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安全化陷阱”及其跨越

安全概念及其适用范围是国际关系学界长期以来争论的焦点之一。冷战结束后,传统安全的边界被打破,非传统安全领域议题越来越多地占据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议题的中心地位。国家行为体追求绝对安全状态和无节制扩充安全议题,可能造成资源的错配和浪费,导致国内政治的保守化和国际交往的封闭趋向,最终反而不利于实现安全目标,从而掉入“泛安全化陷阱”。当前,国际上少数国家表面上以“国家安全”为由干扰国际合作,实则推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对全球多边主义秩序规则、国际合作、大国关系造成严重冲击,其消极影响不可低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取得了重要成就,形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体系。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同时面临复杂的安全形势和较大的发展压力。中国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理性平衡好安全与开放、发展之间的关系,审慎塑造安全议程,防止落入“泛安全化陷阱”。同时,中国在国际上应坚决反对滥用安全概念的行为,在新兴全球性议题上高举合作旗帜,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持续发展,积极推动国际安全治理机制改革和创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广泛共识和作出积极贡献。     

印太框架下的韩美合作走向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韩美同盟一直是韩国的安全支柱.韩国作为同盟中弱势的一方,努力在不对称同盟中寻求平等地位,并尽可能在韩美双边和朝鲜半岛议题中发挥重要作用.特朗普政府时期在美韩贸易赤字、驻韩美军防卫费分担等议题上对韩国施压,引发韩方不满.韩国虽在贸易问题上与美国重新达成协议,但在防卫费分担问题上采取拖延战术以谋求达成接近自身目标的协议,展现出同盟中弱国的能动性.然而,文在寅政府的能动性有明显的限度.拜登政府上台后,除了修复受损的美韩双边同盟关系外,双方或将在更广泛的地区和全球多边议题上加强合作.     

历史、文化与规范:英国的安全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安全研究在英国拥有深厚的历史传统。英国的安全研究诞生于19世纪末大英帝国的转型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分支,英国的安全研究设置了以战略研究、裁军研究为主的研究议程,对国家安全这一议题的发展具有开创意义。在一个世纪的知识积累中,英国的安全研究在学科体系和学术研究方面逐步形成了突出历史、文化与规范研究的特色。具体而言,英国的国家安全研究重视非物质因素(尤其是战略文化和伦理)的作用以及历史案例和实践经验的独特性。与美国的安全研究相比,英国的安全研究在方法上强调反思性而非科学性,追求历史经验的特殊性而非经验现象中的普遍规律。     

民主化之后的韩国劳工政治研究述评

韩国民主化带来了政治空间的开放,并推动了劳工的组织化。但韩国劳工的市场地位、集体权利和组织发展仍然受到很大限制。学术界对这一现象的成因展开了广泛的讨论。研究认为,虽然民主化促进了韩国工会的发展,但工会组织内部存在的诸多问题导致其无法有力地维护劳工群体的利益。就劳工和其他行为者的政治互动而言,研究认为劳动政策领域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的不足、三方协商发展的不顺利以及劳工和政党关系的脆弱性使得韩国劳工无法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势力。因此,韩国劳工群体没有成为"自为的阶级",并仍然是政治体系的"局外人"。从理论上看,韩国劳工政治的案例对理解民主化和全球化影响劳工的方式也有所启示。     

金融危机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派、范式与议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涌现出一系列新问题。这不仅丰富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程,而且将对其研究视角、范式和路径的演进等产生深远影响。美国学派和英国学派之间的论争引发了学界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现状和未来发展走向的深刻反思。在这场论争中,理论的多样性重新得到珍视,"中国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更重要的是,一种可通约的、更具包容性的分析范式——分析折中主义日益兴盛。与此相对应,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议题不断拓展,金融危机的政治根源、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全球不平衡问题、全球金融治理与监管、新兴经济体崛起与全球秩序转型等问题备受关注,这使得问题导向型的研究拥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国际政治经济学也随之成为一门更加兼容并蓄的学科。     

韩国对中美的对冲战略分析

朝鲜半岛新的安全环境正在给韩国对中美的外交提出新的课题。由于中美关系中维持现状、合作、对立局面将会一再反复,韩国需要有更多的独立决策能力,保持自身在两者间的平衡,任何倒向一边的政策,都会使韩国的国家利益受损。2012年韩国大选后朴槿惠政府对中美采取的对冲战略会有所调整,自主性、多元性、平衡性将成为韩国外交的发展方向。     

东北亚和平繁荣与中国的角色

东北亚和平繁荣与稳定的核心问题是朝鲜半岛的局势发展问题,而影响半岛局势发展的因素可分为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内因是朝鲜半岛上同一民族分裂为朝韩两个国家,外因是对半岛局势必然要产生深刻影响的日、美、俄、中四大国.中国是雏护东北亚和平繁荣与稳定的重要力量,能够而且必须担当一定的角色,这是由中国在东北亚角色的客观性所决定的.     

科技加速影响下的国家安全治理：应用领域、风险识别与策略审视

随着诸多创新性、颠覆性新兴科技的涌现与融合，技术加速迭代，引领人类社会跨入人工智能时代。在此背景下，这些新兴科技被广泛应用于国家安全治理中，在国家的内政与外交层面、物质与意识层面、整体与个体层面皆产生了深刻影响，提升了国家安全治理效力，丰富了国家安全治理的内涵与实践。但是，在影响国家安全的各种国内外因素的交织互动下，新兴科技的应用也存在诸多风险，会对国家安全造成一定威胁。赋能与风险共同塑造着技术与安全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存在技术竞争范式与技术和合范式两种不同的选择。在前者支配下，国家会因过度关注技术的威胁性而形成充满竞争与零和性质的国家安全治理策略；在后者支配下，国家可以意识到以技术合作促共同安全的重要性，从而形成强调平等对话与合作共赢的国家安全治理策略。中国在技术和合范式驱动下的国家安全治理已有丰硕成果，对于在全球实现技术与安全良性互动，构建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保发展的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安全的认知逻辑：一项理论性分析

关于国家认知安全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安全认知的内容和维度，而缺乏较为系统的对认知过程和规律的研究。国家安全认知受到四个层次要素的影响，即体系竞争趋势、地区安全局势、国家安全价值和认知偏差规律。国家安全认知是在信息情境中进行的，包括信息对称和非对称情境，当今国际社会中技术进步和议题扩散进一步拓展了安全认知的场域和空间。国家安全认知的偏差包括理性认知偏差和有限理性认知偏差，如何消除两类认知偏差是塑造和达成国家安全状态的重要微观环节。国家安全认知的过程体现了安全的主观特性和可塑造性。加强对安全认知过程的研究，有利于国家安全学理论基础的构建，同时也有利于中国国家安全的有效维护。     

构成安全威胁的脆弱国家——经济学和外部干预层面的反思

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的新变化,增强了重新认识和研究脆弱或失败国家的紧迫性。如今,许多新近出现及处于从威权或独裁体制向奉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开明体制转轨的国家已清楚地意识到,对"国家"的认识不能想当然。虽然国家的构建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自身的努力,但外部力量的影响和干预同样必不可少。在脆弱国家与安全议题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     

族群分离运动为什么会发生?——基于过程论的分析视角

族群分离运动是全球性的政治与社会运动,对这一问题发生机制的讨论已经成为西方政治学界的重要议题。已有的研究主要是从地理—安全、制度—体系和攻击—回应三个视角展开的,但缺乏对变量的分析。从分离运动的过程论分析视角出发,可以发现,族群分离运动的产生是国内断裂型制度安排与族群政治组织化相结合的结果,当分离族群与主体族群(中央政府)之间在权力获取、利益共享与权利机会等方面的矛盾难以在现有政治框架内解决时,当分离主义族群政党能够有足够的政治能力去开展分离运动时,分离运动就会产生。     

以色列的社会分裂和国家安全观分析

当下以色列社会存在三个明显的社会分裂现象: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分裂;极端正统犹太人和现代犹太人的分裂;欧美裔犹太人和亚非裔犹太人的分裂。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观也历经了转变,以1979年为分界线,之前主要面临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威胁,之后则主要面临来自伊朗的威胁。内部分裂会影响到以色列国家的发展高度,对国家实际安全威胁的认知会影响到以色列的周边环境塑造。以色列的内政外交存在相当密切的联动性。     

国家安全系统理论刍议

基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视角,可以在理解和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上,实现学理层面对国家安全总体性和安全领域多维、多元、多尺度集成的阐释与把握。国家安全学的学理建构需要兼顾宏观体系化与微观精细化的要求,国家安全理论和学科探讨的复杂系统转向已具备从自发向自觉、从零散向体系的基础和条件。推动国家安全学科的系统化学理探索也拥有跨学科系统路径研究的对标、参照和借鉴可能。从复杂自适应系统的角度理解国家安全,有助于在充分承认不同领域特性和细化其关联方式的基础上实现局部与整体安全的动态平衡,并避免必要干预的缺失与追求绝对安全这两种极端。必要干预是在开放系统中降低安全环境失序风险的前提,也是避免机械论与还原论对国家安全总体性产生破坏的基础。强调效率与适应性的平衡,避免控制与安全的绝对化,则是统筹国家安全、尊重其涌现特征并加强总体韧性的保障。     

国家类型的划分——拓展国际安全研究的一种思路

在后冷战时代西方学术界的国际安全研究方面,布赞是无可争议的代表人物。实际上,布赞正是以国际安全研究起家,一步一步地跨入一流国际政治理论家行列的。从1983年出版《人、国家与恐惧: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安全问题》一书开始,布     

从克制到进取：德国的安全研究

德国安全研究同德国在欧洲和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密不可分,“谨慎克制”和“联欧自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安全研究两个核心原则。“谨慎克制”的目的在于缓解欧洲国家对德国的安全忧虑,而“联欧自强”则在此基础上通过欧洲一体化维持和提升德国的国际影响力。通过对“德国问题”的探讨和欧洲一体化问题的考察,战后德国安全研究反思战争责任,对军事力量的使用持谨慎克制态度,强调将德国安全融入西方一体化进程中,在消解欧洲安全困境的同时追求德国在欧洲乃至国际体系中的平等地位。然而,随着欧洲安全局势变革和统一后德国实力与影响力的增长,谨慎克制的安全理念不断受到挑战,欧洲各国对德国的安全忧虑再次加剧,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德国“联欧自强”目标的实现。在此背景下,关于德国在欧洲领导力与安全贡献的“新德国问题”成为德国安全研究的重要议题。     

韩美太空合作演进、动因及前景

韩国太空事业发展迅速,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太空国家之一。韩美太空合作是促进韩国太空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美国解除对韩国导弹和火箭发展的限制,为韩国太空事业提供了重要支持。通过建立太空政策对话、民事太空对话、两军太空合作工作组等机制,韩美双方在太空政策、太空产业以及太空安全等方面实现了较高水平合作。未来深空探测、卫星导航系统、太空安全会成为韩美太空合作的重点领域。韩美太空合作将进一步加深韩美同盟关系,也会加剧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的复杂性和脆弱性。     

亚太安全：概念与模式

冷战以后,亚太地区尚存在相当多的安全隐患。特别是自90年代中期以来,亚太安全形势急剧恶化。中国地处亚太,又是亚太地区大国,国家利益集中在亚太地区。中国与不少亚太国家长期存在领土争端,而且,在亚太地区,中国与其他大国存在地缘战略和国家统一上的矛盾与冲突,因此,中国政府和学者对亚太安全相当关注,理论界对此做了很大的努力与探索。本文想在此对学界在亚太安全方面所做的探索作一简单的鉴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对我国亚太安全研究的梳理 安全研究如同整个国际政治理论学科的发展一样,它体现着连续性与变化性的统一。在冷战后世界,安全问题仍然在国家战略、外     

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评析

国家安全始终是美国关注的核心问题,通过安全化手段将普通议题转化为安全议题是美国动员国内外资源、对华打压的重要方式。美国政府通过安全化手段将中美贸易关系、科技合作与人文交流等议题与国家安全问题挂钩,导致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在理念层面不断深入、在议题层面横向扩散、在对外关系层面持续外溢。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的加剧,使美国在对华身份认知、政策动机与手段选择上均陷入“投入愈多、损失愈多”的悖论中。安全化操弄导致的政策悖论使美国政府难以改变对华强硬政策,严重阻碍中美关系改善。过度安全化进一步加剧了中美之间的零和博弈,泛安全化则导致各种新安全风险在国际社会蔓延,恶化了全球安全环境。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逐渐走向极端,动摇了冷战后全球战略稳定的根基,存在颠覆当前国际秩序与破坏稳定的风险。中美双方应充分认识到安全化失控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美国政府需走出社会动员式的安全化政策模式,让中美关系重新回到可控的轨道上来。     

周边风云

<正>美韩筹划两场大型军演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和韩国计划在朝鲜半岛沿岸举行两次大规模军事演习,以威慑朝鲜类似于今年3月发射鱼雷袭击韩国战舰的行为。另外,韩国官员说,已恢复对朝宣传广播。韩国军方5月24日晚恢复了播放西方音乐、新闻以及朝韩政治和经济状况对比的广播,还计划投掷传单,让朝鲜人了解天安舰沉没事件。未来几周,韩国还将沿着朝韩之间重兵把守的陆地边界安装几十个宣传喇叭     

全球安全倡议的思想渊源、内在逻辑与价值内涵

习近平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贡献，为维护世界和平与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中国方案。从思想渊源上看，全球安全倡议形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发展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推动大国外交的实践探索，集中体现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思想内涵。从内在逻辑上看，全球安全倡议以坚持全球安全观为核心要义，以国际法国家主权原则为基本前提，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根本遵循，以安全不可分割为重要原则，以和平解决争端为方法、路径，以应对全球性挑战为实践目标。从价值内涵上看，全球安全倡议具有超越西方国际安全理论，拓展总体国家安全观内涵的理论价值；具有统筹全球发展与安全，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实践价值；具有引发国际社会共鸣，彰显大国责任与担当的传播价值；具有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