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才储备与现代后备干部的培养

在中国封建政治大舞台上,选官制度的演化是一个突出的现象。春秋时期,诸侯各国逐步打破了世卿世禄制,采取任人为唯贤的策略,提拔重用有才能的人,实行因功授爵禄制;明清时期,科举选官后,将新进士选人庶常馆学习,作为人才储备,实行任前培训     

风雅古今说

古时国人当官,是颇讲风雅的,这并非他们自觉自愿,修养高深,而是选官制度使然。历史上虽曾有过贵族世卿世禄制、察举征辟制和九品中正制,但从隋唐即开始了科举制。你不读书、或不好好读书,是绝然当不了官的。只有书读得好,才可能做官。这样的官自然少一些俗野之气,多一些文雅之风。官务之余,或吟诗作赋,以松竹梅为友;或酬唱啸赋,泼墨挥毫相赠。清雅成风,自然野气、俗气、霸匪之气一扫。星转斗移,而雅气犹存,绵绵不绝,这也不能不说是悠久历史文明的传承。虽然今天不能要求我们的领导者都能吟诗作赋,笔走龙蛇,但对素质、品质的要求较之过往却高了不知多少,风雅之求应是最基本的。     

古代官吏选拔录用制度琐谈

在中国古代,选拔官吏充实官僚机构,是加强封建国家统治效能和扩大统治基础的重要环节。春秋战国之际,基本是贵族世袭的世卿世禄制,以后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扩大官僚机构的需要,从汉朝开始才有了正规的官吏选拔录用制度。两汉时期选拔官吏的主要形式是“察举”,就是皇帝责成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员察访所属的基层官吏及士民,把所谓品德高尚,才干出众的平民或下级官吏     

历史上几种人才选拔制度的利弊得失

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是在汉代形成的。汉以前，对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往往是临时的和随意的，未形成明确的制度。两汉时期实行的是察举制度，又称选举制度。这是一种“乡举里选”产生，经地方长官确认并定期向朝廷荐举人才的制度。所荐举的人才分为三科（三类）：贤良方正、孝廉秀才、博士弟子。这些人才被荐举到朝廷后，     

试论中国古代用人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古人云：“政以得贤为本”，“为政之本在于任贤”。纵观我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进，可见其任官的试守、保任、储才、回避诸制度的合理内核。借鉴古代用人制度，应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健全人才保障制度，加强对人才举荐的责任追究和监督。     

从“以意逆志”到“知性知天”——孟子认知方法检讨

从“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到“知性知天”代表着孟子最基本的认知方法,也是中国传统认知方式的具体运用。在以往的研究中,“以意逆志”及其超越性指向固然得到了文史研究的基本认可,但“知人论世”却往往被人们通过所谓宏大叙事之“论世”方式,从而给“知人”以“派定”性的理解;至于“知性知天”,则始终被视为一种神秘主义倾向。实际上,作为传统的认知方式,“知人论世”、“知性知天”与“以意逆志”一样,全都脱胎于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也都是由具体以指向抽象并通过个别来理解一般之普遍而又超越的认知指向。从根源上看,这种通过具体以认知抽象、通过个别以认知一般的指向,实际上也就代表着伏羲“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从而“通神明之德”与“类万物之情”方法的落实与具体化。     

察举 科举 一推双考

战国以来,选贤任能的官僚制度逐渐发展起来,“举荐”成为较普遍的选官方式。西汉前期,皇帝已经认识到帝国统治需借助于学士及其政治思想,并逐渐为学士敞开了入仕的大门。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察举制度。大致上说,察举制度有两种形式:一是举贤良方正,由皇帝下诏指定科目,再由丞相、列侯、公卿及郡国长官等按科目举荐。皇帝亲自对被举者进行察问,然后依据对策的等第分列授官。二是定期“岁举”,主要是孝廉科,每年一次,由郡守国相为举主。汉代的察举制度在施行过程中不断变迁。从“以德取人”、“以能取人”到“以文取人”都获得了制度化的发展。…     

科举——竞争择优的考试选官制度

科举制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考试选官制度。它始于隋朝,唐朝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行。直至清光绪31年(公元1905年)被废除,沿行将近1400年。科举制度与以前的察举、九品中正制等选官制度相比要进步、合理得多。汉代的察举,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都是推荐选官,而科举制度是以考试选官,体现了公开、竞     

论罗汝芳对汤显祖的影响

汤显祖的思想构成、人生哲理与戏曲创作,均烙上了其师罗汝芳学说的印记。汤显祖以“哀赤之心”去抨击官吏们“权利黑心”,其理论依据是罗汝芳的“赤子之心”;罗汝芳“向民所欲为”的民本思想,是汤显祖在遂昌期间实施“因百姓所欲去留”方针的指导原则。以“有情之天下”去否定“有法之天下”,是同罗汝芳重德轻刑的思想相关的;至于《南柯记》中对和谐乡村的描绘,有以遂昌县的实际经历为背景的,又与罗汝芳重视圣谕六条的教化是密不可分的。汤显祖把罗汝芳抽象的哲理,衍化为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形式不同,却是汤显祖接受罗汝芳的明证。     

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在观人选人中的要求

“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是古人在观人选人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基本方法,坚持这一方法可以在干部选拔工作中避免“以言举人”的偏颇,而把具有真才实德的人选拔出来担任领导,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在干部选拔工作中的具体落实。     

“可道”与“不可道”——老庄“道”论探析

在先秦道家看来,“道”没有明确的形体,超乎世俗认知,非人类的“视”、“听”、“抟”、“言”等所能认识和把握,因而指出“道”不可道。然而,老庄并没有放弃对“道”的阐发,而是采用了特殊的方式来帮助世人理解“道”本身。即以道与万物之关系为言说的起点;以天道、地道、圣人之道为言说的参照;以似、若、几、或、近、比等为言说的语辞;以“寓言”、“重言”和“卮言”为言说的方式;以得道者对战争、百姓、为政等方面的看法为言道的标尺;以道与德之关系为言道的归宿。     

中国古代巡视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

巡视制度作为行政监察的重要形式之一,古已有之。中国古代巡视制度有五个特点：巡视制度日趋完善,巡视官以小监大现象日趋普遍,巡视方式方法日趋灵活有效,巡视职责权限日趋明细,巡视官员选拔日趋严苛。古代巡视制度对新时期进一步健全完善巡视工作制度、创新巡视方式方法和打造巡视“铁军”,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格言·警句

【原典】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东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     

“字之曰道”探微——《老子》之“道”新诠

“字之曰道”是《老子》使用“道”这个词的来源出处,弄清这句话的意思,是把握《老子》书中“道”字的词性及其含义的关键所在。“字之曰道”而非“名之曰道”,是意味着被“字之曰道”的东西以其“寂”（无音）“寥”（无形）而无可“形声”,也无可“象形”,所以无法给它取“名”,只能给它取“字”,故“字之曰道”蕴含“道常无名”之意。而“道”作为“字”（而非“名”）既可以作“行”（动词）解,亦可以作“路”（名词）解。当作“行”（动词）解时,“道”是表示“周行而不殆”的运动过程;当作“路”（名词）解时,“道”是表示以“反”为本质内容的运动规律。     

“物化”之“觉”：《齐物论》“真”义之见获——《齐物论》“真”义释述之二

《齐物论》中,“寓诸庸”是继“天”、“道枢”、“一”诸多概念之后的一个重要概念,亦可视之为对上述诸概念思想指向的一个反拨。由此,求“真”意识在其展开过程中,真正彻底撇弃了那种有赖于“言”不断进行概念抽象的思想指向,直接从“物”的存在及其最终意义上来把握“物-天”世界之“真”：是为超越了“形化”的“物化”存在意义之揭示,即为大“化”之“觉”。此所谓“觉”,即我们对于“物-天”对应叙事架构中“万物”存在的实质（“化”）的自我把握,不仅超越于“形化”而趋向“物化”,亦且揭示了“物化”存在的自我超越之必然性：形诸于“物”的种种“形”态生灭的大“化”运行,正是其自我存在,及其永远指向于超越性存在意义的根本理由。是为“物-天”世界“真”义之所在。     

论朱熹对“德礼”与“刑政”关系的发展——兼论朱熹“严刑”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在处理以及调整德礼与刑政的关系问题上,朱熹以其理学的立场和进路,具体地研判德礼与刑政的关系,并抉择一条适合当时社会环境与礼法现实的规范之路。朱熹的做法主要体现在：以分析的人性说为理论出发点,以道德理性论证“德礼”教化的有限意义以及“刑政”的积极作用。而朱熹对“刑政”的重视主要体现在其对“严刑”的必要性意义予以特别的关注,并试图通过批判当时社会上以及司法领域盛行的“恤刑”理念来体现这一主张。     

董仲舒对道德教化的推崇及其影响——中国德育思想研究系列之二

汉代著名的思想家董仲舒,出生在一个田连阡陌、牛马成群的富有家庭,家中有大批藏书。他一生好学不倦,心思纯一,“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凭着这样一股顽强精神,他成了汉朝立国后第一批精通《春秋》的专家名士。汉景帝时,董仲舒做了博士——皇帝的顾问官。武帝即位后,董仲舒以贤良的名义被推荐给武帝,武帝接连对他进行了三次策问,董仲舒的三篇对策受到了武帝的特别赏识。此后,董仲舒在朝中做过议郎、中大夫,还外出给武帝的两个哥哥江都易王和胶西王担任国相各若干年。当时贵族阶层内部矛盾重重,董仲舒“为人廉直”,难于容身,就以年老有病为由,辞职回家了。     

浅议我国古代选官制度

我们今天对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进行研究,便于了解把握中国古代社会的政府管理体制、人员录用制度,尤其是从中汲取经验。这将对当今中国的政府公务员的选拔和任用有一定的启发。文章拟简要介绍我国古代选官制度的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其对当今人才选拔的启示。     

张岱年“新气学”与中国哲学之现代发展

本文认同将张岱年哲学称为“新气学”。但并非旨在论证这一称谓对于揭示张岱年哲学性质的合理性,而只是论及张岱年先生因认同辩证唯物论而始终推崇“气学”以及其推崇“气学”的目的。其目的就是创造自己的新哲学--新气学。“新气学”的“新”有三：创造性地综合、将“气”诠为现代哲学范畴的物质、在传统“气本论”的基础上架构了一个现代哲学范畴的唯物论体系。较之现代新儒家的形上学,“新气学”对于中国哲学之现代发展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不同于“理本”论、“心本”论之“气本”论的现代哲学发展路向。     

朱熹论“爱物”：“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孟子讲“仁民而爱物”，讲爱有差等。朱熹把对孟子“仁民而爱物”的解读，与“理一分殊”结合起来，强调爱人与爱物的差异，又通过其《仁说》讲“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认为此心“在天地则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并最终把“爱物”解读为“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这样的解读，不仅具有经典诠释上的新意，而且可以为当今生态危机情况下寻求人与自然相处之道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