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及其支持性维度分析

顺应当前的行政民主化浪潮,政策执行中引入对话协商,即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代表了政策执行领域的一种对话性转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的支持性维度包括:动机性维度——利益偏好,保障性维度——行动与信任合作,政治性维度——话语民主,情境性与能动性维度——社会建构。这些支持性维度与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促进作用,共同推动实现政策执行过程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这一议题是一个初始性研究,存在诸多有待进一步思考与分析的问题,但公共对话本身所蕴含的巨大潜力,表明其将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哈贝马斯程序主义民主观述评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以交往理性为手段 ,藕合共识与歧见之间的裂口 ,以期建构一个普遍的规范基础 ,去理解、分析和批判现代社会的结构。但是 ,他所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 ,如何使理性地商讨公共事务与民主决策成为可能 ?即如何将商谈伦理学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 ?这是哈贝马斯建立的交往行动理论必须承担的任务 ,也是其理论归宿。民主产生法律的程序是法律合法性的唯一后形而上学根源。     

法律商谈理论视域下的商议式司法机制探究

以法律商谈理论中"对话""商谈""商议"或"沟通"等主体行为及其价值、准则、精神与理念为基本结构,探索建设商议式司法的基本理论、机理、机制与原则意义重大。阐释和界定商议式司法的概念就是在"理想的言谈情景"和中国法律制度框架下,对于案件本身在实体事实与法律责任认定以及在程序选择适用等方面,允许所有司法活动参与主体通过平等理性的参与以及彼此的交往行动,以对话、商议和论辩的方式达成具有合法性、正当性和合理可接受性的普遍有效共识;商议式司法的基本特征在于对话性与商谈性、程序性与合理性的统一,运行中应遵循自愿合法原则、平等自由原则、真诚原则和有效性原则。     

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及其构成要素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在中国政治制度和社会情境中的一种创新,理应拥有自己独立的理论规范。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的基本内涵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公共协商与对话是其形式,保护公民权利、谋求公共福祉的提升为其宗旨,是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的统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的建构包括协商对话主体的确认、活动场域的探究以及适用领域的界定,从而将执政党、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和公民聚合在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听证会、大众传媒、邻里中心、业主委员会以及工会等公共场域,就教育、医疗、住房、就业、收入维持、城乡公共事业管理、人居环境等民生问题进行公共对话。     

温岭模式:一种协商民主实践的创新机制

温岭改革是将协商民主理论与当地情况相结合,创立以民主恳谈为重点的对话机制,并获得了颇有价值的成功经验。温岭模式经历了对话型、一般参与型和预算参与型三个发展阶段,其核心是通过民主恳谈方式,构建了政府与公众的经常性沟通、公众参与经济社会重大问题的新机制,并与完善地方人大、政协工作机制有机结合,完全符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我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发挥了示范和带动作用。     

我国民主决策机制存在的缺陷及对策研究

我国公共决策中民主决策机制存在一定的缺陷,影响了公共决策水平的不断提高。要通过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民主参与决策制度、转化政府组织绩效评价模式、改革制度安排、转换政府职能等措施完善民主决策机制,以提高公共决策水平。     

小区政治:协商民主的视角

随着传统单位体制的渐行瓦解,城市社区(商品化住宅小区)成为基层公共生活与公共治理的聚焦点所在。面对多元主体构成的复杂的小区政治生态关系网络与力场关系,协商民主强调多元主体以公共利益与公共责任为联结纽带,以合作与共识为目标导向,强调多元主体间通过对话、商谈,有序参与社区(小区)公共生活,从而实现彼此间的包容、妥协与话语立场间的转换,这为当下复杂的城市社区(小区)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     

开放决策、公共对话与地方治理创新——以温州特色智库体系为例

面向和回应日益高度复杂的决策生态,开放型决策及其公共对话过程是新常态背景下公共决策咨询的基本模式。温州特色智库体系基于“总部—网络”的组织创新与多元智库主体线上线下良性互动的公共对话网络,构成了我国地方政府探索建构开放型决策模式的典型案例;其有效整合了官方智库的政策性与服务引导、专家与高校智库的理论性与专业知识、民间智库的民生性与民主参与、企业智库的应用性与实践影响等多维力量。温州智库体系的开放型决策过程不仅促进了多元主体间实现“1+12”的信息聚合,而且有助于平衡多元利益偏好诉求和保障公共利益实现,增进公众民主智识,回应充满不确定性的动态治理情境,有效促进公共决策的社会建构过程,通过扬长避短、合作共谋的聚智促公模式,最终积极推进了多元治理主体的有序衔接与良性互动。     

协商民主视阈下的和谐社会建设

协商民主理论倡导公民通过自由平等的对话、讨论、审议等方式,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其对于缓解各个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营造社会互信具有积极作用.以协商民主理论为指导,完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发展党内民主,优化政府决策,推进社会组织和公民社会建设,是不断化解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增进社会和谐的有效路径.     

基层民主制度创新比较研究——以温岭制度外“民主恳谈”到制度内人大参与式决策实践为例

十七大报告第一次在党的全会上将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上升为党的四种民主治理制度形式之一。强调指出:"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强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本文试以台州温岭10年基层民主实践创新到制度内人大参与式协商民主决策进行比较,对执政党新时期民主制度、领导体制建设进行疏理和总结,进一步促进基层民主与执政党民主制度互动,为党的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提供实践和理论依据。     

乡村社会治理变迁与多中心民主协作治理制度的创新——以浙江省温岭市村级“民主恳谈会”为例

我国乡村社会正开始一场从“官治”向“民治”多中心治理的转变。而温岭市的村级“民主恳谈会”为我们探索这一治理转型提供了良好的的实践个案。民主恳谈会是“多中心治理模式”的成功制度实践,为村民提供了“沟通、协商和对话”的公共论坛。恳谈会成了群众民主教育的学校,让他们学会了平等和尊重。恳谈会还有效地缓解了民主参与的“广泛性”有“有效性”之间的张力。民主恳谈会的稳定有序运行需要一整套相关的制度配套建设。温岭人长时期地受市场经济洗礼,使他们拥有了较强的“自主、平等和自由”意识,从而为民主恳谈会的建立打下了深厚的社会基础。而农村社会权力影响力结构的重塑,则推动了民主恳谈会的最终形成。     

复杂性社会的专家政治：证成、风险与治理路径

专家通过专业知识、技术、概念、工具、类型等体系化认知资源实现社会现象客观化，不但能够增加公共事务规划、实施和监督等的合理性，而且能通过话语机制、规范机制和工具机制等强化机制增加公共决策的合法性，从而为公共决策的顺利执行奠定智识基础。然而，以复杂性为基质的后现代知识社会建构论的兴盛、共享视角的瓦解、知识的政治化等因素导致了专家悖论。协作治理能够在共识基础之上使利益相关者达成公共决策的现实路径，即协作治理能够使政府、专家和公民在构建的合理化平台和架构之中互动、对话和妥协，从而达成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现实问题的公共决策和行动框架。     

后现代语境中的政策话语民主

20世纪80年代以后,哈贝马斯作为推动规范政治哲学复兴的重要人物,通过经典共和主义和康德自由主义的相互校正.提出了话语民主理论.之后一些公共行政学者基于后现代社会的某些视角,提出要重塑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机制.话语民主理论与政策过程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联性.引入话语民主理论,倡导政策过程中的对话与协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政策过程中的良性互动,由此也将促进我国政策现代化与善治的实现.     

审议民主的地方性实践——广州垃圾焚烧议题的政策倡议

作为一种民主理论及民主实践,审议民主的价值对于处在激烈社会变迁的中国意义尤为重要.论文旨在以审议民主理论作为依托,分析中国地方政府在公共决策过程中的重要变化.采用文本分析方法,通过还原媒体报道和网络报道中的事件过程来分析2009至2011年广州番禺垃圾焚烧选址事件中的公众参与个案.围绕公众对垃圾焚烧选址议题的建构、新闻媒体对议题的扩散、公共知识分子对议题的共鸣以及议题的网际审议等环节完整地展现了垃圾焚烧选址社会大讨论的议程设置过程,番禺案例也进一步论证了审议民主作为政府公共决策新范式的实践前景.论文的局限性在于没有从理论上分析番禺垃圾焚烧选址事件发酵机制以及未能深入探讨审议民主在中国进一步推广的可能性.     

协商民主与公共价值的创造

公共价值管理聚焦在如何创造积极和公众所期望的经济社会后果,是与网络化治理相适应的一种公共行政管理模式。公共价值管理与协商民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协商民主为建构公共价值、处理公共价值冲突、增强公共价值合法性和避免公共价值失灵提供了新的路径。在生成公共价值的过程中,协商民主推动治理网络的良性运转,促进公共管理者、专家和公众角色的转变,可以有效地化解公共行动在寻求持续性支持方面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并且激发资源、汲取资源以增强公共价值生成的操作化能力。     

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借鉴价值

哈贝马斯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杰出代表,是世界顶尖哲学家.他在交往行为理论的根基之上建构了商谈民主理论.商谈民主作为民主制度的一种新设计,是对西方竞争性民主模式的反思与替代.协商民主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之一,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的发展完善还需要积极借鉴和吸收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思想精华.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借鉴价值.     

当代西方政治理论中的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与民主制度。协商民主的核心是理性的公共协商,即通过讨论、审议、对话和交流,从而实现立法和决策的共识。协商民主关注民主的具体过程,在国家制度、特设论坛、公共领域等不同领域发挥着作用。协商民主具有合法性、理性、公开性、责任性特征。协商民主制度的实施激发了政治参与和公民自治,促进了决策的合法化、培养了公共精神、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协商民主过程中的平等参与、达成共识、关注公共利益已成为现实的政治目标,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的民主理论与制度在人们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协商民主与政策执行网络

20世纪后期,西方政治理论的重要发展就是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协商民主是公共协商过程中自由、平等的公民通过对话、讨论、审视各种相关理由而赋予立法和决策合法性的一种治理形式。协商民主与政策执行网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关联。从协商民主的研究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公民社会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以及公共利益、美德等价值观对于政策执行网络的重大意义。引入协商民主理论,倡导政策执行中的对话与协商、公民参与意识以及积极的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政策执行中的良性互动,由此也将促成政策执行网络的现实运行。     

新时代语境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边界:以有限行动谋有效协商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新时代语境下已经得到了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框架的建构在我国已经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政府治理与政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彰显。基于新时代语境进行考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该是一种具有行动边界的、有限度的民主形式,这个限度包括:以《宪法》为协商行为准则;以角色认知为协商前提;以议题场域为协商范围;以政治文化为协商环境等四个维度,从而使民主且广泛的协商对话既具有可行性,又具有可能性。新时代语境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边界的确定是一种以有限行动谋求有效协商的必需路径。     

合法之法与民主法治理想——哈贝马斯的法治观及其现实启示

民主法治是众多政治哲学家对于人类社会理想图景的追求,哈贝马斯在探求民主法治的过程中,基于"法律型统治"的内在缺陷,将真正的法治诉诸于合法之法的生成和实施。同时,基于交往理性对工具理性和实践理性的超越,哈贝马斯建构起一种以交往理性和商谈原则为核心的商谈民主程序,经由这种民主程序形成的法律实现了实用价值与实体价值的统一,是为合法之法。因此,由商谈民主程序形成合法之法的历程就是哈贝马斯实现其民主法治理想的必由之路。这些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