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立法语言的功能分析

对立法者来说,过分追求明确,法律会犹如一潭死水;恰当运用模糊,法律则获得一种灵性。在制定法律规则时,一些认知对象属性不清晰,无论立法者经过怎样的思考,他们也不能决定将某个成员分类或归属于哪个范畴。概念(范畴)不清,则表达不明。这样就造成立法语言的语义模糊。     

乡村结婚观察--兼谈法律文化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一旦媒约之言成为普遍现象进而形成一种文化规范,受这种文化规范的人们通常不再思考为什么产生这种文化,而仅仅"无意识"地遵从这种文化.婚姻中的礼金流动的最终接受者是新郎新娘,反映了对新生家庭的支持,可以说这种支持就是目的.一项具体的法律文化研究分为两个步骤描述和解释,解释就是要阐释所描述的法律文化现象背后的理由.     

立法语言的明确性

<正>立法语言是立法者制定和修改法律的专门的语言文字,它按照一定的规则表述立法意图,设定行为规范,以形成规范性的法律文件。在成文法语境中,立法语言是法律条文的物质外壳,是法律信息最直接的外在形式。立法语言在传递法律信息、实现立法意图、体现法律规则方面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物权法》讨论中的宪法问题

在有关《物权法》的讨论中,应如何解释宪法中的有关条款、如何认识物权法与宪法的关系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笔者认为,从广义上讲,立法者制定的法律也是在解释宪法,而一般专门意义的宪法解释是在法律生效后进行违宪审查时对宪法的解释。立法者的宪法解释与违宪审查者的宪法解释是有区别的。应该说,立法者通过立法对宪法的解释要比违宪审查中的宪法解释余地更大,更可以甚至更应该作扩大解释,更要结合社会实际情况而加以发挥。立法者在立法中主要是考虑社会实际的     

立法者的经济人角色分析

立法者的经济人角色分析□李胜兰周林彬按照立法学的解释，立法者有双重含义，一是指有权制定、认可、修改、补充和废止法律的政权机关即立法机关；二是指作为立法机关基本构成的领导人员和议员个人①。立法者的经济人特性主要涉及到立法者第二种含义展开有关经济分析。当...     

法律监督权与检察权关系论略

法律监督权与检察权的关系是一个宪法学、检察理论学的基本问题。基于历史解释在我国法律解释中的重要意义，本文采用历史解释方法对法律监督权与检察权之间的关系予以阐释。检察权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方式和手段。     

司法解释规范问题探讨

作为司法过程的重要环节,司法解释一向被人们视为法律解释中最经常和最重要的法律解释方法,历来是理解法律意图、弥补立法不足、统     

浅论法律解释的溯及力

法律解释的溯及力是指新的法律解释颁布后对其颁布前的事件和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法律解释具有客观性,是对法律在具体运用过程中的细化,是对法律规范本身含义所作的说明,在解释过程不能创建新的法律规范。法律解释的效力应以溯及既往为原则,以不溯及既往为例外。     

两个刑事个案引发的法律解释方法之思考

刑法担负着社会保护和人权保护的双重使命,刑罚的适用必须在被告人所犯罪行和应处刑罚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也就是建立罪刑之间的价值均衡。正确的解释法律领会立法精神是建立这种价值均衡的前提。本文通过实例阐述对刑事个案的法律解释方法关系此罪与彼罪、罪与非罪的确定,最终影响定罪与量刑,实际上关系到罪刑之间的价值均衡。     

法律解释的限度

法律解释是法律活动的基干。司法过程中的法律解释是一种服从解释,这种服从要求一切解释活动立足于法律文本含义的确定性与客观性,同时要求实现"价值"解释向"技术"解释的转轨。法治要求法律解释必须有一定的限度,解释者应当秉持一种谨慎的司法克制主义的解释立场,反对过度、恣意解释法律。     

应建立政治责任追究制

执法责任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 ,只是部门内部或个人的责任 ,且法律规定不明确 ,效果不明显。政治责任追究制是基于国家权力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不作为或重大失误而追究权力行使者整体的责任 ,是一种集体责任。现实的许多事例不得不使我们深层次思考政治责任追究问题。特别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 ,如何界定国家的职能 ,界定政府的权限 ,对政府角色进行正确的定位 ,使其职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 ,引入政治责任追究制是一个重要条件。而且也使政府行为的责任逐步明细化、具体化。因此 ,从有利于发展市场经济、规范政府行为以及完善法制来…     

过度解释与权利的绝对化

陈金钊在《法律科学》2010年第2期撰文认为，法治反对解释主要是指反对对明确的法律进行解释，尤其是反对过度解释。过度解释有多种表现，其中权利和权力的绝对化解释是重要的一种形式。这种解释对法治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有消极意义，不属于正常的法律思维。解释虽然有多种含义，但是我们在法律解释的时候，应该运用其日常含义，而不应该运用其哲学上的含义。所谓解释就是把不清楚的说清楚，而不是进行意义的添加以及过度地限缩。     

量化研究在地方立法中的运用

立法就其本质来说，是一个科学研究的过程。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做一个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达法律。从科学研究的水平与层次上分析，科学研究依次可以分为描述、解释、预测和控制四个层次。这四个层次不是平行的，是分层次的递进关系，前一项研究是后一项研究的基础，后一项研究只有在前一项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完成，     

法律冲突中的法律适用困境及其解决——以《民法通则》第149条与《继承法》第36条之冲突为例展开

法律冲突的存在,引发了法律适用的难题。在法律冲突情境下,法官是否有选择适用法律的权力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以《民法通则》第149条与《继承法》第36条之冲突为例进行分析,可以看到法律冲突情境下的法律适用步骤比普通情形更为复杂和困难。在案件不涉及法律漏洞、法律空白以及法律冲突的情形下,法律适用很可能仅仅是一个"规范+事实=判决"的三段论推理过程。而在法律冲突情境下,法官首先需要通过法律解释消解冲突,如果通过法律解释无法消解冲突,则可以根据法律冲突规则选择适用法律,只有当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法律时,才送请有权机关裁决。     

流动的法律——读《法律史解释》

罗斯科.庞德在其《法律史解释》中,运用方法为我们解释了法律,并提出了＂社会工程学解释＂的知识增量。通过对其知识增量的解读,可以发现并不存在一种永恒不变的法律去应对和解释不断变化中的社会。任何一时期的法律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消亡的必然性,法律也正是在这种不断的流动中得到永恒的生命。     

警察行使盘查权的法律控制

警察行使盘查权直接牵涉宪法规定的人身自由权、财产权、住宅权等公民基本权利。依循法治原则,我国当前盘查权的行使存在着制度缺失和行为失范两个方面的问题。盘查权走向规范化、法制化必须克服两个难点:一是行政强制与刑事侦查行为的界分,二是行使盘查权核心法律要件"合理怀疑"的相对确定化。改进和完善警察行使盘查权的路径在于:立法的精细化;告知理由、听取意见、搜查令、检察监督等程序规制的具体化;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行政补偿等多元化法律救济途径的构建。     

法律文化研究述评

法律文化指称与法律有关的历史、传统、习惯、制度、学理和其他任何东西。从方法论意义上理解法律文化,把法律文化作为一种研究法律的方法,对法律现象进行文化审视和解释,相对法史式研究,可能是一种更有学术意义的研究进路。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解释权再思考

<正>一、引言我国现行宪法和立法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解释法律的职权[1],其作出的法律解释具有与法律同等的效力。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法律解释权配置结构中居于核心地位,理应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现实情况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虚置或实际旁落其法律解释职权,明示作出法律解释的情形十分罕见,大量的法律解释由并非居于主要地位的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作出。批评者直言不讳地指出我国法律解释权配置不当,法律解释领域存在着解释主体泛滥,解     

从"发现"与"证立"两个维度论法律解释的功能

当前对法律解释功能的研究呈现出一种标准不一的列举倾向,此种研究路径往往缺乏逻辑上的周延性。借鉴哲学上知识的获得需经历"发现"与"证立"两个阶段,我们可以把法律解释的功能在逻辑上划分为法律发现与法律证立。作为法律发现的法律解释主要解决的是事实与规范的获得,而作为法律证立的法律解释则主要是论证事实与规范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可能难以清晰地区分二者,但这并不构成对其所具有两种功能的证否。     

夫妻忠诚协议有效吗？

对于忠诚协议,目前法学理论界有两种观念。 第一种,此协议不应受法律保护,理由如下： 第一、此类约定的履行与制裁,是亲情的问题,不是法律问题。法院并不适于处理此类复杂而敏感的亲情问题。所以,无论是从协议的目的还是内容来看,双方都无建立法律关系的意图,这是一个默示“排除法院管辖”的协议,所以不受法院强制力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