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的“公共人”角色定位

政府相对与社会而言只是工具,因此,政府人只能扮演“公共人”的角色。为此,有必要严格区分“公共权力”与“私权利”,明确“公共人”（政府人）必须拒绝私人意志,排斥私人利益,行为公开透明,让渡自己的“超额权利”。     

个体权利与公共权力的关系及其调适

在现代社会,个体权利和公共权力关系主要体现为个体权利、国家权力、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其中,国家权力与个体权利关系是最基本的层次。传统体制下,个体权利和社会权力受到国家权力的控制和挤压;改革开放以来,公民个人权利和社会自治权力不断扩张,国家权力逐步收缩。要使公共权力和个体权利的关系保持和谐,就是要在国家权力的制导下,通过社会自治权力的发展,使国家权力与公共权力本质相一致,实现国家权力向个体权利回归。     

从“赋权”走向“让渡”：公民社会转型中的村民自治问题

在公民社会条件下，村民自治的本质是村庄公共领域的崛起与发育，其内涵由以前“国家赋权”转向当下的“国家让渡”。基于这种让渡，农村中公共领域与国家权力领域二者构成并处于一种博弈状态，为促使这种博弈趋向积极一面，当前政府的主要政策目标应关注农村公民社会的培育，并积极推进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     

公共权力与道德管制之间的冲突与选择——论我国现代社会行政权力行使的限度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特别在处罚行政相对人吸毒、赌博、卖淫嫖娼等不名誉违法行为时通知被处罚者的家属，是典型的以行政公共权力进行“道德管制”的表现。现代公共权力的合法性的依据是国家法理型的统治，这使“道德管制”失去存在的空间。公共权力在宪政的框架内以保护公民的自由权利为其责任的限度，而非相反。     

论公共权力的制衡

公共权力的运行过程实际上就是把权力的运行机制应用到经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进而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目标。公共权力具有人民性、相对性、支配性、权威性、组织性、稀缺性、经营性和代理性。当公共权力不受到限制时,掌权者就会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去侵害公民的权利,这需要通过运用法律、行政、经济和舆论手段在体制内解决公共权力运用可能存在的问题。公共权力的制衡路径设计基本组合思路为对于最高层级的公共权力,在制衡路径上应当选择横向制衡;对于中间层级的公共权力,在制衡路径上应当选择以纵向制约为主,横向制衡为辅;对于最底层级的公共权力,在制衡路径上应当选择纵向制约。     

以“权力制约＋权利制衡”模式规范权力运行

规范权力运行,既需要权力制约,又需要权利制衡.必须着力于构建"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衡权力"的模式,通过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合力进取,使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统一于社会整体利益,从而实现公共权力逐渐向公民权利的转化或回归.具体途径为建立健全公民参与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机制,以及先行完善党内权力制约和权利制衡机制.     

依法治国理念的本质分析

市场经济、和谐社会与国家公共权力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法治则是解决这种天然矛盾的最佳途径.依法治国的本质在于用体现公平正义的"良法"控制、约束国家公共权力,防止其随意扩张和滥用,以更好地保障公民的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法治视野下的国家公共权力应当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人民主权、权力有限、分权制衡、公正公开.弘扬法治精神、坚持依法治国是我们政法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关于我国加强公共权力制约的几点思考

由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及代议制不完善等现实原因,我国一部分人手中的公共权力并未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相反成为个别人谋取私利的权力,也就出现了权力寻租现象。这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经济体制,消弱了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影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因而必须对公共权力进行制约。     

权力的“权利”抑或权利的“权力”——权力与权利关系 辨析

迄今为止,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法制制约权力、以社会制约 权力和以道德制约权力这四种权力制约模式并没有解决权力的滥用问题,其本质原因在于没有认识到国家（政府）权力的＂权利＂只是一种特殊的权利,是基于公民权利的部分出让（让渡）并以订立契约的形式进而形成的。国家（政府）权力的＂权利＂之目的和归宿仅在于保障公民权利,并促进公民权利的充分实现。因此,公民权利的＂权力＂对于国家（政府）权力的＂权利＂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先性,只有以制度的方式承认、维护、彰显和落实公民权利的＂权力＂,才能最终解决如何有效制约国家（政府）权力这一理论和实践难题。     

论权力与权利“相互尊重”塑造法治政府形象——以成都市为例

法治政府形象是公众对政府法治行为的认同和肯定评价,其以自身权利的承认和实现为评价标准.因此,只有权力与权利相互尊重才可实现公众的权利,从而塑造法治政府形象.而权力与权利相互尊重是指政府承认公民的合法权利,公民承认政府合法的公共权力,并彼此确保对方合法权利和权力实现的法律制度、理念和行为.实践中,成都市的“模拟拆迁案”“城管执法冲突案”分别代表了权力与权利相互尊重、相互冲突的两种形态,对塑造法治政府形象产生了不同影响.因此,应当坚持协商民主、公众参与等基本原则,运用公开征求意见、模拟执法等具体行为方式,在改变观念、加强制度建设等保障条件支持下,构建实现权力与权利相互尊重的协商——合作机制,塑造法治政府形象.     

关于我国加强公共权力制约的几点思考

由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及代议制不完善等现实原因,我国一部分人手中的公共权力并未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相反成为个别人谋取私利的权力,也就出现了权力寻租现象.这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经济体制,消弱了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影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因而必须对公共权力进行制约.     

政府民生治理:公共权力的合法性运作与演进谱系

合法性运作是公共权力理性化对民生治理的政治贡献,民生作为考量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重要向度具有整合政治生态的价值意蕴。民生治理是善治与公共理性的价值厘定,也是公共权力理性化的有效运作形式。行政善治回应了政府角色定位的民生纲领,政府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民生导向有效诠释了执政之基、服务嵌入与回应性治理的三重面向。因此,政府民生治理既是政府责任与民心资源的利益救赎,也是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价值基础。政府民生治理的发展理路呈现了政治话语到法治论域的民生治理景图,公民社会与人民社会互构的民生治理逻辑,民生治理到民权保障的制度规约,民生改善到政治认同的价值依归等四维演进谱系。     

试论新闻媒体的权利与权力

新闻媒体做为“公共权利”的代表,其最大的职能就是监督“公共权力”的行使。如果“公共权利”的代表,异化为公共权力则同样会产生腐败,引起社会混乱。     

公务人员如何借＂网＂问政

在新技术不断更新的21世纪，微博逐渐成为公民监督政府公共权力和维护自身权益的主阵地。微博问政无疑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政务时代。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政府与市场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核心是政府与个人之间的权利关系。政府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力,作为资源配置的依据,两者不仅在性质上不一样,在行使方式和行使目标上也不一样,由此所形成的利益关系也不一样,如何协调好公权和私权、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关系,是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应处理好的一个重大问题。     

政府管理创新与公共权力行使

政府管理创新需要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同时也是为了追求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则为政府管理创新创造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树立以人为本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继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现政府管理创新与公共权力正确行使的统一,必须加强服务政府、有限政府和民主法治政府建设。     

西方主要国家议会监督手段之比较（下）

四、受理请愿 请愿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国民主权的必然要求，是公民表达意愿、参与政治的重要手段。而且也是保障人权、缩短公共权力与民意之间距离、防止公权力异化的有效途径。比如，在日本，宪法规定：任何公民对于损害的救济、公务员的罢免、法律命令乃至规则的立改废等事项享有平稳地进行请愿的权利，任何人不因请愿受到歧视性待遇。议会通过处理公民的请愿，可以有效地了解民情、民意，并且可以发现政府存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公共管理模式嬗变的制度与权力走向

公共管理模式是以政府为核心的社会公共组织运用公共权力处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社会运行方式。从范式的演进路径看,公共管理模式大体经历了前工业社会的统治型、工业社会的管理型和后工业社会的服务型等模式。从制度、权力走向的政治学层面剖析,公共管理模式嬗变是在价值选择流变中对官僚制这一制度根柢的修补和纠错,是公共权力返还于本源的过程。从制度和权力走向特征看,在公共管理模式的转变中,我国政府选择主动反应式的社会设计模式,将公众价值观纳入政府偏好,并以冲突解决为公共管理模式变革的导向,合乎社会发展逻辑。     

公民社会：制约政府权力的第三道防线

政府权力是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对全体公民和组织有约束力的力量。政府权力失控必然造成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的侵犯。对政府可能产生的违法行为,必须有健全的机制进行有效的约束。本文试分析传统的以权力、权利制约政府权力的有限性,然后从公民社会的角度来探索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以期对健全政府权力监督机制提供一些借鉴意义。     

论转轨政府公共理性的缺席及其重建

转轨时期,政府公共理性的缺席,导致公共权力的异化。主要表现为一些行业和地区出现政府俘获的趋势,使得经济权力的政治扩张与政治权力的经济扩张均占据了一定的政府空间和市场空间,导致行政垄断与经济垄断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政治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克服公共权力的异化,应重建公共理性,探索包括政府俘获的合理规避、权力扩张的有效遏制、市场垄断的科学治理等实效性的对策,推动中国经济政治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