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思想探究

艾希曼审判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也是最具争议性的审判之一。这次审判使汉娜·阿伦特对于"根本的恶"的概念有了新的认识。"平庸之恶"观点的提出是对其"根本的恶"思想的深化与补充,是对极权主义制度下人性的深刻反思。阿伦特"平庸之恶"思想为我们跳出传统的关于"恶"的一维认识怪圈,深刻理解个人与社会、服从与责任以及罪与罚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具有重要的政治哲学意义。     

诱惑侦查的人性分析

诱惑侦查是一种高效的侦查措施，但在理论和实践中备受争议，究其原因是我国还缺少对诱惑侦查的人性研究。在诱惑侦查中也存在人性的“善”与“恶”，对人性的拷问恰恰是诱惑侦查所急需解决的基础性伦理问题，是在法无明文规定下正确指导诱惑侦查的基础。对诱惑侦查所必然具有的人性风险的规制必须采取道德控制先行原则，制定优良的道德控制体系实现对其人性风险的规制。并且对诱惑侦查的立法也要实现人性化。     

省域视野下的晚清“兵权下移”现象——以浙江为例的考察

晚清“督抚专权”的问题学界素有争议，而“兵权下移”是其重要的论述内容。以浙江的个案来看，光绪朝中后期的巡抚们对军队的掌控虽有突破规制之处，但没有到达“专权”的地步。真正的“兵权下移”主要缘于清廷对新军的失控，缘于新军的地方化与革命化。与受人瞩目的北洋新军、湖北新军不同，浙江新军的“平庸”反而更能反映一般省份新军的时代特征。     

人权的幻想——浅析阿伦特“人权的终结”观

阿伦特探讨了民族国家固有的矛盾——“民族”与“国家”的冲突，如何导致民族国家的衰落，并突出表现在两次大战期间的少数民族问题和无国籍问题上，当那些人失去政府的保护，诉诸于最低限度的人权时，却现什么权利都没有。在此情况下，阿伦特驳斥了近代以来的天赋人权观念，提出了“人权的终结”，并将人权归于公民权上，而这一观点也就折射出自启蒙以来普遍人权的理念与其现实境况之间存在的断裂不仅没有弥合，反而加深了。     

我国刑法“善”与“恶”之关系论

在刑事法治视域中,刑法之“善”不但应当注重对秩序之维护,而且也应当注重对自由之保障;刑法之“恶”既要重视对犯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和资格之限制或剥夺,也不能忽视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然而,我国刑法之“善”与“恶”均具有偏重性。实现刑法之“善”与“恶”的均衡性要求在立法上应当:将更多的侵犯个人利益且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犯罪化;缩小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犯罪的死刑适用范围;加快罪刑法定原则之“司法化”进程。     

荀子人性论的逻辑构成

荀子的人性论在先秦人性学说中独树一帜。他主张“性恶”,与孟子“性善”论背道而驰,故多为宋儒诟斥。荀子将“性”孟子之“性”的形而上品格,重置于经验世界的价值判断坐标中,并重寻人之所以“恶”的终极根据。一方面,他提出“情”、“欲”是“性”趋恶的诱导机制;另一方面,又通过“心”的节制和“伪”的功夫,规划出人性应然的救赎出路,即人性指向“善”性的复归运动。     

浅谈青少年涉黑涉恶犯罪的特点、成因及预防对策

当前,“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在全国各地已经全面、深入的开展。一批“涉黑涉恶”犯罪团伙被相继打掉。但是,与此同时青少年“涉黑涉恶”现象正在逐步地蔓延,有的已经具备了黑社会帮派势力的雏形。研究青少年“涉黑涉恶”犯罪的特点、成因及预防对策,有利于我们及时扼制住青少年“涉黑涉恶”犯罪的进一步扩大。     

仲裁与人事争议裁决之比较

仲裁具有民间性、管辖权的非强制性、自愿性、公正性、与审判的脱钩性和执行裁决的强制性等特点。人事争议裁决与仲裁有相同之处，但两者又具有本质的区别：人事争议裁决机构是非民间性的，人事争议裁决实行强制性的管辖权，人事争议裁决单方申请就能受理，人事争议裁决的仲裁员由其仲裁委员会指定，人事争议裁决处理程序与仲裁不同。因而，人事争议裁决不应称为“人事争议仲裁”     

“许霆案”的法理学思考

法律是一种阐释性的概念，法的“空缺结构”特征必然会产生解释上的分歧。对个案来说，按照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是不能求助立法的修正以图为案件树立新的法律依据。因此在个案中，和其他解释相比较，法院的解释无疑具有终局性和决定性。文章以“许霆案”为背景，以案件争议的焦点为对象，以哈特“法的空缺结构”和德沃金“法律的整体性”解释理论为分析工具，对许霆案进行法理学思考。认为法官在解释法律时应该具有整体性的概念，将公平和正义怀揣于心中，将抽象的正义变成具体的正义。     

没有答案的比较——对制度与人“孰恶”之比较的一点想法

在谈这个话题之前，我认为首先需要澄清的是，这里的“恶”应该是被抹去了通常意义上的道德评价因素，更多地带有中性色彩。关于制度与人的关系，历来为智人们关注的宠儿，却总是见仁见智。较之于人，制度更具有客观性。虽然制度是南主观性的人所构建，但从其出生开始，制度就摆脱了创设者的束缚，具有独立的品性。一定要在制度与人之间做出一个“孰恶”的评价，肯定是有失偏颇的。人可能恶、制度可能更恶，制度可能恶、人可能更恶，     

董仲舒人性论发微

传统的观点认为性三品是董仲舒人性论的基本思想,这个看法是站不住的.董仲舒对人性有许多论述,而性三品并没有进入董仲舒人性议论的正题.董氏提出了“性者质也”的命题,认为人的先天素质中有善、恶两种因素,人性可以概括为性善情恶,而性善情恶不过是天道在人身上的体现.人性善情恶,所以人待教而善.对于孟子的人性善论,董仲舒存在着矛盾的心理,他说:“万民之性善于禽兽者许之,圣人之所谓善者弗许.”     

论劳动争议受案范围法规的完善

我国现行有关劳动争议受案范围的规定， 形式上过于分散， 内容上与劳动监察、人事争议处理的范围相互交叉或冲突， 使实际操作非常困难。这种状况主要源于劳动争议的概念不清、立法层次不高及立法主体主观方面的过错。鉴此， 应在劳动法规中界定劳动争议的概念； 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专门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法； 选择“定义式”界定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 把劳动监察限于用人单位和劳动“基准法”； 把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发生的有关社会保险及计划生育方面的争议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     

对“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思想的国际法分析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邓小平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正确处理我国与周边国家领土争端的一项重要指导原则。邓小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战略思想有其逐步形成的过程。从国际法层面分析其基本内涵，通过对国际社会“共同开发”法律实践的叙述分析其现实可行性，并对推进这一战略思想的贯彻和落实提出建议。     

西方“以恶抑恶”的制度伦理及其正义价值取向

作为西方经济文化形态的制度伦理以人性本恶为出发点,演绎出以法正义为核心,“以恶抑恶”、“以恶增善”的制度伦理,它内涵着契约和法治精神的设定主体、分别物权、公平转让和各得其所的“分构”性正义价值取向。西方政治文明的历史传统为我们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伦理提供了思想资料。在弘扬本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汲取西方“以恶抑恶”制度伦理法正义诉求的合理内核是当前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     

“羞恶之心”与道德意识的来源

我讲的这个题目“‘羞恶之心’与道德意识的来源”。“恶”在这里应该是个动词，念作“WU”而不是“e”。“羞”呢，大家差不多都知道。我们可以这样讲，对自己的不当的惭愧就是“羞”，对别人的不当的愤慨就是“恶”。基本是这样一个解释。那么，关于道德意识的来源，我讲的是一个现象学的题目。讲伦理学，一般是讲规范伦理学，是讲“应当”的问题，但我这里谈的伦理学问题不是“应当”的问题，而是一种我称之为现象学的伦理学。现象学的伦理学，这个名称不是太好，因为规范伦理学应该比现象学的伦理学范围更大一点，确切一点讲，应该叫描述伦理学，或者干脆叫伦理现象学可能更好。     

《苟子》中“情”字的哲学意涵

荀子一方面继承了在他之前“情”字的各种义项，另一方面又将“情”视为“好恶喜怒哀乐”的抽象概括，更是把“情”视为“性之质”，“欲”之源，是“恶”性的集中表现。荀子以“欲”释情，实际上并非片面的否定情，他已经看到了“情之欲”在社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荀子性情思想的最大创新在于，把“情”与“伪”、“知”、“能”等知性方面的范畴结合起来相比较而言，“对心言性”，从而使我们可以在性情交接出纳的运动之中，来把握“情”的提升、改造。另一方面，荀子以以“礼”则情而近于“法”，这是脱离先秦儒家传统思想的轨范的，他并没有真正继承孔孟人学思想的传统，这为秦始皇在中国的暴政统治，乃至几千年的专制集权制度奏响了理论的先声。     

用伦理道德扬善抑恶

笔者坚信，“人之初，性本善”，人天生就具备孟子所称的“善端”。人的本性是人性，人性始终是向善的。人既具有善良的人性，但人作为一种“会说话的动物”，还存在一定的兽性（动物性）。人虽然偶尔为恶，但恶不是人的本性。人性之恶（如果还能称之为“人性”的话）是人兽性的表现。人性和兽性共同存在于人之中，且在不停地相互冲突、相互斗争。如果人性战胜兽性，人就会为善；一旦兽性击败人性，     

从“二次性违法”角度看我国应否设立“见危不救罪”

佛山“小悦悦事件”引发了人们关于道德责任应否纳入法律调整的争论，究竟孰是孰非，似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刑法作为最严厉的制裁法，是所有法律的最后一道防线，具有二次性和谦抑性，其适用会对行为人的人身等方面的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因而刑法的适用必须慎之又慎。对于社会上“见危不救”的现象我们又不可放任不管，否则会愈演愈烈。因此，从“二次性违法”理论的基本内涵着手，对“见危不救”的基本内容及应否入刑的争议进行了详细分析，最终得出在我国不宜设立“见危不救罪”的结论有着重要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浅议劳动争议仲裁的定性以及完善

我国的劳动争议仲裁虽有“仲裁”之名，但实为“行政裁决”。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对解决劳动争议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如劳动仲裁是我国处理劳动争议的必经法定程序，是劳动争议诉讼的前置程序。随着劳动争议内容的复杂化，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的弊端已逐渐凸显出来，不利于及时、公正地处理劳动争议。笔者对劳动争议仲裁加以定性，并对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加以完善，从而促使劳动争议的顺利解决。     

马尔库塞科学技术社会功能理论分析

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的本质有对立的两方面。首先 ,科学技术有恶的一面 ,即科学技术先验地具有奴役、控制、异化这样一种“原罪”的性质 ;其次 ,科学技术又有善的一面 ,即科学技术又具有促进人类解放的性质与潜能。他强调科学技术恶的本质导致了“病态社会”的出现 ;而科学技术善的一面又将促使“健全社会”的产生。本文对他的科学技术社会功能理论进行了分析 ,指出其进步意义及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