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社会的数字人权保护——基于“能力路径”的理论建构

如何为信息技术发展奠定坚实的伦理基础，并为实现美好生活提供妥善的制度安排是数字人权研究面临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在理论上，数字人权的人性基础源于人的社会属性在智慧社会的拓展，而其法律渊源来自基础人权依据情境变化的拓展以及重要国际人权文件的背书。在内容上，数字人权由“网络接入权”和“数据自主权”两项衍生人权及其相关特定权利组成，并以防御、尊重、保护和促进机制维系个人、网络企业和国家三元结构的良性运作。在实践中，数字人权以“能力路径”为指导，通过创造良好的外部机会和提供有效的内在驱动提升个人数字素养，以在人权保障和企业发展之间找到恰当平衡。本研究既深化了数字人权理论，也为其与实践对接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方案。     

数字人权规范构造的体系化展开

数字人权的规范构造，意在将数字人权从价值观念转化为融贯于现有法律体系的制度规范。数字人权从内容上可分为数字生存权、数字自由权、数字平等权、数字救济权四类二阶权利，并进一步衍生出一个具有开放性的权利体系。数字人权规范的形式构造，可基于法律概念、法律规则、法律原则三者的互动关系理论。数字人权规则的司法适用需要借助演绎推理和类比推理；数字人权原则的司法适用重在明确权衡的情境，并细化权衡的方法。在数字人权规范的适用过程中，解决权利竞合问题宜遵循最小限制原则和最大相关原则；解决权利冲突问题需经过三阶权衡：基于数据的可识别性进行前置性判断、以公共利益为取向作出利益衡量、根据比例原则检验合理性。     

论中国人权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国际话语权的争取

中国争取国际人权话语权需遵循"解构—建构"的思路。就"解构"层面而言,通过回溯西方人权话语的生成史,揭示其实质乃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和难以被证实的抽象假设。从"建构"层面来看,中国人权保障所取得的实践成就,以及推进人权保障中所形成的人权话语,在实践和理论上为中国争取人权话语权奠定了坚实基础。置此之下,我们需要更加注重人权话语权的争取策略和进路,坚定人权自信,深度挖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权内涵,构建"三位一体"的人权话语传播主体,不断充实和更新人权话语叙事载体,增强在联合国人权中的议题设置和通过的能力,大力培育人权理论和实践的高端人才。     

论遗传资源知识产权领域的国家话语权博弈与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兼评《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法律问题研究》

随着生态文明的演进,生态利益博弈已成为国家之间竞争与博弈的新领地.借助新型法律制度,如遗传资源知识产权的控制,争夺国家话语权已成重要目标,且已经成为提升与促进国家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涵组成部分.《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法律问题研究》从这一视角进行了系统研究.一方面,借助对"遗传资源、生物剽窃"等基础性概念内涵的界定,为遗传资源获取知识产权惠益分配等核心问题的系统探讨奠定前提基础;另一方面,通过探讨传统知识产权保护、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分享、遗传资源多样性保护等问题的研究,系统论证了遗传资源领域国家话语权与国家利益.从而在为我国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战略配置与对策设计提出建议的同时,也从"遗传资源-知识产权-环境利益调整-国际利益博弈"的思路逻辑层面,为新领域的国家话语权博弈、国家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问题研究提供新视角.     

OECD下数字税收法律治理的框架与路径:美国范式及中国借鉴

"GAFA"规制、美法博弈、企业数字化利益渗透使各国瞩目数字经济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税法迎来百年变局.其中,数字经济税收法律关系公权与私权"一对变量"、国际与国内"两大维度"形成2+2理论矩阵并融入数字税收法律治理全生命周期.OECD双支柱以新实际联系、利润分配等规则重塑税收多边共治"公权倾向"格局;美日数字贸易协定藉由数字税禁征、条款竞合、独立例外条款体系及强权工具塑造美式"私权倾向"国际维度,TCJA借力BEAT、GILTI等建立美式"公权倾向"国内维度,二维相辅相成缔造数字税收法律治理美国范式.立足SWOT分析,中国应构建"一带一路+全球"组织协调、"遵从+风险"技术调和、"税种+内外"范式联动的数字税收法治体系和"国际一统"数字市场,妥善处理二维公私张力,打造中国特色数字税收法律治理.     

司法语境下的话语博弈研究——兼论诉讼中弱势主体沉默权的保障

同属人权范畴的话语权和沉默权应是司法过程中两种具博弈性质的权利,但实践中,警察、法官等强势主体常凭借其享有的特定话语权压制、甚至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弱势主体的沉默权,从而使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义遭到无情践踏。司法语境下的语言策略认为,沉默权是确立话语适切条件的语言反应,亦是对强势主体话语权的必要制约,二者是平等的对抗关系。明晰司法语境下强势主体话语权和弱势主体沉默权的关系,有助于厘清权力边界,均衡双方的语言权利地位,保障弱势主体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从而在司法过程中实现人权的有效保障。     

全球金融治理中制度性话语权的构建

制度性话语权是国际法中国家权力的表现形态,国际金融制度性话语权是国际金融秩序的基本范畴和核心要素.国际金融制度发展历史,是一个在金融强国伺不断展现制度性话语权作用的历史.它的更替交融,建构了不同阶段的国际金融秩序.21世纪国际金融制度性话语权呈现出主体多元、模式多样、机构多边、效力多层次的特点.中国以亚投行、人民币入篮、金砖银行等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实践,显示了明显的话语权提升,并逐步走向制度性话语权的构建.进一步揭示中国制度性话语权的代表性问题、话语权的参与度与透明度问题,确定制度性话语权建构的逻辑脉络,以新价值观、中国模式、区域合作、软法治理、国际金融标准制定作为中国制度性话语权建构的路径.实现提高我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的目标.     

“数字税”全球治理改革的共识与冲突——基于实验主义治理的解释

数字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税收改革不仅体现为传统税收原则的失效与调整,更体现为传统税收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变迁。有害税收竞争、税收规避等新治理挑战的凸显,使得旨在解决“多重征税”问题的传统税收治理体系难以为继。经合组织推动下的国际税收秩序改革共识与各国单边主义征税行为共同构成了当前“数字税”全球治理改革的复杂图景。如何对并行存在的共识与冲突提供整体性的理论解释框架,以分析不同机制的相互影响关系,既是全球治理理论发展并应用于具体领域的需要,也是实践方面探索“数字税”未来改革进程、实现多边共识的必要前提。文章基于全球税收治理体系演变历史的回顾与逻辑的梳理,总结了国际组织和各国参与“数字税”全球治理改革进程的多重行为,进而以实验主义治理为理论分析框架,从框架性目标设定、政策学习过程、改变现状机制这三个方面为“数字税”全球治理改革进程提供了整体解释。本研究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数字税”全球治理改革进程的复杂机制,也有助于为我国数字经济全球化战略提供政策参考。     

数字贸易的“风险二重性”与规制合作

数字贸易作为一种新贸易模式,地位日趋重要,然而当前针对数字贸易的国际和国内规则呈现的仍然是差异化和碎片化的治理结构。由于数字贸易本身的"非物理化"特征,使该贸易模式蕴藏着新型风险。一方面,数字贸易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消费者隐私泄露、网络洗钱等"原生风险";另一方面,针对以上"原生风险",国家基于网络安全、公共道德例外等实施新的规制措施,但却受缚于传统贸易下的国际法承诺,因此规制措施可能被判违反国际规则,由此形成规制的"次生风险"。关键还在于,当前WTO主要成员数字贸易规制理念和路径呈"三足鼎立"之势,对新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争夺激烈,这进一步加剧潜在争端的可能。全球数字贸易良性发展更寄希望于各方化解分歧、实现双边、区域和多边的规制合作。中国政府和企业积极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协调与合作,有利于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并为其互联网法律治理提供更大的弹性空间、降低数字贸易中的国家规制风险。     

世界人权状况评估报告之评价

评估世界各国人权状况是国际人权保护的重要方式 ,但目前在评估理论的构建和方法上都有待进一步改进。在充分考虑不同国家实际情况的前提下 ,出于建设性的目的 ,利用国际人权公约作为核心评价标准将有利于各国人权状况的改善。     

浅谈人权保护的综合机制

人权是一个伟大的名词,令人向往,引人追求。尊重与保障人权成为当今时代的潮流,反映了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在国际交往中,把人权定位为目标,能使各方抛开分歧,求大同而舍小异,创造对话和合作的机会。在国际合作领域里要充分尊重个人的权利,国家的权利,以不侵害人权为基本标准。各国应承诺朝着实现基本人权的方向努力,加强人权的国际保护。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人权的逐步实现和全球一体化这两个进程和谐统一的发展。     

论非政府组织对国际法的塑造

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法的生成和运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有国际法体系中非政府组织没有统一的定义，不具有国际法律人格，但是其能够凭借自身在相关领域的专业性塑造国际法，充当主权国家之间的润滑剂，参与国际争端解决而影响国际法，还能够帮助监督国际法的实施。目前缺乏对非政府组织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非政府组织关注自身利益，其观点容易受其资助者的影响，甚至成为欧美国家输出价值观的工具。非政府组织已经日益成为各国谋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力量，因此，有必要对其塑造国际法的行为进行有效规制。我国应重视和加强非政府组织建设，以增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国际话语权。     

人权法治全球化法理分析

只有从历史与现实的两个角度来还原人权与主权关系所处的三元结构,并从社群主义的角度来还原人权的三元背景关系,进而借助后现代主义的分析方法,我们才能够更明确地厘清强权与主权、主权与人权之间的关系。人权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到全球化的今天,国际人权救济的途径和方式依靠现存的强权利益与国际人权救济的需要相竟合的机制并不是可靠的。人权法治全球化是全球人权保障的一条根本而又可靠的战略出路。     

论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逻辑构成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指明了方向,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建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背景来看,西方人权话语曾一度左右国际秩序与人权话语"西强中弱"态势。从理念来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建构的指导理念;从原则来看,主体性、平等性、差异性、开放性原则是建构的原则;从内部构造来看,人权话语构造结构、逻辑、诠释与途径是构造的内容;从表达来看,多方合力表达关系、人权符号与人权话语转换是建构的表达;从功能来看,提升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人权治理与促进概念人权向制度人权转化是建构的功能。就论证内部逻辑构成来说,其背景、理念与原则是总纲性内容,而人权话语构造结构、诠释与途径是具体内容,人权符号与人权话语转换则是表达功能,从而有机形成了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逻辑构成关系。     

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重要论述的原创性理论贡献

“重要论述”彰显人权理论发展的自觉性、主体性、时代性,饱含当代中国人权的理论创新、理论发展、理论提升、理论深化。“重要论述”总结了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生成逻辑、核心要义、特征经验,形成了系统化的人权发展道路理论;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揭示了中国人权事业的人民主体性,超越了传统人权主体学说,拓宽了人民主体性的理论维度;以“生存和发展”“人民幸福生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主线构建了“基础性权利—目标性权利—最高价值追求”的“三阶层”人权体系结构;强调依法推进、协调推进、务实推进、平等推进人权,形成了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带有普遍意义的人权保障方式理论;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引,提出了推进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的整体性方案,丰富了人权文明多样性。     

数字人权“泛化说”之三重否定——对刘志强教授等质疑的几点回应

强调数字人权是人权泛化的结果,实际上是对数字人权的误读。数字人权的权利主体从来都只是自然人,现有关于数字人权的研究从未将人工智能纳入人权主体范畴,而“信息人”本质上也是线下生物人在数字空间中的映射,并不存在所谓的人权主体泛化问题。在数字人权内容方面,传统人权数字化新样态并未脱离人权本质,而人权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概念应当具有包容性,诸如上网权、个人数据权等新兴权利正逐步进入人权保障射程范围之内,并非利用数字技术变造人权。在数字人权概念证立方面,人权的内部证成要素并无统一标准,但数字人权是基于人的社会属性发展而来的,具有证成的人性根基,在体系定位上应属于兼具继承与发展双重面向的新兴人权范畴。     

核心国际人权条约缔约国报告制度:困境与出路

缔约国报告制度深陷低效困境却盛行于九大核心国际人权条约,这是由国际法生成机制、利益集团博弈、国际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和制度的路径依赖等因素决定的。条约机构的改革、统一和加强进程已初见成效,非政府组织和普通民众更多参与报告程序也增强了其实效,但很难触及其体制根源和文化根源。报告制度属发展型制度因而具有光明的前景,未来它仍将沿着循序渐进的改革路径前行,其命运取决于制度供需状况和制度博弈,其根本出路在于继续提高报告制度的实效、提升其人权法理学功能和尝试打造多样化的报告准则。     

中国人权法律进程之综述——人权入宪的意义分析

纵观国际关系史和各国国内史,诸多侵犯人权的事件比比皆是,对人权问题的关注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那么加强人权保护至关重要、势在必行。关键是采取何种途径来保障人权-从国际社会和大多数国家人权保障的实践来看,已从原来的"政治途径"转化为"法律途径",所以通过"法律途径"保障人权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论国际法上的人权保护

尊重和保护人权是各国应负的国际义务 ,各国均应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护人权。作者指出 ,保护人权与维护主权二者并不相悖 ,各国只有在平等、相互尊重主权的基础上 ,才能促进人权保护的发展。     

试论WTO和人权的可协调性

WTO与国际人权规则的关系愈来愈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许多人权规则将直接或者间接影响WTO的运作 ,并为WTO和其规则发展提供指南。这些规则对WTO成员应当有一定的约束力。事实上 ,许多涉及人权 ,特别是经济权的规则已经被WTO规则接受和承认。WTO和人权关系的焦点在于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等级或者从属关系 ,即国际人权法是否有高于WTO规则效力的问题。从国际立法角度讲 ,WTO规则和国际人权法均为独立的国际法体系 ,但已经成为国际习惯法的某些人权规则有高于WTO规则的地位。从WTO的宗旨看 ,至少人权中的经济权是WTO追求的最主要目标之一。WTO和人权的关系应当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达成协调和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