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多重建构：基层常规任务何以导致数字形式主义？——基于Z市M镇的考察

基层常规任务中存在着大量的数字形式主义现象,为了回应这一现象,建立了常规任务数字形式主义的“属性-过程-情境”分析逻辑,以Z市M镇为分析对象,生动地呈现了当前基层常规任务运行过程中的在线化任务指派、痕迹化任务管理和点卯式任务应对等形式主义问题。研究发现,数字形式主义是压力型体制下基层常规任务在新的信息技术运行中被多重建构的结果：一是多重任务压力下基层政府对常规任务信息化运行的功能性建构,二是避责逻辑下个人对常规任务的过程性建构,三是网格员在缺场情境下对任务落实的结果性建构。研究结论对我国当前基层治理信息化转型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基层治理中的策略主义及其纠治

当前，在一些地方，少数干部存在“策略主义”，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机会主义地运用各类方法、技术、规则、手段和策略。基层策略主义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习惯性选择性执行政策、弄虚作假应付上级的任务和要求、在达成“政绩”中违法违规、形式主义地“讲政治”等。基层策略主义产生具有多重原因。要从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压力型体制、创新公务员培训机制、健全用人评价机制等方面入手，对症下药，加强对基层策略主义的治理，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制度逻辑：基层社会治理中数字形式主义问题的反思与超越

随着数字技术在基层社会治理的不断渗透,背离技术赋能理性的“痕迹管理”“电子衙门”“虚拟政绩”等数字形式主义问题也不断凸显。究其根源,历史路径依赖和技术治理两个变量的交织与扭曲是造成这一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因此,需要构建“理念-制度-执行-反馈”的制度逻辑框架,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以平衡技术理念与公共价值,通过制度创新推动数字治理的灵活性与有效性,通过制度治理的替代行为以弥补技术治理的不足,通过“制度-利益相关者”联动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有益于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理念、数字技术、制度规范的深度融合,进而提升基层数字形式主义的治理效果,最终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效度、深度和温度三者的有机统一。     

基层形式主义：表现形式、生成逻辑及治理策略

基层形式主义有何表现、何以存在？沿着政策“制定—执行—评估”的演进来考察，当前基层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政策制定中存在的“走秀式”的调查研究、“重复式”的文件传达、“一刀切”的政策安排，政策执行过程中“甩锅式”的责任转嫁、“盆景式”的样板工程、“摆拍式”的政策落实以及政策评估环节存在的“指尖上”的任务要求、“泛滥化”的督查考核和“留痕式”的文牍主义。基层形式主义的生成演化是多种因素、多方力量作用的共同结果，既有基层干部自身因素的影响，更有基层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的掣肘，还有政策环境方面的制约。有效治理基层形式主义，需要系统谋划、科学安排、精准发力，不仅要紧盯基层形式主义的主体，积极建设高素质的基层干部队伍，更要不断完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着力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还要关注政策运行环境的保障功能，不断优化基层治理的政策环境。     

融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省思

社会治理数字化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引擎,然而,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实践存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冲突与失衡的问题。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容易引发数字鸿沟、数字孤岛、信任赤字和数字安全隐患等问题。因此,应探索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社会治理数字化实践中的耦合关系,有效回应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议题。把数字公平、数字协同、数字信任和数字安全等价值理性要素作为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遵循,通过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构建社会治理部门的数字化协同机制,强化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认同机制,夯实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安全底座”等举措,全方位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向奔赴”。     

政策空间、组织资源与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差异化策略——基于S省A镇四个案例的比较研究

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分析单一任务情境下政府政策执行策略的历时性变化,对多任务与任务共时性情境下的执行策略差异关注不足。从政策空间与组织资源两个维度出发,本文划分了多任务共时性情境中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四种策略方式：“集中力量办大事”策略下的动员式执行、“按部就班”策略下的程序式执行、“重点突破”策略下的应急式执行和“抓小放大”策略下的选择式执行。对S省A镇四个案例的比较研究发现,差异化策略折射出执行主体的多重行动逻辑：基层政府通常依据“政策空间”大小与“组织资源”多少,在“凸显政绩”“不出事”“应对检查”以及“响应要求”之间作出理性选择,继而巧妙、创造性地落实各项工作,实现自身治理能力与基层风险防范之间的平衡。     

公共数据共享如何加速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基于上海公共数据平台建设过程的案例分析

在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海量数据和信息技术对城市治理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上海公共数据平台建设过程为例进行分析,在中国场景下构建了一个解释性分析框架,分析了公共数据共享加速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运行过程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这一运行过程主要从公共数据平台建立（逻辑起点）、平台开放（中心步骤）、平台治理与数据共享（最终目标）三个方面依次展开;在平台治理与数据共享过程中,各行为主体既要保证整体性思维又要实现协同性流程,从而实现从“管”到“治”的目标,达到从“没有不满意”到“满意”的效果。在作用机制层面,公共数据共享在促进达成“平衡机制”（关键难点）的过程中,通过“细分机制”（方式途径）的实现,完成“增能机制”（目标任务）,最终加速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在实践层面,公共数据共享通过数据平台实现了数据赋能的力量,使人工操作与平台智能结合,让数字政府在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加速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作用。这需要通过明确政府、市场和居民之间的利益边界,维护好城市居民的合法权益,共享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红利,从而为这一转型加速过程提供法律层面的保障。     

政府绩效评估的执行偏差与政策控制:一个网络化治理的分析框架

政府绩效评估秉持了公共服务质量的综合性评判,是国家治理以政治理性服务于技术理性的一种绩效价值证成。评估执行偏差凸显了传统绩效治理与政策供给的偏误效应,央地府际合作的政策制定与网络化运作塑造了绩效评估政策的治理结构,网络化治理与央地公共资源竞逐的配置结构制约评估政策的有效执行。传统时期政府绩效评估的治理悖论主要表现在价值取向与评估措施对接的错位,绩效评估的推进程度与价值期待尚存差距两个层面。从"政策、结构与行动"框架审视政府绩效评估执行偏差的网络化治理效应,需要形成评估政策执行偏差矫治的网络治理合力,消解绩效评估归因偏差与供需匹配失衡的政策执行悖论,建构评估治理的网络监测技术系统,实现跨区域的信息协同治理。     

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技术逻辑、潜在风险与实践取向

新一代信息技术已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结构之中,其自身的工具理性与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理性高度耦合,这也为信息技术可持续赋能创造了先决条件。理论分析与实践经验表明,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技术逻辑本质上是依附于信息技术建构政府的有机过程,包括形态演进、高效行政、治理创新与价值选择四个维度,形成了相对系统的逻辑体系。然而,技术“双面性”特征也可导致政府由“数字民主”滑向“技术利维坦”,政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仍面临着“技术-组织-制度”设置失配、技术理性侵蚀民主价值、空间过载和信息外溢、非兼容性等潜在风险。伴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与治理对象的高度复杂性,政府数字化转型中仍需通过信息技术的内在价值重塑、顶层设计完善以及创新能力提升来实现预定目标,可为防范信息技术异化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或潜在风险提供价值预判。     

数字治理与行政执法改革：技术、制度与价值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法治政府建设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治理遵循“技术—制度—价值”逻辑,形成三维主体间的互构关系,与数字时代的行政执法改革具有契合性。当前,行政执法改革实现部分目标,但技术层面存在数据壁垒与数字形式主义,制度层面出现综合与专业的张力、权力与能力的悖离,价值层面产生公共利益与公民权利保护等原定目标出现一定异化,对技术赋能制度、制度实现价值、价值形塑技术产生阻碍。需要以数字治理为引领破解行政执法改革困境,通过统一数据标准和集约建设一体化平台,基于需要的整体主义助力有限度的执法体制改革,推进公民参与和监督执法,实现技术、制度与价值的相互构建,完成数字时代行政执法转型升级。同时,应谨慎对待数字时代行政执法改革中的新挑战,促进数字治理与行政执法改革协同演化。     

着力构建协同高效的数字政府运行与治理机制

<正>政府数字化转型是全面应对信息化发展、数字化变革对政府运行、管理和服务新要求的关键任务,也是政府管理创新和引领经济社会数字化发展新方位的重要举措。数字政府总体框架源于对业已实践的办公自动化、政府上网、电子政务、电子政府、在线公共服务的改进,核心理念是适应数字时代变革趋势对政府职能及其运行体制机制进行优化完善,实施数字化、网络化再造,突出公众需求导向,推进协同治理和社会包容。构建数字政府的整体运行与治理体制机制需要从信息系统、     

整体智治：公共法律服务数字化转型的内在机理与创新路径——以杭州市滨江区“一码解纠纷”为例

数字技术的赋能有利于助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数字化转型。在新公共管理理论遭到普遍批判与数字治理兴起的背景下,整体智治理论是对整体性治理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可以作为智能化时代公共法律服务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模型与治理框架。以杭州市滨江区“一码解纠纷”为例,公共法律服务呈现出规则代码化、场景虚拟化、决策建模化、效果精准化等特点,其数字化转型的内在机理是组织形态、运行模式、数字技术、价值理念与法治保障等诸多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公共法律服务数字化尽管蕴含着强大的治理效能,但也面临着信息孤岛的负面效应、政企合作机制的不完善、技术平台的局限性、“数字鸿沟”现象、数字制度规范缺位等问题,需要结合整体智治理论,构建起整体型、合作型、智能型、回应型与法治型兼具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国家形式主义视阈下的西方现代政治批判

西方现代政治制度被黑格尔以国家实体主义为前提证明为一个合乎理性的体系,获得了一次思辩的辩护.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实体主义和政治实证主义.在马克思看来,政治国家是虚幻的共同体、形式主义的国家,因为社会分工的自发性导致了单个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对立.在国家形式主义视阈下,西方现代政治制度,其核心是议会政治和官僚政治,是以矛盾为前提的矛盾的体系.揭示西方现代政治的本质,消除政治幻象,展开政治批判,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主要任务.     

以干部考核机制转型突破“救火式”治理困局

导致“救火式”治理的原因从人事制度方面看，与结果导向的考核机制是分不开的。这种考核机制的基本做法是上级定下各种各样的任务和目标，如民众的上访次数、重大责任事故数量等，据此作为评价下级官员的政绩。欲走出我国目前公共管理中普遍存在的“救火式”治理困境，就必须将结果导向型的绩效考核变为现代意义的绩效管理。     

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价值悖论及调适路径

数字时代，利用数字技术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已成为一种共识和趋势。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体现为工具主义、化约主义和避责主义。虽然数字技术为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现代化的曙光，但数字技术并不能独自带领基层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坦途。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证明“基层社会治理+数字技术”并不是实现现代化的万能公式，相反，两者会在耦合互嵌的过程中产生一些价值悖论，这主要表现为“协同与分化”“高效与低能”“自由与束缚”“赋权与集权”等多元目标之间的冲突和张力。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就要从制度、理念等多角度入手对二者之间的价值悖论进行调适，缓和数字技术与基层社会治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最终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适配性变革：技术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

充分释放数字时代的技术治理效能,关键在于推动“组织—技术”的适配性变革,即通过主动的政府组织变革,优化科层组织在结构、目标、关系等维度的实际运行,以匹配技术固有的工具理性、事本主义和刚性约束特征。济南市在建设“群众服务网”“政务服务网”“智慧城市网”有机融合的数字治理网络过程中,主动推动需求驱动、权责协同、法治规范的政府组织变革。研究表明,由此优化的科层组织,匹配了技术的工具理性、事本主义和刚性约束特征,发挥其引导结果导向、问题导向、标准导向治理的效能优势,并消解和规避了技术内卷、表层治理、僵化执行等治理风险。这提供了实现“组织—技术”适配性变革的可行进路。     

实施文化数字化战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随着技术的发展,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成为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引擎。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明确了“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是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重要任务,对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作出了总体部署和战略安排。为扎实推进公共文化和旅游领域数字化建设,更好运用数字技术赋能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分布式治理:技术嵌入基层治理的理论基础、权力逻辑与治理样态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社会治理创新向纵深推进的宏观背景下,各类信息技术向治理领域广泛渗透,导致权力实践变为一个需要经由“技术”这一中介机制加以理性化的过程。采用权力政治学理论框架,分析了作为独特的权力主体,技术在基层治理权力结构中承担的中介作用,进而总结了“分布式治理”概念,发现有机接合技术重塑基层治理的权力结构存在两种基本样态,即以控制为核心的政治职能和以技术行政为核心的治理职能。从“任务情境”“主体间性”和“技术作用”三个维度呈现了分布式治理有别于传统集权式治理、分权式治理的组织学特征。这些特征使分布式治理能够融合“技术-主体-权力”多重治理要素,并在复杂性任务情境中助推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数字政府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数字政府治理是人类社会迈向数字时代背景下公共治理变迁的重要走向,体现了公共部门信息技术应用的概念与实践的认识深化与演进。数字政府治理是数字政府构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对数字国家、数字社会进行治理的结合,其实质是数字时代和数字化生存中的国家治理。数字政府治理超越了信息技术应用与政府管理变迁互为前提和条件的悖论,将治理的目标和途径从推进政府变革转向创造基于数据流动和使用的数字政府与数字国家、数字社会、数字生活的共同价值。数字政府的实现条件是实现数据的无障碍流动,推动大数据的智能化应用,以及优先选择基于国家战略和民生福祉的数据驱动治理创新。     

元治理视域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复杂性困境的破局北大核心

新阶段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任务艰巨而复杂,治理主体需要运用更加复杂化的治理工具和治理手段才能应对。从复杂性视角观察,现实中一些地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突出困境是复杂性系统的“拼凑式”治理,其本质是科层治理、网络治理和市场治理失灵的叠加。元治理作为一种治理理论,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具有较强的适切性,能够有效解决治理理论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中面临的多元治理失灵问题。元治理理论赋予政府新的主体角色内涵,注重发挥政府重塑治理共同体的重要作用,通过政府对治理主体的组织、治理方式的规制和治理资源的整合来有效应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复杂性局面,进而提升整体治理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