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住从政道德的底线

医生有医德，教师有师德，从政为官要有官德。官德，它不同于一般的职业道德，其本质是一种政治道德。在整个社会道德体系中，从政道德处于最高层次的核心地位。对其他方面的道德建设有着直接而广泛的影响。因此，加强领导干部从政道德建设，对于落实“以德治国”方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党的建设，促进全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北京大学教授何怀宏曾提出底线伦理的理论，他说：市场经济初始，价值多元化胚胎形成之际，底线伦理面临着挑战，不杀人、不说谎、不欺诈、不奸淫、不偷盗亟待重申。你可以做不…     

“新丽装饰杯”人民语录征文作品选登

你可以不做道德的标杆，但绝不能触碰良知的底线。 （重庆市荣昌县政协 沈治鹏）     

崇德是中华文明的价值基准

古往今来,人类文化以价值取向定位,只有崇德文化与崇力文化两大种。中华文明之所以优越,就因为两千五百多年前,《老子》明确提出了"道德"的概念,确立了崇德文化话语。但《老子》所言之"道德",与今天使用的与"法律"相对而言的"道德"概念有所不同。今天所指"道德",在古时属于"礼"的范畴。"道德"属于伦理范畴,但处于伦理的高端,"礼"则属于伦理的底线。今天通常认为"法律"是约束人的行为的底线,其实"礼"(游戏规则)也是约束人的行为的底线,只不过这是一种文化观念的底线。崇德文化之"德",使用的是"道德"的古义,或谓"本意"。     

崇德是中华文明的价值基准

古往今来,人类文化以价值取向定位,只有崇德文化与崇力文化两大种。中华文明之所以优越,就因为两千五百多年前,《老子》明确提出了＂道德＂的概念,确立了崇德文化话语。但《老子》所言之＂道德＂,与今天使用的与＂法律＂相对而言的＂道德＂概念有所不同。今天所指＂道德＂,在古时属于＂礼＂的范畴。＂道德＂属于伦理范畴,但处于伦理的高端,＂礼＂则属于伦理的底线。今天通常认为＂法律＂是约束人的行为的底线,其实＂礼＂（游戏规则）也是约束人的行为的底线,只不过这是一种文化观念的底线。崇德文化之＂德＂,使用的是＂道德＂的古义,或谓＂本意＂。     

利波维茨基的“无痛”伦理观探寻

法国著名思想家吉尔·利波维茨基提出的新个人主义时期的"无痛"伦理范畴既是对前个人主义时期"有痛"伦理的批判与超越,又是对民主个人主义时期无序混乱局面的拯救和应对。"无痛"伦理观在比较的意义上主要呈现了四大变迁:从被动式道德说教到主动式愉悦的慷慨,从独白式道德灌输到对话论辩式共识,从肯定性"你应该"到否定性"你不能做",从高调式责任倡导到保有底线的认同等。这种伦理变迁的分析强化了伦理在不同时期变迁的轨迹,但也放弃了对现实批判应有的道德高度。     

为“底线伦理”辩护:论道德建设的以“退”为“进”

底线伦理从人的有限性出发,强调一种关注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世俗道德,从一种"神性"的道德高标"退"守属人的道德底线。它是对"革命"道德和"动员式"道德的反思、解构与超越,主张确定合理的、普遍平等的道德义务;它是对道德虚无主义的阻击,主张培养伦理底线耻感,践行基本的道德义务;强调社会底线正义以及政府的相关义务,有助于社会转型时期的现代道德范式构建,实现社会道德进步。     

现代社会为什么需要底线伦理

底线伦理是人们必须遵守的一种基本道德义务与社会行为规范,是道德规范中不可逾越的临界点。普遍主义的义务与基本主义的道德,是底线伦理的两个基本属性。现代社会对底线伦理的追求,符合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需要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现代社会道德体系的建构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我为什么要提倡“底线伦理”

“底线伦理”，即道德“底线”或基本规范，主要是相对于较高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来讲的。不管人们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或价值目标，都有一些基本的规则不能违反，有一些基本的界限不能逾越。比如不能强迫他人，不能杀人越货，不能坑蒙拐骗等，即把人当人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前，我们迫切需要这种对“底线伦理”的认知与共识，寻求道德建设的动力和信心。     

为官者要清

清静可以使你远离陷阱，防止腐败滋生；清静可以减少无谓应酬，防止身体伤害；清静可以保持和谐安详，防止心态失落；清静可以守住道德底线，防止人格沦丧；清静可以助你家庭幸福，防止家运衰败。     

我国底线伦理秩序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伦理秩序有底线的、正常的和美好的三个层次,其中底线伦理秩序基础脆弱,处于有序与无序的边缘,随时都有可能因为社会成员挑战道德底线而使社会陷入混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恢复了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的伦理秩序,但也只是达到了底线的层次。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发展,我国的底线伦理秩序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而且难以通过既定的构建方式消除。导致这种挑战的主要原因在于公众致富心切、政策过度激励致富、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未能得到有效扼制,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为了应对当前底线伦理秩序面临的严峻挑战,需要适当调整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真正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建设总布局的思路;需要通过政策导向和政策激励的调整,引导和推动社会公众追求全面而自由发展;需要建立和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坚守底线伦理,采取有效政策措施严防整个社会生活的市场化和资本化;需要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要求,构建对人们既能起到规范作用又能起到引导作用的新的社会道德体系。     

在清华大学听课

尊不尊重长者，喜不喜欢儿童，关不关照女士，是人类品德的底线，也是人类文明的底线！当你能用全世界公认的礼节标准首先约束自己，并审视别人的时候，你才可以称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品位的人。     

浅谈尊重伦理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

尊重作为一个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道德语词,越来越被重视,并且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作为一项伦理原则,日益成为人类的道德共识、全球伦理的基础、全球伦理的底线。它是人人应该遵守的起码道德准则。那么,在现代以教育人为主的家庭教育中,尊重伦理也成为了一项越来越重要的伦理指导原则,使家庭教育在发展中能逐步发挥其在整个社会教育体系中的基础作用。     

从“三不”做起

干部的道德形象，关乎政治视听、人心向背。干部立德．要求有高有低，层次各不相同，但最起码的行为底线必须明确，务必“严防死守”。这条行为底线在哪里？有位中央领导同志郑重提出，干部要坚持“三不”，即“不涉足低俗场所、不追求个人享乐、不追求感官刺激”。笔者认为．这“三不”应成为当前干部的行为底线。     

论中国当下的道德自由层次

中国当下的道德自由境况包括三个层次:道德自由的最基本状态——以"无害"为原则的市场经济伦理;高于经济伦理的道德自由——以"有益"为原则的社会伦理;道德自由的"至善"境界——个人加入人类的"永恒存在"原则。这符合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正常道德要求,因此不存在所谓"道德退化"。问题是:人们没有厘清由计划经济的他律性道德转型为市场经济的自律性道德的必然性,因而往往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抽象道德词语,来对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不合理"现实,从而得出了今不如昔的道德感叹。中国当下道德较之计划经济时代之道德具有进步性。现今中国人对待道德自由的态度应该是:在守住市场经济伦理的道德底线的同时,努力达到普遍认同的社会伦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倡全社会向高尚的"至善"道德趋近。     

诚信友爱：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共同支撑。诚信友爱是我们全社会共同的道德和伦理底线,是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建设诚信友爱的社会要以权利和法治作切入点。     

重建乡村和谐之基——伦理道德

各种欲望前所未有地膨胀、落后恶俗重新浮出水面并被追捧，道德水准下滑严重、伦理范序陷入混乱，乡村和谐之基正被撼动；社会变迁之客观、乡村改革不周全以及道德伦理建设自身缺陷，共同促生、加剧了乡村社会道德伦理危机；通过体制改革强化国家主义建设以及道德伦理自身建设是乡村道德伦理危机解救之根本。     

司法裁判视野下法官良知的运用规则与养成路径

法官良知是司法公正的原动力。在司法裁判这一双重认知系统中，法官良知是道德美德的表征，是职业伦理的内化，还是司法裁判的终极依据。将法官良知界定为兼具主客观因素的“主观良心”不会有损司法裁判的客观性。准确把握法官良知的主观性特征，可以在过程、结果两个层面保证裁判客观公正。法律文本的天生缺陷需要法官修补，修补效果取决于法律底线(合法性)与法官良知的共同作用。对法官良知的养成而言，奖励与惩戒有效但有限，还需要在道德提醒、义利平衡、认知负荷、团队合作等事项上作出调整。     

精神美德和法理规则的互动逻辑

在现代社会形态下,既需要法理规则的强制约束,也需要精神美德的培养塑造。刚性规则在公共生活领域是必需的,但其仅能在道德底线层面发挥效用。而道德纪律则能够着眼于社会良序生活的构建,将私人生活领域的行为方式和精神品质同公共生活领域的规范伦理精神有机结合。     

中国企业每年损失6000亿 信用缺失代价惊人

“中国的很多企业只有法律底线，没有行业底线和道德底线。在我们经手过的商账追收的案子中，最后能成功帮企业追回账款的不到一半。”多年从事“商账追收”业务的中贸友施信用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奎元在谈到“商业信用”这一话题时，似乎有一肚子的话要往外倒。他的表情，在痛心疾首之中，还夹杂着几许无奈。     

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变革的轨迹

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社会道德变迁的轨迹可以从３个方面进行归纳：首先是价值观方面的变化,从过去强调责任和自我牺牲的集体主义伦理,向一种强调权利和自我发展的个体主义伦理转变;其次是道德判断的标准发生了多样化的变革;第三是公德变得越来越重要。４０年来道德变迁轨迹的标尺包含４个刻度,由低向高排序分别是：底线道德,个体主体性和尊严,同理心和社会信任以及社会公德。用这个标尺去衡量,中国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所经历的是一场深刻复杂的道德转型,而不是道德危机。这一轨迹和标尺也为构建良善社会提供了方向和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