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司法疑难案件的双重历史面向

司法案件分为一般案件和疑难案件，一般案件就是直接适用法律规则就能得出可接受性结论的案件，绝大部分案件都是一般案件，都不会进入大众的视野，不会成为社会的焦点，不会聚光为舆论的中心。但是疑难案件不然，疑难案件超出了一般案件的职业性之外，它提出了社会正义和公民权利的普适性问题，而非仅仅是一个法律专业性问题。     

中国古代重大疑难案件的解决机制研究简

在中国古代的诉讼审判活动中，司法机关经常会遇到一些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国家法律条文没有涉及的疑难案件。对于这类疑难案件，许多政权都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并经过长期的探索，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解决机制。例如，在司法程序方面，对全国各地发生的疑难案件．地方司法官员通过逐级奏谳的形式，由中央最高的司法机关进行讨论，作出权威性的法律解释：通过严格的考试制度选拔高素质的人才担任司法官员，利用法官的智慧来判明案件真相：如果确实因为证据不足、无法查明案情真相时，实行疑罪收赎的措施；对于那些重大疑难案件．尽可能征询社会各方面的意见，然后作出判决。中国古代上述这些解决疑难案件的司法经验．虽然距今年代久远，但仍有认真总结和学习借鉴的必要。     

从古代案例看中国古代法官疑案处理的特征

疑难案件自司法活动产生之时就开始存在。中国古代法官与现代法官虽然处于不同的社会、政治、法律、文化环境之中,但却同样面对着疑难案件处理时的困境。事实认定以及法律适用上的难题使法官们头痛不已。但也正是疑难案件成就了法官职业的崇高与辉煌。中国古代法官在处理疑难案件时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法官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受到各种法外因素影响,需要依靠法官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才得以实现正义。     

疑难案件及其法律方法

法学界对于疑难案件及其法律方法有着较为固定的看法，其实这种固定的看法是值得检讨的。以往对于疑难案件的界定基本上都是从定性疑难这个角度出发。而甚少考虑案件在处理上的疑难。相应地．疑难案件的法律方法也没有针对案件在处理上的疑难提出对策。为此，我们必须更新对疑难案件的界定方式，并且相应地对法律方法进行更新。     

加大执行力度 解决执行难

法院执行难问题，一直受到省委的高度关注和重视，省委、省人大领导先后多次听取关于执行工作的专题汇报，要求全省各级党委采取有力措施，支持人民法院开展执行工作。自2002年以来，全省各级法院紧紧依靠党委的领导、人大的监督和政府的支持，以切实解决执行难为重心。以转变执行理念、推进执行改革为突破口，深入贯彻“公正与效率”的工作主题，注重执行工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使全省法院执行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初步实现了我省法院执行工作的良性循环。一些重大、复杂、疑难案件，涉及群体性利益敏感案件和久执不决的“骨头”案件得以全面执行，为优化海南投资环境、建设和谐海南发挥了积极作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予以充分肯定.     

法律解释的困境

由于法律解释元规则的缺位 ,法律解释学很难具有方法论的意义。疑难案件的判决结果并不来自于法律内部 ,对不同判决方案预测其社会效果并权衡其利弊得失是隐含于法律解释中的思维过程 ,正是这个隐含的思维过程决定了疑难案件应当如何判决、法律应当如何解释。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旋律之音——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概况（2003）

各级法院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2003年妥善审结了一批争议大、社会影响大的复杂、疑难案件和新类型案件,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许多案件的裁判成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优秀范例,并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为相应的立法和司法解释提供了实践经验.     

社会转型期城市治安宏观影响要素分析

社会转型期城市治安状况既有异质性，又有同质性。从长期来看，城市治安状况主要取决于社会要素（形态与自由度度、政社关系要素要社会控制效果会、人口要素（数量、密度及流动性）、经济要素（发展水平和阶段）、管理要素（治安防控水平和力度）等宏观影响要素。     

制度利益衡量的逻辑

司法审判特别是疑难案件审判往往需要进行利益衡量，其中制度利益的衡量极为关键。制度利益的根本属性是其社会性。这是因为它深深地植根于社会，是在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现象紧密结合中、频繁而深刻地互动中产生发展起来的。从制度利益的社会性出发，制度利益具有现实性、具体性、广泛性等特性。     

司法中法律解释的思维过程探析--就审判利格斯诉帕尔默案与德沃金的对话

本文通过分析司法中法律解释的思维过程 ,对法律的确定性、司法的自主性以及法律方法的纯粹性提出质疑。疑难案件的判决结果并不来自于法律内部 ,对不同判决方案预测其社会效果并权衡其利弊得失是隐含于法律解释中的思维过程 ,但正是这个隐含的思维过程决定了疑难案件应当如何判决、法律应当如何解释。     

启动“检察文化艺术节”

近日，彭水县检察院与该县法院建立了重大、疑难案件“会诊”机制。根据检法双方达成的共识，双方将在办理重大、疑难案件上加强协调配合，实行检察官列席审委会制度。对于重大、疑难案件在审判环节，     

海门市司法局服务奥运成效显著

海门市司法局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确保奥运期间社会和谐稳定，赢得海门各界称赞。 一、局机关成立“奥运维稳党员突击队”。7月30日，海门市司法局成立了一支由27名局机关党员组成的“奥运维稳党员突击队”。设东南、中北等4个突击小组。重点做好全市社区矫正对象重点人员的监管、重大疑难矛盾纠纷的现场调解、法律援助疑难案件的快速办理、上访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以及应急事件的处理等。直接参与德胜陆某故意伤害李某案、三厂涉军侵权案等5件易激化矛盾纠纷的调处，均得到及时化解。     

疑难案件裁判的中国特点:经验与实证

中国司法语境中的疑难案件有其特殊性,除了严格意义上的由法律自身因素所引发的疑难案件之外,还包括事实、社会影响、关系等诸种因素所导致的难办案件.与此相应,中国司法在应对这些疑难案件的过程中也发展出了一些独特的方法,其中包括审委会集体讨论、司法批复、案例指导等正式制度,以及个案请示、审判长联席会议、寻找和参照类似案件、向他人学习请教等非正式制度.这些制度的产生和运行有其深刻、复杂的原因,从而使得中国司法在疑难案件裁判的问题上展现出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建构,与自下而上的经验探索并存、由科层权威与集体智慧共同保证裁决正确的特点.     

人民调解与法院诉讼联动调解纠纷效果显著

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矛盾纠纷数量不断上升．对社会和谐稳定造成了很大影响。为了及时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吉林市昌邑区司法局和人民法院在“大学习、大讨论”活动中，解放思想，广开思路．采取人民调解与法院诉讼协调联动解决矛盾纠纷的机制．在实践中已取得初步成效．     

基层检察院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探讨

稳定是和谐的前提和基础．只有保持社会的平安、稳定、有序．才能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社会各阶层原有的利益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并由此引发出新的社会矛盾。在这一特殊时期，如何立足检察职能，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已成为当前检察机关特别是基层检察院执法办案的一项重要内容。     

试论刑事政策的功利化

刑事政策看似遥远，却与我们的社会息息相关，而刑事政策的功利化思潮对于社会的影响则更是深刻，它会导致社会相关颔域的病态发展。本文将会在解析刑事政策及其功利化的基础上，透过“严打”刑事政策来探究这种功利化思潮对于社会的影响。     

疑难案件与法官“造法”

法律的稳定性与社会文化发展、语言变迁之间的矛盾;法律的抽象性、普遍性与案件事实的特殊性、具体性之间的矛盾以及立法者认识能力的局限性,这些都是疑难案件产生的原因。但疑难案件产生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法律的不确定性。在疑难案件的解决中,法官通过法律解释、法律选择、弥补法律漏洞等方法,实际上起到了造法的作用。     

用完善的制度来保障社会道德规范

长期以来。人们的社会道德行为主要靠社会舆论的客观约束和良心认知的主观约束。在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下。受物资利益的刺激和诱惑，社会舆论和良心认知的约束能力已经大大减弱了，法律法规的约束力又不能较大面积地覆盖．因此．必须要有一套完善的制度来保障社会道德规范。目前可以约束人们的社会道德行为的制度建设主要还存在三个问题。     

安徽省重点罪犯挂牌攻坚活动调研报告

重点罪犯是指在押罪犯中对国家安全和监狱安全有着现实危险或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罪犯。这类罪犯因其固有的危险性、顽固性、社会影响性，是监狱机关管理防范、教育改造的重点。为此，安徽省监狱管理局在全省监狱系统开展了“重点罪犯挂牌攻坚”活动。六年来，该活动在教育改造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本课题组通过对“安徽省重点罪犯挂牌攻坚活动”进行研究，试图寻求教育转化重点罪犯的最佳途径。     

法制疑难案件议题的成因与理论路径

疑难案件不仅是摆在现代法院面前的一个困难且棘手的实践问题,同时也是现代法理学上相关理论争议的核心焦点。疑难案件问题的形成可以说是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社会整体危机趋势在司法领域的集中体现,它使司法权力的运作不得不面临内部正当性与外部正当性困境。现代西方法理学主要从解决司法内部正当性问题的角度切入疑难案件问题,寻求裁判疑难案件的合理方法,形成了实在论、规范论和整合论三种基本理论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