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环境抗争的动因分析及治理路径选择——基于环境正义的视角

环境问题的恶化已成为阻滞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全方位发展的重要诱因。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当代中国,环境抗争呈现出一种多发态势。作为环境抗争中的重要一环,农村环境抗争尤为引人关注。农村环境抗争不仅具有利益导向的特征,同时还内含环境正义的价值导向。农村环境抗争具有复杂性和"弱组织化"的特征,受制于城乡环境不正义的现实状况。因此,建构和完善城乡环境正义的制度环境,优化城乡经济结构,承认农村环境的生态价值,建设城乡一体的环境社区和环境共同体,成为农村环境抗争治理的可选路径。     

农民环境抗争、集体行动的困境与农村治理危机

当前,日益恶化的环境状况使得许多农民陷入环境抗争之中。由于农民群体的特性以及环境污染问题的复杂化,导致农民在环境抗争中的集体行动产生了困境。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的地方政府由于治理能力缺陷以及利益因素的困扰,并没有扮演好保护环境、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职责,使得农民的环境抗争由体制内的利益诉求转向体制外的方式,甚至通过暴力手段去维护自身权益,对象也由污染企业转向地方政府,导致治理危机在一些地方出现。解决农民环境抗争问题的根本途径是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打破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利益联盟,使得地方政府能够中立地去解决环境问题。     

我国城市发展中的空间社会抗争及其治理

伴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加速,围绕着空间权利的社会抗争正呈现高发态势。正确认识和应对空间社会抗争行为,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城市空间社会抗争具有自身的特性和发生逻辑,它是对城镇化进程中社会结构变迁与空间重构的一种能动反映,既受到经济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等宏观环境的影响,也集中反映了增长主义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的正义价值缺失,更是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与现有体制、制度承载能力不足相冲突的结果。治理空间社会抗争既不能漠视其存在,更不能简单地高压,必须针对其形成机理和实质综合施治。通过谨守空间正义的价值,限制政府空间权力扩张,强化社会力量培育,完善法律救济制度等促进空间社会抗争有序化治理。     

邻避冲突中社会抗争与政治回应的因果推理——基于京沈高铁事件的力场分析和过程追踪

围绕"具体公共政策中的社会抗争是否催生政府回应""社会抗争如何作用于政府回应"这两个问题,运用力场分析和过程追踪方法对京沈高铁事件进行因果影响和因果机制分析,实现对"社会抗争与政治回应"完整的因果推理。研究发现,在有争议的权威主义国家背景下,社会抗争与政治回应逐渐呈现良性互塑,抗争性政治正朝着回应性政治转变。研究结论认为,社会抗争与政治回应正相关、社会抗争中的政治回应性取决于动员能力和反动员能力的博弈结果、政府回应对社会抗争具有"判例"效应。而有效处理类似的社会抗争事件,应保持政治回应的理性、重视信息技术的作用、变革社会治理的方式等。     

农村“厕所革命”协同治理路径探究

我国在推进农村"厕所革命"治理的过程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但仍面临着治理主体单一、资金信息不透明、后续管护缺监管、"厕所革命"相关治理文化不足等问题。农村"厕所革命"治理需坚持党的领导与政府负责、发挥基层政府与农村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优势、培养农民"厕所革命"的主人翁意识及建立协同联动监管机制,从而使"厕所革命"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有效解决农村厕改问题。     

国家治理与政府治理辨析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观察分析问题,就会发现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在治理的涵义、治理的主体、治理的性质、治理的工具和治理的价值诉求等五个方面有很大的不同。政府治理需要弱化命令导向、强化协商导向和竞争导向、保持与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之间的良性张力关系以适应国家治理的要求;国家治理则必须适时地调整自身的定位,合理处理国家内外部压力,并协调命令导向、协商导向、竞争导向下的国家治理工具,为政府治理提供必要的前提。辨析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有助于解决一个时期以来将二者混同起来所带来的问题,排解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政府治理现代化所面临的理论障碍。     

政府变革的精英逻辑及其未来走向

精英不仅意味着经过挑选的那些人,而且预示着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将治理权授予给那些经过挑选的人,并在权力体系或市场体系中予以中心化。在此逻辑下,大众在社会治理中处于"失语"状态,扮演着臣民或市民的角色,难以获得公共生活与公共行动的机会。政府变革的首要问题不是工具更新或"政府升级",而是观念更新、视角转换,从传统的精英逻辑向公民视角转换。     

“身体抗争”现象的类型分析

当前我国的"身体抗争"现象分为常规型和非常规型两种,常规型"身体抗争"主要有底线选择型、策略选择型、泄愤型,而非常规型"身体抗争"则主要有政策触发型、影响政策议程设置型。所有的"身体抗争"都是以肉体以及依附肉体的个人生命或人格尊严为载体,通过抗争来维护和捍卫自身或群体利益。不同的是,常规型"身体抗争"大多是围绕个人问题展开的,而非常规型"身体抗争"更进一步,由于所呈现的社会问题具有一定的共通性,所以能够引发社会公众及政府决策者的关注,在解决特定抗争问题的同时,促使政府解决同类社会问题。     

农民合作难题及其破解之道

学界对农民"善分"还是"善合"或能不能"合"存在争论。目前这个问题还只是乡村治理和农民合作社研究的副产品、次主题。通过重回梁濑溟等老一辈学者对农民合作的经典命题,即如何实现农民合作,指出农民合作难题的现实表现有:合作动力弱达成合作目标难,合作意识弱达成合作共识难,合作能力低达成共同行动难。农民合作难的根源是,农业合作收益小导致没有合作动力,人情面子文化造成合作意识与合作能力弱,伦理等级社会造成合作能力低,缺乏合作锻炼使得合作能力和合作意识难提高。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政府治理的困境及其消解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的舆论诉求主要是利益表达、社会情绪表达、网络政治参与和网络社会抗争。自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们能便捷地获取信息,更加自由地发表言论;另一方面,舆论环境复杂化、科层制的政府结构与扁平化的互联网结构的不适应性、自媒体场域中负面情绪易放大、自媒体对政府公信力的负面影响等因素,也使网络舆情的政府治理陷入一定困境。为此,政府在网络舆情治理方面要更新理念,以"善治"取代"管制";注重与公众的沟通,搭建政府与公众网络对话平台;加快自媒体监管立法,培养理性网民;建立网络舆情监测和预警机制,提高政府网络舆情应对能力;及时回应,掌握舆情处理主动权。     

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逻辑:基于政治机会结构与政府学习维度的检视

社会抗争关系到利益表达与维护,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形式,国内的抗争诉求多集中在"权利与利益"方面。社会抗争行为发生在一定的场域之中,场域中包含抗争者、管控者、制度、规则等内容,场域具有非"是非"特征,呈现出一种波动性的"半闭合"状态。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产生离不开政治机会结构,政治机会结构塑造了抗争场域,在场域中放置了政治机会与政治限制。当然政治机会结构是政府"过程学习"的结果,虽然政府有"内生性"学习目标(为人民服务),但是政府的学习也会出现偏差,因而社会抗争行为的场域——政治机会结构——政府的"过程学习",这一衍变过程即是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逻辑所在。展望未来,逐步构建回应性政治,在政治吸纳上做功课,遵循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逻辑,显得尤为重要。     

项目制的基层治理悖论及其破解

项目制对基层治理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它有利于提升基层政府的公共物品提供效率,巩固农民主体地位,优化基层政府职能;另一方面,它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方性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削弱了农民主体地位,制约了基层政府职能优化,即项目制产生了公共物品提供悖论、农民主体地位悖论和基层政府职能优化悖论等"三大基层治理悖论"。基层治理悖论缘于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的内在张力、外源性发展的利益不兼容以及职责同构的内生条块冲突。破解悖论需优化项目决策程序,完善农村集体决策机制,提升基层政府的项目整合能力,一方面在项目决策中体现更多农民利益与意志,另一方面亦使基层政府与农民拥有更多的资源,激发农村内源性发展动力,提高内源性发展能力,从而从根本上破解基层治理悖论。     

论乡村治理中的农民话语权保障——基于善治的视角分析

能够有效地维护农民权益是现代乡村治理最为基础、最为现实的目标。话语权作为农民的首要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有效行使,其缺失的原因在于农民利益表达与政治参与渠道不畅通、农民组织的体制性缺失、农民自身能力素质有限等方面,应从培养农民进行话语权表达的主体性意识与能力、完善和创新平等的保障农民话语权的制度机制、提高农民话语权表达的诉求能力和整体效能、增强农民话语权对政府决策输入的影响力方面保障农民话语权,从而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并走向乡村善治。     

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导向下地方政府预算支出绩效评估的内在机理探析——以兰州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预算支出绩效评估为例

从"国家管理"到"国家治理"的转变,是现代政府执政理念更新的必然趋势,而"国家治理现代化"施政目标的提出,则体现中国政府在公共管理规律探索过程中的全新认识。通过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概念的梳理,阐释国家治理现代化基本问题——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效果,有利于厘清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府绩效评估的关系。以兰州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基金预算支出绩效评估为例,对政府绩效产生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确定地方政府预算支出绩效评估的"流水线"模型(Pipeline Model),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导向下地方政府预算支出绩效评估体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地方政府预算支出绩效评估的困境与策略选择。     

嵌入冲突:社会组织项目制治理的困境探析

基于"嵌入"理论,以构建政府、社会及社会组织的"双嵌入"为分析框架,深入分析社会组织项目制治理的运行过程后发现:政府通过项目制治理,将社会组织吸纳到行政规范的轨道上,使得社会组织公共价值取向与行政化趋势产生冲突,从而导致社会组织公共性的逐渐消解与非政府性质社会治理资源的逐渐行政化。其外在表现为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嵌入与社会组织对社会的嵌入之间的冲突,实质则是社会需求导向与政府政治偏好的冲突。     

青天·村霸·能人:农民上访与抗争中的三个关键词

现有西方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理论不足以解释中国农民的上访和抗争事件。本文以郭村调查中的三起个案为例分析了中国农民上访和抗争中的德性诉求,发现农民无论把村政腐败归咎于个别村干部还是把上访目标的实现寄托在上级青天身上,以及在抗争中对矿霸的控诉,在村政治理上对能人的期待,都共同体现了一种德性正义的诉求目标,进而遮蔽了农民对村政腐败体制性的认识。这就为中国农民上访和抗争的集体行动建立了一种新的德性论的解释模式,同时为重新认识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反腐败绩效：腐败治理的目标与逻辑

基于目标导向,反腐败绩效为腐败治理提供了新的概念范畴和分析视角。一项针对广东省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反腐败力度与政府廉洁满意度二者落差明显,呈弱相关。探究其原因,与反腐败"在路上"、公众廉政预期、廉政信息公开、政策效应滞后周期等因素密切相关。与反腐败力度强调投入、过程与产出不同,反腐败绩效凸现政府廉洁满意度,为腐败治理提供价值导向、度量体系和动力机制。追求政府廉洁满意度最大化,反腐败绩效的目的与腐败治理的目标具有高度的逻辑一致性。经验表明,反腐败绩效评价的成功有赖于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因此,应简政放权,提高廉政信息透明度;倡导社会理性,既要加大对腐败现象的惩治力度,也要界定公权力边界,标本兼治。     

地方政府在社会抗争事件中的“摆平”策略

"抗争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解释概念。现有研究大多基于公民及公民社会立场,较少关注抗争事件中另一个重要行动者——地方政府的行为及其内在策略。少数探讨抗争事件中地方政府行为的研究,则主要关注地方政府某些特定的行为模式,注重对微观过程的分析与解释,而较少涉及具体有效的行为策略。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在应对社会抗争事件时主要运用了"摆平"的行为策略,即地方政府较为被动、消极地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根据对特定社会抗争事件是否超出管辖范围的可能性估计,选择性进行应对;在应对社会抗争事件时,运用拖延、收买、欺瞒、要挟、限制自由等方式,尽量实现属地社会表面上的暂时性稳定。这是因为,受到"上下分治"以及"经济发展主义"和"有限任期"、"一票否决"等体制机制的共同影响,地方政府运用制度框架内的方式应对社会抗争的动力较小,甚至无法使用。同时,刚性压制的方式受到了中央的严格控制,并且可能造成更严重的社会抗争。"     

治理视角下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治理"理论强调的治理主体多元性、合作互动性与服务型政府要求在建立有限政府、注重社会力量的培养等方面在价值追求上有契合点。从治理理论视角出发,通过对服务型政府内涵和特征的界定,探讨现阶段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路径选择如下:要保证政府在整个治理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促使公民社会的壮大,为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打好基础;促进信息透明,加强法制建设,为政府与社会力量共治创造条件。     

农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主体意识：基于利益相关者角度的分析

在现代乡村治理中,农民(村民)是其主体力量。如何增强农民(村民)的主体意识,激发其主观能动性,更好地参与乡村治理,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的重要课题。增强农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主体意识的困境在于:城乡分割体制消解了农民(村民)的主观能动性,人际关系疏离弱化了农民(村民)淳朴的乡土情,较低的文化素养羁绊了农民(村民)的认知水平,松散的乡村社会结构淡化了农民(村民)的组织观念,多元化价值观动摇了农民(村民)的信任与合作意识。因此,增强农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主体意识的对策,即在主观(思想)层面,最大限度地重视农民(村民)主体参与的理性选择;在政策层面,最大限度地增进农民(村民)的公共利益;在社会层面,最大限度地消解城乡阶层分化带给农民(村民)的现实困扰;在市场层面,最大限度地增加农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物质需要(积累);在伦理层面,最大限度地引导农民(村民)培育"大公无私"的公共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