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三农”战略思想研究——基于中国梦视角的理论阐述

实现中国梦，基础在“三农”。“三农”梦的形成及实践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厚重的“三农”情怀和智慧，展现了社会主义中国实现“三农”梦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本研究尝试从中国梦的视角出发来梳理和探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战略思想的理论内涵，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三农战略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实践依据、主要内容、价值意义的分析思路来总结和剖析其“三农”思想。当前，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战略思想的价值意义体现在：这是做好新时期“三农”工作的基本遵循、这是新时期正确把握我国基本国情的真实体现、这是实现我国繁荣富强中国梦的重大任务。     

国内学者关于“中国道路”之未来的探讨

国内学者多用“中国道路”的表述解说中国崛起的“事实”。“中国道路”“是否可持续”之所以日益成为讨论焦点,既源于“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追问之完满求解,亦源于为拉近“中国思想”与“中国道路”的距离所催生的思想话语建构冲动。总体来看,即便“中国道路”的“理论和实践还远未成熟”,国内学者仍多对其在未来的可持续性怀有信心,体现出乐观或谨慎乐观态度。部分学者在承认“中国道路”迄今取得成功的同时,对其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分析较多。由此而言,国内学者在基本认同“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属性的同时,对其未来的目标模式颇多讨论,这将影响着“中国道路”的有关讨论。     

文化自信推动“双创”实现的价值审视

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价值论视阈,文化自信推动“双创”实现,有三个层面：一是从奠定民族心理基础、根植独特价值理念、激发与时俱进品格方面,揭示出文化自信是“双创”生成的价值基因;二是从倡扬原创性、张扬主体性、弘扬辩证法方面,表明文化自信是“双创”发展的价值引领;三是从促进当代中华文化的繁荣昌盛、推进世界多彩文化的繁荣共生、努力为人类进步事业多做贡献等维度,明确文化自信是“双创”现实化的价值力量。     

“物化”之“觉”：《齐物论》“真”义之见获——《齐物论》“真”义释述之二

《齐物论》中,“寓诸庸”是继“天”、“道枢”、“一”诸多概念之后的一个重要概念,亦可视之为对上述诸概念思想指向的一个反拨。由此,求“真”意识在其展开过程中,真正彻底撇弃了那种有赖于“言”不断进行概念抽象的思想指向,直接从“物”的存在及其最终意义上来把握“物-天”世界之“真”：是为超越了“形化”的“物化”存在意义之揭示,即为大“化”之“觉”。此所谓“觉”,即我们对于“物-天”对应叙事架构中“万物”存在的实质（“化”）的自我把握,不仅超越于“形化”而趋向“物化”,亦且揭示了“物化”存在的自我超越之必然性：形诸于“物”的种种“形”态生灭的大“化”运行,正是其自我存在,及其永远指向于超越性存在意义的根本理由。是为“物-天”世界“真”义之所在。     

人的生成与马克思的“两条道路”

人以自身为对象的认识过程，也就是人性的生成过程。人性的发展，经由第一条道路否定原始的自然性，达到“最贴近的规定”，然后由此逐步建构社会性。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两条道路”的结合。马克思“两条道路”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提供理论依据和参照系，中国以自己独特的认识与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人性的生成与提升作出贡献。     

多维视野中的“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奉行既不同于左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也不同于右的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作为流行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和政策取向,“第三条道路”是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左翼力量为重新自我界定和超越传统政治认同模式而进行的一种努力,是对全球化时代经济、政治和社会诸多领域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积极回应,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求资本主义改良的探索和尝试。“第三条道路”在本质上是一种改良主义思潮,它并不能消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制度危机。     

张岱年“新气学”与中国哲学之现代发展

本文认同将张岱年哲学称为“新气学”。但并非旨在论证这一称谓对于揭示张岱年哲学性质的合理性,而只是论及张岱年先生因认同辩证唯物论而始终推崇“气学”以及其推崇“气学”的目的。其目的就是创造自己的新哲学--新气学。“新气学”的“新”有三：创造性地综合、将“气”诠为现代哲学范畴的物质、在传统“气本论”的基础上架构了一个现代哲学范畴的唯物论体系。较之现代新儒家的形上学,“新气学”对于中国哲学之现代发展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不同于“理本”论、“心本”论之“气本”论的现代哲学发展路向。     

寻求通向现代文明的不同道路——列宁论十月革命的性质及意义

在列宁最后的思想中，列宁分别借助于“世界历史的总进程”“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三个概念，来阐述他对十月革命的性质和意义的看法，并由此揭示了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或“总的进程”的逻辑链条：通过革命实现基本制度变革→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创造与实现现代文明→在不断“走向”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最终建立社会主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布局的“人民主体”论析

“四个全面”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整体运行过程中并没有回避“现实的人”及其“自主活动”的问题,它的每一个“全面”都闪耀着“人民主体”的光辉。“人民主体”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时代引领“人民主体”实现新发展,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明确的积极的纲领”,以全面深化改革“释放活力”与“凝聚合力”,以全面依法治国规范“自主活动”,以全面从严治党做好“群众的向导”,不断提升“人民主体”的发展境界。     

马克思主义“行政价值观”的中国化及其发展

马克思主义“行政价值观”以人类解放为本质,以社会公正、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为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行政价值观”在中国经历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化过程,在“效率”和“公平”的必经价值追求中获得科学认知和发展,最终以“中国梦”为价值导向推动行政价值观呈“公平”取向的上升趋势。     

要全面冷静地分析和看待“斯大林热”——警惕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转向“全盘肯定”

20多年前苏联的“历史虚无主义”掀起“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恶浪,搞垮了苏联,这一历史教训值得记取。但当前要全面冷静地看待后来兴起的“斯大林热”有可能走向全面忽视斯大林错误和教训的另一极端化趋向,警惕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转向“全盘肯定”。因此,对“斯大林热”决不可盲目地随声附和。对中国来说,必须全面吸取苏联“左”右两方面的教训,既要重视其改旗易帜导致亡党亡国的右的教训,又必须重视吸取其历史上斯大林宣扬“法律虚无主义”、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沉痛教训,这对于我们当前贯彻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坚定“新常态”下的经济自信

经济的自信,源于客观理性的比较分析,源于宏观经济数据所透示的信息。我国经济的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为经济自信提供坚实支撑。随着经济增速的趋缓,“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经济恶化论”、“中国经济硬着陆论”等观点也时起时伏,不断冲击着人们紧绷的神经,增加了人们对经济前景的疑虑,干扰着人们的视线和判断,也威胁着人们对未来的信心。“新常态”的战略判断和战略思维,深刻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新变化和大逻揖,是消除疑虑、保持定力、坚定经济自信、清醒、沉稳、有作为、有担当的强大基石。当前的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较大,这更需要经济自信。只有坚定经济自信,才能沉着、冷静、从容地应对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为此,需要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辩证把握三大关系。     

“中国梦”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学理逻辑——基于“共同体”概念的视角

“中国梦”的伟大构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其深刻意义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学理逻辑中发掘。马克思在批判的逻辑中革命性地将共同体概念作为人类社会的理想模式,毛泽东将共同体的理论第一次运用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之中,邓小平则在平衡理想与现实的基础上以经济建设贯彻共同体的意蕴。“中国梦”充分总结近代中国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以来共同体建设经验,高度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体概念的历史意识、精神内涵、理想价值,在把握现实性、时代性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指明了方向、增强了信心、提供了动力。     

从“以意逆志”到“知性知天”——孟子认知方法检讨

从“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到“知性知天”代表着孟子最基本的认知方法,也是中国传统认知方式的具体运用。在以往的研究中,“以意逆志”及其超越性指向固然得到了文史研究的基本认可,但“知人论世”却往往被人们通过所谓宏大叙事之“论世”方式,从而给“知人”以“派定”性的理解;至于“知性知天”,则始终被视为一种神秘主义倾向。实际上,作为传统的认知方式,“知人论世”、“知性知天”与“以意逆志”一样,全都脱胎于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也都是由具体以指向抽象并通过个别来理解一般之普遍而又超越的认知指向。从根源上看,这种通过具体以认知抽象、通过个别以认知一般的指向,实际上也就代表着伏羲“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从而“通神明之德”与“类万物之情”方法的落实与具体化。     

新时代“四个伟大”历史使命形成的实践基础

党的十九大揭示“四个伟大”历史使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召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以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使命担当和责任践履,促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再出发,从而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辉煌。党的十八大以来五年极不平凡的进程中,深层次、根本性的历史性变革构成党中央提出“四个伟大”历史使命的实践基础。“四个伟大”历史使命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接续,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现实要求。“四个伟大”历史使命的形成体现了党中央的经验成果转化能力,十八大以来党治国理政的创新实践奠定了形成“四个伟大”历史使命的实践基础。以新布局、新部署、新理念、新聚焦、新思维为特征的治国理政创新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辟了发展的新境界。     

中国梦与美国梦、欧洲梦的相异、相通与互鉴——解析当代中国社会、美国社会与欧洲社会

梦想体现和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内在精神的缩影与表征。过去一百多年来,“美国梦”和“欧洲梦”以其强大成功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移民者,随着中国“和平崛起”,“中国梦”日益走上世界话语舞台,成为政治家、学者和民众热议的话题。“美国梦”、“欧洲梦”和“中国梦”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或奋斗目标,探寻三者之间的相异、相通与互鉴,成为当今世界重要的思想课题。     

东方共产主义者的“特殊任务”与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列宁曾经预见东方国家无产阶级将面临与西方国家无产阶级不同的历史任务,这就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开辟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任务的解决是任何共产主义的书本上所没有的,也是欧美国家的革命经验不可能提示的,因而是一项“困难而特殊的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过了94年的战斗历程,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成功道路,积累了丰富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并为继续完成自己“困难而特殊的”历史使命而努力奋斗。     

“文化的人化”与“文化的产业化”论析——基于文化两重性视角的考察

文化按其本性既具有经济上的“文化产业化”的向度,也具有人文上的“文化的人化”的向度,比较而言,前者侧重于追求“经济效益”的“文化产业”,后者侧重于追求“社会效益”的“文化事业”。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强调的是对外“竞争力”,文化作为一种“事业”,强调的是对内“凝聚力”。在当代中国,“文化的产业化”被过多地强调,而“文化的人化”则相对被冷落。当代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不能厚此薄彼,也不可顾此失彼,而应遵循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之间寻求平衡与张力。     

“可道”与“不可道”——老庄“道”论探析

在先秦道家看来,“道”没有明确的形体,超乎世俗认知,非人类的“视”、“听”、“抟”、“言”等所能认识和把握,因而指出“道”不可道。然而,老庄并没有放弃对“道”的阐发,而是采用了特殊的方式来帮助世人理解“道”本身。即以道与万物之关系为言说的起点;以天道、地道、圣人之道为言说的参照;以似、若、几、或、近、比等为言说的语辞;以“寓言”、“重言”和“卮言”为言说的方式;以得道者对战争、百姓、为政等方面的看法为言道的标尺;以道与德之关系为言道的归宿。     

《庄子》求“真”意识的兴起及其“道”思想之滥觞——《齐物论》“真”义释叙之一

作为源自上古祭祀文化传统特殊概念的衍变,“真”在《庄子》书中的讨论,起于《齐物论》当叙事的思维框架从“人-天”模式向“物-天”模式转变之际所产生的困惑,进趋为“物化”过程中的“觉”--是为“物-天”世界的自我超越精神。《庄子》追问于“真”的思想讨论,展现了彼时学界对“天人”关系的一种新认识,同时也是催生其“道”思想发展的重大驱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