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 不断推动甘肃检察工作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检察工作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凝聚了广泛的思想共识、描绘了宏伟的蓝图愿景、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路径。甘肃省检察机关对标习近平法治思想“十一个坚持”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要求,运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立场观点和科学方法,围绕检察工作现代化的方向道路、使命任务、价值追求、重要保障、关键所在等,强化“三种思维”、推进“三项变革”、突出“三个导向”、夯实“三大支撑”,不断推动全省检察工作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法治与改革，谁是笼中之鸟？

当中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改革走人第四个10年之时，改革话语和法治话语同时向“全面”的层次升级，一方面是“全面深化改革”，另一方面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遥相呼应。     

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修辞意义——第十三届全国法律修辞学研讨会述评

作为话语实践的法律修辞方法，应当阐释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修辞意义。用法治话语言说中国式现代化，通过聚焦现代化建设的法治语境、彰显法治现代化的中国特色、诠释中国式法治理论的现代性，建构中国的法治话语体系和话语权，为世界提供法治文明的新形态；用法治思维阐释并指引现代化国家建设，在坚持形式法治的基础上兼顾实质考量，提升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修辞、法律发现等法律方法的法治运用能力，用制度规范权力的行使；用法治意蕴充实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对其本质要求的法理阐释和法治转化，用法治方式和方法推进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各方面工作，拓展法治话语在人工智能、智慧法院、共享法庭等领域的实践空间。     

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

话语体系的建设关系着一门学科基础理论及学科未来发展的走向,是学科成熟与发展的理论根基。建国以来,我国的法治水平正在不断地提高,但有关法治的话语体系的争论此起彼伏。构建科学、合理的法治话语体系,有助于促进中国法治事业更快的发展。本文以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为主线展开论述,认为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建立既要立足本国国情,又要吸收有益的经验,确立宪法法律至上的基本原则,引导理论界和实务部门从法治发展的现实出发,探索出符合当下法治发展需求的话语体系,才有助于我国的法治事业更快的发展。     

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展开法治思维与实施法治方式的前提

在人们日常思维和言语表达中，权力修辞占据主导地位。权力场成了影响决策的最主要因素，这既不符合法治的原则要求，也难以成就管理国家与社会的法治方式。从思维方式决定行为方式的角度看，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是展开法治建设的思想条件。权力修辞与政法思维相匹配，重点维护的是管理秩序；法律话语与法治思维相适应，要限制权力，捍卫权利，是与法治建设相适应的法治意识形态，维护的是法律秩序。法律话语与权力修辞的冲突是我国法治建设中的重要问题，从西方法治的经验和中国法治建设的需求看，法律话语能否平衡权力修辞关系到中国法治建设的成败。     

面向法治话语体系建构的中国法理学

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法理学者揣着法治现代化梦想，引介了大量西方法律知识、价值和方法,进而衍生了有别于西方的“中国法理学”知识体系；通过接纳融合民主、自由、正义、公正、平等、法治等要素，出现了“中国法理学”的价值体系；通过学习和运用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论证、法律修辞等方法，搭建了“中国法理学”的方法论体系。中国法理学理论为法治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在知识体系的建构中缺乏专业精神；对法律价值体系的接受没有实现中西融贯；在方法论体系中缺乏整体思维与体系思维的区隔以及对逻辑的重视。中国需要建构以实现法治为目标的，能够分析、解释、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法治话语、法治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的自觉建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的提出表明中西之争到了高级的、成熟的阶段,即构建关于法治理解的多元性世界观,而不只是西方法治理论一家独大。建构中国法治话语体系一方面要批判西方自由主义法治话语体系对中国的支配性地位,另一方面还在于立基于中国法治实践反思性地创建本土的法治话语体系,这是时代向中国法律人提出的思想性任务。不仅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在世界层面上争夺法治话语权,为法治的世界概念注入中国元素。     

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三个维度

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既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抓手。在全面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基础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有必要着眼于三个相互关联的重要抓手：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善由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牵头抓总的法治机构体系，完善以领导干部为“关键少数”的法治队伍体系。这三个重要抓手，分别着眼于宪法法律、法治机构、法治队伍，可以形成三位一体的格局，从三个不同的维度，系统化地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纪检监察学“三大体系”论纲

作为一门深具中国特色的新兴学科,纪检监察学当务之急是构建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纪检监察学学科体系由理论学科、解释学科、实务学科和历史学科四类学科组成,各类学科都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学科范畴和理论话语。纪检监察学学术体系可以划分为表层的知识体系和深层的理论体系,其基本特征在于它的复合构造。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至为鲜明,它主要由政治类话语、学术类话语和政策类话语三种话语构成,不同话语之间具有一定的互释性。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可谓纪检监察学“三大体系”的内核,本土性与融贯性乃是其根本特质。纪检监察学“三大体系”建设应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体制机制创新。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

“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主要内容之一。习近平法治思想与宪法在精神实质上是统一的，它系统、原创性地回答了“为什么要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中国宪法的显著优势和重大作用是什么”“如何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等一系列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表现，是我们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法理依据，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原理运用，同时构成了中国宪法学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制度规范体系来源。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涉外法治话语生成与实践逻辑——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视角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已成为当前指导中国开展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指针和发展方向。而"一带一路"建设正是这一话语生成的重要实践场所。从其发展演变来看,"一带一路"涉外法治实践不仅体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规则意识、安全意识以及公平公正意识,而且亦形成了反制、竞争与合作的具体实践路径。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治理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都揭示出新的国际法命题。因此,未来"一带一路"涉外法治实践应紧密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快涉外法治战略布局,形成强有力的涉外法治保障体系,以期促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重塑国际法治新秩序。     

全球化时代的法律帝国主义与“法治”话语霸权

很大程度上全球化不过是新帝国主义构建全球垄断结构的一种工具与修辞.目前新自由主义统治使用了现代性的话语,其目的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一种服从强权者利益的权力格局.作为一种现代性子话语和机制的法律/法治往往被霸权国家或其他强权主体精心建构以掩饰其与掠夺之间的关系,而为一种更高程度的不平等的新帝国主义世界秩序赋予正当性与合法性.欧美的法律无疑具有正义与邪恶两方面的功能.在对法治的积极因素进行一如既往的倡导与鼓吹之同时,对法治的阴暗面进行彻底的暴露与批判能将其从掠夺的桎梏中真正解脱出来,使其成为一种能够驾驭与调控这个业已被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机制支配的失控世界的有效工具.通过客观描述帝国主义对历史与当代法律的影响,揭示似乎早已为宏大的“政治正确”话语所遮蔽的法治的负面样态,可为我们提供一种对全球化的政治意涵以及西方社会发展模式进行全面审视与反思的可能.     

国际法秩序价值的中国话语——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话语是反映价值观和思想的可察之途.大国外交离不开国际法,国际法的首要价值是秩序.在当前时代背景下,考察与研究中国外交话语表达所蕴含的国际法秩序价值内涵具有重要意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外交长期坚持的基本话语,是国际法治中国话语体系的组成部分.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对外交往实践中所秉持的立场和价值观的演变过程,是中国在不同时代背景中开创性地运用国际法解决问题并在国际社会中影响力逐渐扩大的过程.     

论执法实践中坚持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的统一

正确认识和处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坚持“三个效果”的统一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反映出法治建设的普遍规律,也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执法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在执法实践中坚持“三个效果”的统一,必须自觉践行党的领导、群众路线、服务大局、公平正义等理念,处理好党的领导与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法律与情理、执法司法与舆论监督等方面的重要关系,更要着力提升政法队伍的综合素质.     

习近平法治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

法治文化建设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与“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战略相适应的鲜明时代特点。其时代价值集中表现为：适应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对法治文化建设系统性的内在要求,从思想、行为、社会风尚、制度四个层面回答了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法治文化和怎样建设这样的法治文化问题。创造性地揭示了新时代的法治建设、道德建设与法治文化建设之间深刻的内在关系,以及领导干部在法治文化建设中关键少数的重要意义。     

中国“法治大跃进”批判

当代中国,在法治逐渐成为无可置疑的社会主流话语的同时,从官方到民间,也慢慢地滋长出了一种可称之为“法治浮夸风”的政治社会气息,并已经非常显明地形成了可以称之为“法治大跃进”的思想与实践行动的社会现象。“法治时间表”的制作设置、政府主导“法治指数”的设计与应用、“口号”法治、“运动”式法治,就是法治大跃进典型的现实表现。本文揭示了中国法治大跃进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并从革命的浪漫主义、民粹主义、偏狭的政治经验主义、教条主义、法律工具主义、唯意志论、唯科学主义、革命论、国家主义和政治意识形态十个方面,对中国法治大跃进展开了思想批判;同时从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进行法治政党建设、法治政府建设、法治社会建设、法治国家建设四个方面,对中国法治大跃进进行了实践批判;提出了必须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抱持理性务实的态度、保持足够的耐心与克制,坚持踏实而坚定地循序渐进地不断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的基本立场。     

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成果——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创新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篇经典文献对习近平法治思想发展做出了原创性、集成性、划时代贡献。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六个必须坚持”、“中国式现代化”、“法治轨道”、“人民至上”、“自我革命”、“‘两个首先要’‘两个不动摇’”、“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全面推进法治体系更加完善”、“两个结合”等新概念新理论新范式,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在新的历史起点和历史方位上谱写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新篇章,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新时代新境界。     

“文化霸权”话语的本土实践与反思

“文化霸权”成为1990年代以来人们谈论东西方文学与文化关系时所使用的关键词之一，开创了在中国文论语境下的“理论旅行”。它从思维模式的“二元对立”、话语领域的西方霸权、民族情结的强烈诉求与传统文化的回归和高扬等四个方面展开其话语实践。在其话语实践中，重新陷入了“文革话语”的历史圈套，遮蔽了我国文论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以及所面临的问题，对西方进行想象化的本质处理与传统文化的异化塑形，彰显出本土权力的运作机制。我国文论应该在世界文论体系的观照下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为世界文论的发展做出特有的贡献，促进文论知识科学有序增长。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三个理论支柱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是矗立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地基上的一座高大巍峨的理论大厦，其由“全面依法治国论”“法治体系论”“法治轨道论”三个理论支柱所支撑，形成习近平法治思想最稳固的体系结构。这三个支柱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最具原创性、范式性、体系性的理论精髓。“全面依法治国论”阐明了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国家治理革命、法治系统工程、法治文明新形态的三重定位。“法治体系论”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构建中国特色法治理论体系中的决定性作用。“法治轨道论”阐明了法治轨道如何明确法治的正确道路、指引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实践问题。三者相互贯通、浑然一体，它们扎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沃土内，生成于习近平法治思想创新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应运而生又独具匠心的时代标识。     

“元宇宙”时代：科技革命与未来法治

信息化技术带来的工业革命使人类文明迎来了新一轮的飞跃。区块链产业尚方兴未艾，“元宇宙”概念已悄然而至。随着国内外各互联网领头企业的争相入局，“元宇宙”不仅为互联网时代的科技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更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开辟了新的方向。鉴于此，“元宇宙”成为了我国法学界关注的焦点。但目前研究成果中，存在研究视角片面与研究方法陈旧的问题，与“元宇宙”本身的未来话语体系无法对接。这就需要首先从历史深层全景与当前历史殊相的视角出发，把握“元宇宙”与法的整体关系，尤其与法治的整体关系。那么，当前应从“元宇宙”的法治基础、法治挑战与法治模式三个层面出发，从整体上把握“元宇宙”时代的未来法治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