所属国的法律解决先决问题的结果不同;只要先决问题中包含真实的法律冲突,不再要求构成"冲突规范之间的冲突"以及"主要问题依法院地国的冲突规范必须以外国法作为准据法"。确定先决问题准据法时要考虑我国法律不适用外国冲突规范的立场,又不至于造成我国法院判决申请域外承认与执行时的麻烦。     

斐洛哲学与中世纪基督教人道主义

犹太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者斐洛,从调和犹太教和柏拉图主义的立场出发探讨上帝问题,通过上帝与逻各斯的关系解决了犹太教与希腊哲学的冲突,无意间为基督教的上帝论和末世说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他的逻各斯理论也成为中世纪基督教人道主义的基本前提。     

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一早日解决台湾问题是我们的一贯立场台湾问题不得解决至今已50多年了。早日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一贯立场。早日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对双方都有利。早在50年代,中央和毛泽东就曾发出“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而奋斗”等号召。60年代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一纲四目”。     

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思考与汇率制度的对策选择

自2002年以来,各类有关人民币升值的言论此起彼伏。面对人民币升值压力与保持币值稳定之间的矛盾,其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选择一个既适合本国经济发展又能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汇率制度。基于对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来源的分析,结合国外经验与中国实际情况,目前人民币汇率制度在近期应引入边际性措施平衡国际收支,远期应采取钉住一揽子货币,并逐步扩大人民币波动区间。     

论受贿罪的利益要件: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中心的分析

在对受贿罪的利益要件的分析基础上,对于非公务活动中的单纯受贿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定性为受贿罪;而对于为他人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和正当利益的问题,应区分不正当的利益之中的非法利益和不应得的合法利益;对为他人谋取利益的阶段问题分析后可以发现只要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了财物,就可以认定为是受贿罪既遂。     

复合罪过形式浅析

对于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的过失之间应当如何区分,尽管在理论上作了很多的探讨,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却无法根据这些理论对行为人的心理状态作出明确的区分。应针对无法区分是属于间接故意还是过于自信的过失的心理状态确立一种复合罪过形式,发挥理论对实践应有的指导作用。     

刑事立案监督的困境及破解——兼论立案监督的执法理念

从监督流程来看，刑事立案监督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二难”，一是难以发现立案监督信息，二是难以开展有效监督。其中既有实践中被监督机关抵触的原因，又有立法不完善的因素。为解决这一问题，在立法层面应完善相关规范性文件，在实践层面应积极探索各种有效机制。应树立以下执法理念，即在监督范围方面，全面监督与重点监督并非一个层面的问题，既...     

灌输式德育的局限及其出路

现实的德育过程中，过多地强调道德知识的灌输，忽略了这些道德知识与受教育者现实生活的关系，导致出现当代道德教育实效性较差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在德育过程中让受教育者体会到德育内容对他们的主体意义。在德育过程中，对受教育者进行情感教育和信仰教育，可以增强受教育者处理道德问题的智慧和能力。     

论国家及其财产豁免中商业交易的判断依据

对于国家豁免中的商业交易判断依据,理论上素有"性质"说和"目的"说之争,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一般偏向于性质依据。《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公约》采取了以性质依据为主、兼顾目的依据的折衷方案,但公约对目的依据的限制意味着那些原来一直主张性质依据的国家仍然可以只适用性质依据。因此公约并没有从根本上统一各国在商业交易判断依据上的立场。在审查合同或交易的商业性质时,不应该局限于"性质依据"或"目的依据",而应该从行为的全过程着手,全面考虑与案件有关的各种因素。     

浅议大调解的泛化

大调解体系的构建,不仅可以缓解法院解决纠纷的压力,也可以丰富人们处理纠纷的方式。随着司法实践对大调解的逐渐重视,大调解呈现出泛化的趋势,主体的功能定位不清晰、理念认识不准、案件适用范围扩大。泛化的大调解不仅损害了司法的权威,而且影响了调解组织的公信力、遏制了规则的形成。解决大调解的泛化问题,只有建立在对调解进行理性认识、确定大调解的主导者、区分法院内外的调解以及赋予调解协议以强制执行效力的基础之上才具有可行性。     

试析诉讼时效的证明责任

诉讼时效关系着诉讼的胜败,意义十分重大.在我国,存在诉讼时效证明责任分配不明确的问题,使诉讼时效的立法目的无法实现,有时甚至适得其反.因此,随着我国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深入,在证明责任分配上确立诉讼时效审查时的法官不自动援引原则的基础上,由原告承担诉讼时效未完成的证明责任,被告承担诉讼时效完成的证明责任,这样,既符合诉讼时效的立法目的,又有利于我国司法公正.     

确保金融安全关键在于以法治促进金融体制和金融运行机制的改革与完善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但同时也是高风险的公共性行业。金融是否安全稳健是直接关系到一国经济、政治、社会生活能否安定有序的大事,因而也是我们应予以高度关注的重大战略问题。我国目前金融业面临的风险是由金融市场新兴和金融转轨阶段所带来的综合性风险,包括市场性风险和体制机制性风险,但主要是体制机制性风险。要确保金融安全稳健,关键在于深化市场化取向的金融改革和大力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而其根本保障则在于金融法治建设的完善。     

媒体裁判与司法审判冲突分析

传媒和司法的本质属性决定了传媒与司法冲突是世界各国都不可避免的问题,传媒与司法冲突是通过干涉法官裁判而实现传媒干涉独立司法权的,在中国,由于传媒与司法双向不健全导致干涉问题更为严重。借鉴西方国家相关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以完善传媒法律和行业规制,健全独立司法体制为出发点,加强传媒与司法的合作,推动解决传媒司法冲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