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基于群众工作方法的检视

"为了群众,依靠群众"是"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也是55年来"枫桥经验"历久弥新的关键所在。从政策内涵看,"枫桥经验"是群众工作方法的具体运用,生动体现了依靠群众、动员群众和教育群众等工作方法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枫桥经验"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在坚持群众工作方法的同时,针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深耕基层社会治理,创造性地转化原有经验。新时代"枫桥经验"对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现实意义。作为一个经验对象的"枫桥经验",是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典范;但作为一个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抽象,"枫桥经验"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揭示了基层社会治理的一般规律。     

新时代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城乡比较——基于场域理论的分析

新时代“枫桥经验”已经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经验,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仍面临适应性困境。为应对社会基础的结构性变迁,“枫桥经验”正在积极顺应城市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在治理内涵、治理空间、治理功能上不断拓展完善。基于场域理论,从治理资源、关系结构、治理空间、制度供给的角度界定城市和乡村基层治理中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适用差异,进而提出新时代在城市基层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优化路径,以期在新时代创新发展“枫桥经验”,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     

“枫桥经验”的本质与当代价值

"枫桥经验"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最初是公安机关依靠群众教育、改造"四类分子"的经验。50多年来,"枫桥经验"不断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为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基层社会治理、平安建设、法治建设和公安工作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枫桥经验"的本质就是我们党始终坚持和贯彻的群众路线。"枫桥经验"是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的成功探索和实践,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经验。"枫桥经验"无疑是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和重要的意识形态价值的。     

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研究——基于对大连的调查

"枫桥经验"是农村基层矛盾化解的成功范式,为适应新时代社会变化发展的新需要,应更好地发挥作用。在对大连市辖农村的调研中,我们发现基层治理作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工作,仍在"治理体系、治理机制、治理方式"等方面存在突出问题,须在新时代"枫桥经验"引领下,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强化源头治理,综合施策,不断提升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实现治理现代化。     

建构西部村庄治理中的“法治”机制

我国西部因为特殊的区域地理位置和特有的社会环境——传统文化元素凝重、现代性的社会基础薄弱,形成了乡村治理场域中的特殊机理。因而在面对当下多元主体间的利益矛盾时,民俗化、行政化、非法治化的管理形式呈现出显性特征。因此,完善西部村庄现代性治理的"法治"机制,着重在于:1.加强"以法治村"法制意识的培育;2.乡镇政府的治权由"权力型"向"法治型"转型;3.基层司法由"司法行政化"向"司法独立化"转化。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铁路综合治理格局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是铁路公安机关贯彻习近平社会治理新思想的的需要,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需要,是适应铁路公安管理体制调整的需要。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深刻内涵为: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以民为本"为根本立场,以"三治融合"为根本方式,以"源头治理"为根本任务,以"强基固本"为根本支撑。上海铁路公安局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实践,积累了一些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为目标的铁路版"枫桥经验",包括:坚持依靠职工,创新自制模式;坚持公安牵头,创新法治模式;坚持网格管理,创新综治模式;坚持科技支撑,创新智管模式;坚持党的领导,创建党建模式等。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演进路径与创新趋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发展实现了从人民自发的创新治理到党建引领的合作治理、从社会治安的技术治理到社会安全的全域治理、从共同利益凝聚到共同意识塑造的转型,其突出的实践成效是帮助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大治”局面、构建了社会共治的中国模式。在新征程中新时代“枫桥经验”被赋予新使命新地位,为此要进一步创新治理体系,主要包括实现与领导干部自上而下地接访群众的制度的有机融合,构建起基层治理的闭合循环;加强基层社会的能力建设,建设一个具有更强韧性的基层社会;等等。     

群众路线与法治思维的融合——“枫桥经验”再探讨

正上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1963年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近日,习近平就当前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     

基层信访治理法治化建设的路径探索——基于江苏省Y市的实践调查

信访是化解社会冲突的有效形式,担负着维护社会稳定的重大责任,但基层信访在实践中存在治理机构多头设置、治理"碎片化"凸显、治理压力大、运行成本高等问题。究其缘由在于信访体制的不完善、权责体系的不健全以及司法途径薄弱化。基层信访治理法治化建设应立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调整信访考核标准,健全信访协调机制;强化信访本位职能,赋予信访部门实权;拓宽"互联网+信访法治"服务平台建设,完善基层矛盾缓解机制;构建"信访议事会",推动"多元信访治理";强化司法垂直管理,创新司法工作机制。     

中国特色廉政文化是建设廉洁乡村的重要保障

建设廉洁乡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微腐败"是廉洁乡村建设的最大障碍,而有效防治"微腐败",建设廉洁乡村,必须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廉政文化的涵养功能。具体来说,就是要用中国特色廉政文化引导乡村居民形成正确的腐败认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推动乡村传统文化现代化,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从而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注入到基层治理之中,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及其健全路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和农村问题,不断推进乡村治理。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健全和创新"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全面实现乡村社会善治,需要充分认识"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深刻内涵,直面当前乡村社会治理现实,多角度探寻乡村治理体系建构的实践路径,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最终实现乡村社会全面振兴。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探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势必带来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变化。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来审视当前的基层社会治理,可以清楚地看到,基层社会治理存在自治能力不足、依法治理理念不够深入、形式主义现象依然存在、行政化特征明显和多元共治机制不畅等问题。要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的新要求,应该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制下,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的积极作用,发挥法治保障功能和科技支撑作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协同各方治理主体,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商治理模式,构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协同共治: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理念创新与实践路径

乡村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乡村和谐稳定和生存发展,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十八大以来,为解决当前乡村社会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很多乡村治理的新理念新思想,其中"协同共治"成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的重要理念创新和路径选择。其具体实施策略主要有:树立系统思维,完善乡村治理体制;建立多元化解机制,构建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体系;以人民为中心,创新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加强法制宣传与教育,推进乡村法治建设;提升村民道德水准,减少和预防乡村社会矛盾发生。     

“德法相伴·幸福龙洲”助推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治理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2017年年初以来,重庆市巴南区龙洲湾街道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的要求,开展"德法相伴·幸福龙洲"主题活动,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基层社会治理中,初步探索了健全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和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     

乡村治理中的文化运行逻辑

乡村治理体现着基层政府对乡村的社会动员和社会管理能力,事关乡村社会的繁荣、发展和稳定。但在当前,治理效率低下、自治程度不高、治理权威多元、凝聚力不足等问题时时困扰着乡村治理质量的提升。重视乡村治理背后深层次的文化根源、通过政治文化认同来坚实乡村治理的社会心理基础、通过乡村民间权威的培植来挖掘利用乡村治理中的自组织资源,是提升乡村治理的质量效率的理性选择。     

当前乡村治理法治化研究范式的检视及转型研究北大核心

乡村治理法治化研究主要有国家主义、本土化、新制度主义、现代化等四种范式。虽然各有特点和优势,但是这四种研究范式过于注重从宏观层面分析国家、社会元素在乡村法治场域中的张力逻辑,强调乡村作为"国家治理单元"和"基层社会自治单元"的二元属性,在分析理路上存在明显的限度。基于此,在对四种研究范式进行检视和整合基础上,结合当前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研究范式,从国家——社会的中观层面考察城乡融合演进的上下、内外因素,并以城乡融合作为分析视角,对新的研究范式做出尝试性建构。     

自治、法治与德治：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乡村治理始终是贯穿于三农工作的根本性问题,关系党的治理能力和执政水平以及中国乡土社会的安定和秩序。自治、法治与德治作为乡村治理探索的成功经验,是亿万乡村农民首创精神的集中体现,展现了乡村共同体提升精神、谋求善治、追求发展的诉求和愿望。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而三者的"最优融合发展"体现的是乡村治理进程中所坚持的传统与现实、坚守与创新、差异与选择,这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路径,又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价值取向。新时代中国乡村治理体现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是,坚持党对乡村治理工作的领导,坚持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强化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法治保障,引导社会协同性力量的广泛参与。     

面对社会重组的乡村治理现代化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党的十九大确定了"治理有效"的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当前正在发生的乡村治理转型,受国家能力、乡村体制和基层社会三重因素的影响。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取决于上述三重因素的匹配程度。一、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总目标长期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保持着"简约治理"     

乡村自治发展困境及突破路径

乡村自治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实现基层民主的手段和途径。随着城乡发展改革日益深化,面对繁杂的乡村事务,乡村自治日益面临"弱治理"的困境。村民自治活动在维护乡村秩序、管理乡村事务以及乡村公共服务过程中的成效并不明显,"三农"问题的长期困扰更是使乡村自治遭受质疑。突破乡村自治的发展困境,才能为建设新农村发挥积极效能,开创良好局面。一是重点加强村民政治教育、培育自治主体;二是保障乡村自治良性运行的环境条件;三是继续完善乡村自治制度建设,使乡村自治实践不断制度化并形成理论经验,从而为发展基层民主打牢根基,为乡村社会治理转型铺平道路。     

法治融入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展望——基于乡镇综治工作的考察

转型期的乡村社会,乡镇政府面临较大的综治维稳压力,而法律规则在基层社会的治理功能难以有效发挥以及纠纷本身的延伸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单一手段解决乡村社会纠纷的不足。因而在实践层面,乡镇政府成立了综合治理的组织机构,并通过领导注意力传递、综治部门的组织协调、单位和部门的配合以及整合社会力量参与等机制形成了乡村纠纷的综治解决模式。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使法治成为综治纠纷解决的主要方式,未来可在强化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及建立纠纷分流机制等方面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