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社互动研究:取向、经验与反思——基于2007—2018年CSSCI期刊文献的内容分析

基于对基层社会治理中政社互动的既有研究发现:政社互动是在国家行政权力上收与基层自治不足的情况下,加强国家与社会之间联系的一种方式,其经验推进是在政府主导下,社会组织嵌入以及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而形成的两种合作治理形式。在“强国家-弱社会”的政社关系下,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社会组织逐渐依附于行政体系,加上承接服务的主体缺失与回应不足,使政社互动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府应从集权管控走向吸纳治理,从单向嵌入走向双向互嵌,从政府排斥走向社会自觉,进而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     

社会管理创新范式：协同治理中的社会组织参与

社会管理创新就是通过更新社会管理理念,构建新的社会管理模式,形成新型社会管理格局,建立起促进和谐的社会机制。协同治理强调除政府外,市场、社会组织同样可以成为社会管理主体。社会组织具有服务多样、灵敏高效等特点,是实施政府职能的重要组织力量,又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备的支撑体系。引入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管理主体,以协同治理应对政府和市场协调的失败,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能最大程度地促进和保障公民权益。     

法治方式的公信力研究

法治方式的公信力视角,首先是作为治道方式的法治所具有的公信力,其次是具体法治方式的优化能有效提升法治公信力。法治公信力内涵着合法性与合理性的价值理念,其要义是通过各种层次的体系化信号传递,法律权威得到公众的信任,从而实现博弈的均衡。具体法治方式的整体优化,一是通过立法博弈来实现法律权威的系统化塑造,二是以信息公开为切入点来疏通信号传递,三是间接性地促进社会信任机制的系统建构。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新理念、新方法,它有利于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也有利于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积极推进这项改革,需要树立服务型政府理念,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完善监督和评估机制,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同时也需要为其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创新社会治理下的辅警法制化问题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在社会治理各项事务中辅助警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建设辅警队伍体现创新社会治理的深刻内涵,建设辅警队伍是创新社会治理的有效形式。但是当前辅警队伍存在法律地位缺失、公权私用乱象频发、统一的招录制度缺失、教育管理制度缺失、待遇晋升制度匮乏的现实问题,需要通过明确法律地位、确定法律职责和法制化准入机制、教育管理、待遇发展,实现创新社会治理背景下的辅警法制化制度建设,构建和谐警民关系。     

公共管理与构建和谐社会关系研究

公共管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具有多重功能。公共管理过程中多方面的合作与协商,有利于充分反映和兼顾不同利益群体的愿望与要求,有利于实现多方面的“共赢”,有利于促进多元共生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发展。公共管理具有更强的合法性。但是,我要充分发挥公共管理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需要转变行政机关的职能与转变行政治理工具、培育公民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构建畅通的反映公民诉求的途径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机制等,同时,应努力促使公共管理朝着它的理想模式——善治的方向发展。     

仪式、关系与基层治理中的政治信任机制建构——以“万名干部进村入户”为例

当前我国公民的政治信任呈现弱化趋势。由各地党委和政府推动的干部下乡活动可以视为政府自我调整或矫正的标志性动作之一。它既是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当代延续,也是维稳政治的现实需要,更是国家在基层治理中建构政治信任的路径之一。如果将干部下乡活动作为国家＂政治仪式＂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旨在建构政治信任的＂仪式＂背后国家权力的运作策略和机制以及＂仪式＂展开过程中出现的某些意外后果。而以＂关系＂的视角从微观上考察这一下乡活动,我们发现,在基层治理中建构政治信任的困境不仅来自于＂关系＂双方主观方面的理性计算,也来自双方客观上的社会距离,更在深层次上与某种泛家族主义观念相关。     

治理视野下的温岭“民主恳谈”

良好的治理即善治的本质特征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运用善治基本要素对出现在温岭的民主恳谈这种治理型模式加以剖析，提出政府需“投资”社会资本，要提高社会信任度、增强互惠规范、扩大参与网络以完善民主恳谈，构建和谐社会。     

政府采购合同的特征与政策功能

政府采购已成为许多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管理公共支出,调节经济运行,维护本国利益的基本制度和重要手段。政府采购行为的法律形式是政府采购合同。政府采购合同有别于普通民事合同的显著特征,也具有突出的政策功能,从而使其具有了经济法意义。     

双轨动员:项目制社区自治的实践逻辑及其影响——对上海市P街道社会服务项目化运作模式的考察

项目制社区自治旨在以组织、关系和激励结构的变革,形成基层社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轨动员治理,化解科层体制与基层自治的张力,实现共生式发展。围绕项目制展开的社区自治通过自治金的嵌入、自治团队的协作和自治机制的设计等治理要求,诱发了基层社区治理体系的重构并产生了强大的溢出效应。项目制自下而上的“反向发包”特征,不仅释放了基层社区的活力,还促成基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成为基层治理精准化、精细化服务的破题之钥,对基层治理具有持续性及不断增长的影响力。项目制的社区自治,将成为贯通基层社区与党、政府和社会的一种新双轨动员治理模式。     

公共服务领域内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构建——基于博弈论研究的视角

国家与社会的现实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治理水平。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构建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在我国社会快速转型和变迁的背景下,构建中国式的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显得更加迫切。文章运用博弈的视角,梳理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理论发展脉络,提出了变和博弈理念下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是中国式政府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必然。最后,文章总结,在公共服务领域内,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模式必须通过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信任机制、合作机制,同时,通过一系列制度化的发展才能够得以实现,最终发挥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领域内的重要作用。     

党政分工:新时代机构改革的深层逻辑

新时代机构改革是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而出现的一场深刻变革。基于机构改革经验和社会环境变化,新时代机构改革原则已转变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人民为中心、优化协同高效和全面依法治国。在此指导下,新时代机构改革深刻揭示了党政分工的内在逻辑,一方面加强党管重大决策、纪检监察、干部人事、意识形态、统一战线职能,另一方面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职能。沿着党政分工的基本路径,未来机构改革还应在增强党的领导力、提高政府执行力,统合“大部制”和“双合制”改革,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内设机构权力和职责,推进国家组织法律和党内组织法规建设等方面下功夫。     

如何规避网络围观负面效应——基于政府公信力视角

网络围观作为信息化背景下的新兴网络现象,深刻影响着当下的现实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对我国政府公信力建设带来了严峻挑战。基于政府公信力视角存在三方面的举措规避网络围观负面效应。第一层次是公开政府信息打造“回应政府”,第二层次是合理使用技术转变管制思维,第三层次是弥合制度鸿沟落实“问责机制”。     

风险社会语境下公民参与式治理探究

基于风险社会的理论视野,单一的官僚制政府治理带来不可避免的公共管理危机。公民参与式治理是有效应对政府治理失灵风险的一种治理工具,其实质是政府与公民的合作共治,也称之为复合治理。其基本价值是:参与式治理可以规避政府失效,达致和谐的政府治理;有利于实现宪政民主,最大限度地规避或化解社会风险,提高公共管理绩效,实现社会善治。实现参与式治理的路径是:新型的转化性领导的出现、确立政府公务员的代表性公民角色、培育公民参与伦理、实现公民参与的制度化。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引领治理体系创新--基于国际比较研究的视角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体现了由一元社会管理到多元复合治理、从传统行政管控到现代协商民主的治理方式的重大变化。随着当今社会格局的深刻变化和社会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如何在新的治理体系中创造性地展示、创新性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亟须我们深入探究。通过借鉴国外这方面的经验，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有益启示。在多元社会治理中，不仅不能缺失或弱化政府的作用，而且更应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以引领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的创新。     

数字技术驱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逻辑机理与风险治理

数字技术如何影响社会治理过程并推动治理共同体构建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数字技术的革新与发展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权责对等、激励机制、共识机制与共享机制等关键要素。在与社会治理的深度互动与融合发展中,数字技术形成了赋能工具、治理机制、价值标准与治理手段等治理属性,能够拓展社会治理网络、整合与优化社会治理资源、重塑社会治理公共价值以及推动社会治理制度再生产。数字技术有望解决治理模式转型的稳定预期以及社会治理共同体持续发展的动力问题,但亦存在治理风险。国家要继续推动面向数字化的政府转型、构建面向数字化的规则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发挥数字技术更积极、更有效的治理动能。     

马克思主义视阈下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理论逻辑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是弥补政府和市场不足的有效途径之一,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然而,国内学术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论述和阐释西方学者言论学说,对于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与发展的理论基础还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事实上,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是国家与社会二重化的必然结果,是国家向社会放权的具体方式之一;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公平正义的实现,推动社会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人本观的本质要求,有利于为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是马克思公共服务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实践。     

合作型信任:政府与第三部门合作关系的基础

进入21世纪后,随着社会事务的复杂化,政府与第三部门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通过相互合作来进行社会管理。合作是以信任为基础的,政府与第三部门合作也应以合作型信任为基础。合作型信任与契约型信任、习俗型信任相比更有利于政府与第三部门的合作。为此,通过建立公共承诺机制,构建平等的对话机制,完善制度体系以及培育相互信任的社会文化来构建合作型信任。     

论法治型社会治理体制的构建——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背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管理表述变为社会治理,是中国社会治道之变。鉴于法治是社会治理的根基,其中法治思维是社会治理基本思维模式,法治方式是现代社会的最优治理方式。所以法治型社会治理体制的构建是社会治理范式的历史性飞跃,它是民主加法治的完美组合升级版,是社会治理的简单化智慧,可挈领提纲的制度性化解问题,其终极目的是善治的达致。需明了的是,法治型社会治理模式是立足于"法律主治"的治理模式,承载着民众对生活世界幸福的美好向往,但它绝不是公民幸福的全部。     

论依法治校与高校法人地位

自1986年《民法通则》确立法人制度以来,高校在民法上的法人地位逐渐得到确认。随着1995年《教育法》和1998年《高等教育法》的颁布,使高校的法人地位有了新的法律依据。高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由法律调整的行政法律关系。高校与社会的关系也随着社会法制化进程而形成错综复杂的民事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的形成,意味着高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因此,作为独立法人的高等学校的治理结构必然是、也必须是法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