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驱动与科层统合：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交互机制

本文将“一网统管”建设作为考察时下中国技术与制度，更具体说是数字技术与科层制度关系的一个切口。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城市治理变革，我国各大城市都在全面探索数字化转型这一技术治理导向的城市治理创新之路。与此同时，城市管理体制发展正在经历“重心下移”的势态。在此双重逻辑下，各行政层级如何回应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需求？案例研究表明：在中国当前数字化转型阶段，技术与治理不是单向赋能或决定的，而是交互的。本文提炼出交互型平台治理的四大机制：虚实互映、感行合一、双轨合力、人机融合。为了解决政府科层组织僵化低效、条块分割等带来的超大城市治理难题，上海市提出以技术与制度双轮驱动的创新方式来将数字技术融入到科层组织之中，寓技术于组织，试图推进技术与制度的交互影响与变革，从而实现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革命性再造。     

智慧政务服务的过程性整合分析北大核心CSSCI

自推进放管服改革以来,政府部门采取“重组”策略进行智慧政务服务的业务再造,其本质是科层制度占据主导的技术辅助与内部协同,显露出政务服务的服务需求侧低弱位、数字技术工具化、持续互动效果不明显,眼光“向上看”的管理者服务逻辑等短视化弊端,忽视了人的服务需求,亦导致政务服务改革缺乏强有力的全局统筹性,处于分散化状态。过程整体性思维导向下的政务服务智慧化改革,突破了“业务驱动”的服务范式,具有凸显公共价值理念、治理面向多维性、服务过程灵活性等特征,体现了对数字政府转型中的积极变革与数字治理思维升级,在复杂治理情境中更为契合“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型政府发展导向。因此,在未来的政务服务深化改革中需要注重过程整体性,基于人的需求进行服务设计,发挥整体智治,构建灵活性组织,深化智慧型政务服务改革,为完善数字政府治理形态提供一种可能方案。     

与复杂社会“连接”起来：元宇宙对城市治理的变革性效应

元宇宙是一个促进自我与他者及其更广大社会存在之联结意义上的“深度连接世界”,为当今城市治理提供了新的变革思路。在遵循“照看-化约-回应”基础性逻辑的主流城市治理思路与“复杂社会”（城市治理最重要的治理场景、治理对象与治理任务）之间出现个体、国家和组织三重连接危机的背景下,元宇宙能够突破“人的尺度”,自下而上地发现、整合乃至重塑个体的价值与力量,激活“全面个体”崛起成为城市治理的基本节点。通过“以自我治理推建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以置身事内的合作治理贯穿城市治理全过程”“以虚实交融的新公共组织促使城市政府科层组织变革”三种机制重新连接起复杂社会。在这一变革过程中,个体价值上升为整体价值,城市治理结构得以优化,价值创造方式得以改变,从而为走向城市治理现代化带来了可能。     

统合型数字治理：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基于深圳市龙华区的案例研究

数字技术和党组织双向嵌入既有治理体系形成的统合型数字治理已成为我国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模式,但既有研究尚未系统回应统合型数字治理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基于策略关系国家理论构建了“知识+能力+行动”框架,结合深圳市龙华区“党建+科技+治理”的个案,对统合型数字治理推动有效治理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统合型数字治理兼容了统合型治理和数字政府的优势,实现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协调与平衡,通过理念思维再造、责任利益再造、激励约束再造三大机制,塑造了基层治理共同体的统一价值基础,并从结构力和能动力两方面重塑了治理行动者的知识、能力和行动关系,促成了治理行动者间的知识融通、能力集成和行动协同,有效解决了多元碎片化和集体行动困境的问题,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     

刚性制度下的“业务制”弹性化组织创新——基于Z省L市模块化改革案例分析

面对刚性制度与地方需求多样性之间的常态化治理困境,已有基层治理手段和组织结构设计不能总是有效回应。在系统梳理我国地方政府弹性化组织创新的基础上,通过对L市农业农村局与经济发展局“模块化”改革的深入剖析,引入了“业务制”弹性化组织概念。研究发现：“业务制”改变了传统政府组织结构的职能导向特征,以流程导向、需求导向、数据导向为核心,通过打破原有的横向职能分工以及纵向垂直管理,在组织内部嵌入了更具弹性、开放性与动态适应性的运作机制。不仅提升了政府内部横向协作的效能,而且能够更好地保障政策的贯通执行,为推进纵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经验。但“业务制”弹性化组织也存在一定的合法性风险和结构性阻碍,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数字平台何以驱动政府回应性治理？——基于Y市“一接就办”平台的案例研究

“平台”是数字政府的关键组成部分。已有研究主要从宏观的组织属性、技术效率两个视角展开分析,很少以微观行为视角探讨平台推动政府回应社会的深层机制,从而忽视了科层与平台互动共生的行为机制及其表现。基于科层与平台的互动逻辑构建了“流程式整合”分析框架,并以此框架透析Y市“一接就办”平台实践经验,探究平台运作、科层组织行为与复杂社会治理的关联逻辑。研究发现,面对复杂社会诉求,平台通过工作流程的生产、运行、办结或重启的完整闭环“统合”政府组织和社会公众的行为,驱动条块组织围绕诉求调整职责、展开协作,吸纳社会参与诉求反映和监督评价,由此调适政府组织间关系和激发社会参与活力,实现复杂社会的回应性治理。研究结论为分析科层与平台的互动共生提供了一个“流程式整合”理论模型,可为深化平台实践探索、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     

基层数字治理的“智治”逻辑

正在复杂的基层治理中,工具理性的过度扩展,往往会弱化价值理性,而且从国家权力的末端运用上,也容易依赖数字技术,而对于组织机制与制度重塑上有行动惰性。因而,数字治理必须有着"善治"的价值导向。数字中国战略下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政府与数字经济的建设与发展,近年来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相比较而言,数字社会建设,尤其是基层社会治理,     

融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省思

社会治理数字化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引擎,然而,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实践存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冲突与失衡的问题。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容易引发数字鸿沟、数字孤岛、信任赤字和数字安全隐患等问题。因此,应探索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社会治理数字化实践中的耦合关系,有效回应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议题。把数字公平、数字协同、数字信任和数字安全等价值理性要素作为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遵循,通过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构建社会治理部门的数字化协同机制,强化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认同机制,夯实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安全底座”等举措,全方位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向奔赴”。     

技术执行的拼凑应对偏差:数字治理形式主义的发生逻辑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数字治理形式主义即数字化信息技术在公共治理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技术化“形式理性”对公共治理的“实质理性”替代现象。数字治理过程中,数字化信息技术执行和拼凑应对偏差叠加,导致“完成任务式”“政治联合体”和“向下考核激励式”三种类型的数字治理形式主义。在发生逻辑上,向上完成任务式数字治理形式主义源于唯上主义、单向传导、化约主义和短期主义的拼凑应对偏差;政治联合体数字治理形式主义源于纵向组织间基于数字信息系统的共谋性拼凑应对偏差,横向部门间基于数字信息逻辑化的联合性拼凑应对偏差,选择性执行下的策略性拼凑应对偏差;向下考核式数字治理形式主义源于数字治理的标准化偏差、政策指标的顶格性偏差、公共治理的分离性偏差。为此,须通过数字治理的技术执行体制改革,从技术和组织的良性互动出发,矫治数字治理形式主义。     

一体化推进城乡基层数字治理

当前,在数字技术和政策红利的双重推动下,各地积极探索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具有了很好的实践基础。实施智慧政务改革,推进政务服务智能化。近两年来,江苏以“不见面审批”为代表的“一网通用”“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工程持续推进,成为全国政府数字治理的先行省。在基层“三整合”改革中,各市、县(区)围绕“加强政务服务体系建设,实现审批服务一窗口”的目标,完善审批服务平台,融合政务服务网,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技术逻辑、潜在风险与实践取向

新一代信息技术已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结构之中,其自身的工具理性与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理性高度耦合,这也为信息技术可持续赋能创造了先决条件。理论分析与实践经验表明,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技术逻辑本质上是依附于信息技术建构政府的有机过程,包括形态演进、高效行政、治理创新与价值选择四个维度,形成了相对系统的逻辑体系。然而,技术“双面性”特征也可导致政府由“数字民主”滑向“技术利维坦”,政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仍面临着“技术-组织-制度”设置失配、技术理性侵蚀民主价值、空间过载和信息外溢、非兼容性等潜在风险。伴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与治理对象的高度复杂性,政府数字化转型中仍需通过信息技术的内在价值重塑、顶层设计完善以及创新能力提升来实现预定目标,可为防范信息技术异化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或潜在风险提供价值预判。     

数字乡村治理变革：结构调适、功能强化与实践进路

建设数字乡村已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而数字乡村治理则是对传统治理格局与流程的系统性改革,理应放置在治理变革高度予以整体性反思。借助结构功能理论,立足“结构-功能”视角可从源头检视数字乡村治理的新动向与新表征。整体看来,数字乡村建设有效促成了乡村治理结构调适,涵盖“结构显性化”“结合性形态”“多任务并行”“便捷性回溯”等内容。在此基础上,数字乡村也凸显了更富现代化色彩的治理使命,强化了乡村治理的功能表达,发挥出数字治理在“任务公开”“资源节约”“效能提升”“沟通优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为此,结合数字乡村治理诉求,精心设计柔性数字治理结构、积极拓展数字乡村治理功能、探索推广多向度数字治理模式和有效激活主体高质量参与,都有助于进一步促进数字乡村治理变革。     

我国数字政府治理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我国数字政府治理是对政府治理模式的技术化加成,也是对政府治理框架的全方位变革,更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数字中国重要论述的具体实践。然而,在持续推进过程中,我国数字政府治理仍旧面临体系化建构与法制化建设有待加强、多元参与机制效能尚未全面发挥及专业化优秀人才缺口明显等现实困境。因此,应通过建构与完善数字政府治理的法律体系、升级与重塑数字政府治理的多元参与机制以及引进与培养数字政府治理的优秀人才等方式,推进我国数字政府治理进程。     

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价值悖论及调适路径

数字时代，利用数字技术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已成为一种共识和趋势。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体现为工具主义、化约主义和避责主义。虽然数字技术为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现代化的曙光，但数字技术并不能独自带领基层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坦途。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证明“基层社会治理+数字技术”并不是实现现代化的万能公式，相反，两者会在耦合互嵌的过程中产生一些价值悖论，这主要表现为“协同与分化”“高效与低能”“自由与束缚”“赋权与集权”等多元目标之间的冲突和张力。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就要从制度、理念等多角度入手对二者之间的价值悖论进行调适，缓和数字技术与基层社会治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最终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边界重塑：数字赋能政府部门协同的内在机理

随着数字技术的兴起与发展,以“一网协同”为重点的数字化建设为提升政府部门协作水平提供了可行途径。以“数字化建设缘何可以提升政府部门协同水平”为研究基点,基于组织边界理论,考察G省政府部门的协同困境及“一网协同”数字化建设发现,数字赋能政府部门协同的本质是利用数字技术重塑政府部门的主体结构、互动关系、行动空间、制度权责与业务流程边界,使各部门能根据业务开展情况在数字空间中及时有效地进行信息互动,实现决策协同、管理协同、绩效协同和行动协同。在推进技术发展与组织变革理论讨论的同时,也从技术发展、制度创新及组织建设三个方面为推进政府部门数字化建设、提升组织业务协同水平提供有益参考。     

从“技术-底线”到“整合-长效”：社区矫正风险防控的新趋向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区矫正呈现出一种政府主导的“技术-底线”治理模式，其蕴含的“底线维稳”治理逻辑导致监管为重的困境，也带来了工具理性、简约主义、技术伦理、技术失灵等技术治理的隐忧。社会工作提供以服务为核心的服务型治理，通过情感驱动、循证矫正、多层次介入等，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转变以往社区矫正只注重监管的刚性治理理念与手段，形成对社区矫正风险防控中柔性治理的补足。为此，在社区矫正风险防控中，技术治理与服务型治理应互为补充，进而形成整合型治理。通过构建包容性治理关系、推动矫正队伍的专业化与综合性发展、形成综合性评估体系等，共同激发社区矫正对象正向改变，实现从“底线安全”向“治本长效”的转变，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中共十六大以来政府治理的新发展

中共十六大以来政府治理环境的变迁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履行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成为中国政府的义务。“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签订的25个主要协议中 ,有23个是对政府行为的约束和规范”。因此 ,政府需要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和自身管理的优化以适应变革的政府环境 ,提升政府的能力和效能 ,推动政府治理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共十六大的召开 ,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发生了变迁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为国家的发展目标。这要求政府治理理念及方式的转变。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新科技革命的影响 ,人类的认识方式、认识限度和产业组织方式、市场结构…     

“挂牌督办”：跨层级环境治理的实践路径及其困境

“挂牌督办”是一项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补充与纠偏地方科层治污失败的政策工具,它的本土化特征主要体现为是社会动员机制与督查体制相结合下的产物。在具体治理实践中,挂牌督办通过高层权威嵌入、中层重点跟进与基层快速响应的跨层级治理方式推动督办问题触底实践,最后得到有效解决。尽管挂牌督办取得了良好治理成效,但是自上而下的政策供给与自下而上的行动响应之间的内在张力容易导致“公众充权”与“有限参与”“压力超载”与“以减代治”以及“长效治理”与“任务完成”之间的冲突。对此,应以开展挂牌督办“回头看”行动、寻求命令控制、公众参与与市场激励治理手段的有机搭配以及赋予事涉地方政府一定的沟通协商空间来进一步释放挂牌督办的治理效能。     

政党组织变革与和谐社会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的必然选择，实现这一目标，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实现组织理念、组织行为、行动逻辑以及组织体系等多方面的变革。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决定了组织变革的动力来自组织自觉。当前，组织变革的难点在于组织结构与功能的深层变革。     

政府治理的向度变革

治理理论的核心精神就是要求政府的治理从“被动”走向“主动”,也就是从“划船”走向“掌舵”。本文在阐述治理理论这一核心精神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论证中国政府的治理向度亟待变革,亟需从“被动”走向“主动”,只有这样,我们的治理才能达到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