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型科层制下基层政府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样态

基层政府在我国精准扶贫中扮演着政策执行的重要角色。通过对17个乡镇的实地调研,发现基层政府在执行扶贫政策过程中往往呈现出"共谋""备考""规避"等执行样态,这本质上反映的是基层政府在"科层制"和"压力型体制"环境下的一种"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用"的权力运作方式。在压力型科层体制下,科层制的组织结构和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往往使基层政府嵌入三种关系之中:压力型体制与科层制的关系,目标责任与资源匮乏的关系,参与式扶贫与政府主导型扶贫的关系。这三种关系的存在使基层政府在压力型体制、科层制和参与式扶贫的胶结状态下寻求政策执行的策略,并塑造着基层政府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样态。     

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领域形式主义的治理之道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领域形式主义问题突出,制约政策执行成效。欲破除其形式主义,目标群体参与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治理路径。目标群体参与可促使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从贫困村贫困户的客观实际出发,紧密联系贫困群众,克服政策执行中的“面子工程”现象,真正实现政策目标。目标群体在精准识别阶段整体参与水平偏低、精准帮扶阶段消极被动参与、贫困退出阶段参与功能弱化、脱贫考核阶段参与有效性不足等问题,引致在克服形式主义方面力有不逮。应在精准识别阶段提升目标群体整体参与水平,精准帮扶阶段提高参与主动性与能力,贫困退出阶段加强参与制度保障,脱贫考核阶段增强参与的有效性,以从根本上治理形式主义这一政策执行不良现象。     

我国基层公务员政策执行中的自由裁量权问题探析

我国基层公务员在执行公共政策过程中行使自由裁量权还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政策本身存在缺陷,二是政策执行监督机制不健全,三是基层公务员自身素质不高。要确保基层公务员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提高政策执行效果,需提高政策质量,进一步健全政策执行监督机制,提高基层公务员素质。     

支持妇女进村委公共政策的执行分析——一种基于理性选择视角的解读

支持妇女进村委的公共政策在实践中出现了执行困境,政策效果与政策目标之间存在明显落差.从执行主体和目标群体两个维度看,该政策执行过程中基层政府、非政府组织、村干部、男性村民和农村妇女等因素都可能导致妇女进村委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不同群体的理性选择.     

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国家治理能力研究

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是促进精准扶贫政策有效执行的关键。国家治理能力在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实践中展示了丰富内涵。立足于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的精神实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国家治理能力主要包括精准扶贫政策思想引领过程中的统领能力、精准识别机制分析中的认证能力、精准施策机制分析中的规管能力以及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机制中的整合能力。统领能力存在理想型决策与非理性运作失衡、认证能力较低引致贫困户错评等国家治理能力偏低现象,在分析其成因的基础上提出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强化政治社会化机制、重塑乡村治理规则以及理顺政社职能关系等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路径。     

县级政府选择性政策执行原因探析

政策执行一直被视为政策的生命,在我国的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作为公共政策执行终端的县级政府存在很多问题,选择性政策执行是县级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顽疾之一.如何分析县级政府选择性政策执行的原因对于提升县级政府的执行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欧博文(Kevin J.O Brien)就曾对中国乡村的选择性政策执行现象进行过论述,他结合中国的基层情况和干部管理规则探析了我国基层选择性政策执行存在的基础.国内学者对选择性政策执行也有论述,将这种政策执行现象称作政策执行局部化.     

基于“权力-利益”框架的农户参与问题研究——以L县“企业+基地+农户”香菇产业扶贫模式为例

产业扶贫业已形成由多元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格局,作为受益对象贫困农户的参与直接影响产业扶贫的效果。但在目前的产业扶贫中,贫困农户的参与状况还不容乐观。本研究对国家级贫困县L县的"企业+基地+农户"产业模式进行质性研究,将Freeman"权力—利益"理论框架融入政策执行层面分析。通过研究发现,贫困农户在产业扶贫参与方面,面临"广度不足,深度缺乏、效度有限"的现实困境。导致贫困农户参与度低的原因,一是地方执行部门行政主导权过强,流于形式主义;二是龙头企业掌控市场资源,出现逐利行为;三是政策溢出群体易攫取村庄资源,俘获扶贫利益;这些原因进一步加剧了目标群体权力的弱势,使其利益表达受阻,从而影响贫困农户参与产业扶贫。认为应从加强地方执行部门的规范化管理、建立龙头企业的奖励与问责结合机制、实施对政策溢出群体的监督、关注贫困农户的利益表达和能力提高四个方面提升农户参与度。     

西部山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偏差研究——基于陕南的实地调查

通过移民搬迁安置农村贫困人口是我国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移民搬迁政策执行状况事关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的实施绩效。调查发现,移民搬迁政策在实践中存在"搬富不搬穷"、"见户不见人","四移四不移"以及"背皮"搬迁等执行偏差现象。提升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成效,既要关注移民搬迁政策执行偏差的负面影响,也要不断提升政策的执行力。     

公共政策执行系统中政策受众的主体性分析

在当代民主背景和宪政框架下，政策执行是政策执行者与政策受众之间就政策目标和政策执行手段做出的信息互动和相互调适。在此过程中，层次有别、归属有别、利益有别的政策受众借助两类博弈和两大路径行使自身民主权利，争取并维护自身的利益。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思想为指导，尊重政策受众的主体性，利用主体性和引导主体性，是推动公共政策执行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的有效途径。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异地高考政策执行：困境与出路

异地高考政策,是我国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受教育权利、促进教育公平的一项公共政策。政策执行是实现该项政策落实目标的核心与关键,但是该项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众多,使得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很多困境。从政策制定的视域出发,梳理政策的制定过程和文本,运用史密斯模型梳理政策执行中存在的困境。最后从理想化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政策环境四个层面为异地高考政策的完善与改进提供助力。     

“痕迹”抑或“痕绩”：政策执行视域下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痕迹主义的表现、成因与对策

伴随着痕迹管理的广泛应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领域过多过频过度留痕问题日趋严重,滋生了以象征性留痕、选择性留痕、照搬性留痕为表现的痕迹主义。痕迹主义是由人员能力缺陷、单向行政沟通、资源相对失衡以及考核价值偏离等因素共同造成。对此,基层领导干部必须着眼政策执行视角,结合公共文化服务实际,加大人员培训培养力度、强化双向行政沟通、优化资源配置机制、完善工作考核体系,让痕迹管理回归初心。     

准扶贫的“最后一公里困境”及其评释

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困境"是当前中国基层治理中的突出问题。本文通过对贫困地区"镇——村"场域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运行逻辑进行分析,以了解扶贫资源和扶贫压力如何由乡镇基层政府传导到贫困村庄,以及在村庄内部形塑何种治理状况。贫困村庄的私人化治理,精准扶贫政策的应付型执行,扶贫资源的低效率使用,贫困户动员不足等是精准扶贫偏离其最终靶向的重要因素。走出"最后一公里困境",需要充分发挥农村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有效引导贫困户参与扶贫工作,通过强化扶贫资金监管,加强村务公开、落实村民自治等途径,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     

官员向下表态与政策执行过程匹配研究——基于“模糊—冲突”模型的分析

官员向下表态和政策执行过程的匹配研究是公共政策研究的空白之一，向下表态是官员在科层体系中分配政策执行权力的方式。官员向下表态可引发四种公共政策执行模式：基于政策资源的行政性执行、基于行政强制力的政治性执行、基于地方情境的协商性执行和基于社会网络的权宜性执行。行政性执行主观性强，容易产生公共资源浪费；政治性执行缺乏权力监督，容易造成执行偏差；协商性执行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容易引发政策执行的“次优绩效”;权宜性执行滋生形式主义，容易引发基层“空转”。在政策精确化、社会智能化和行政责任化的背景下，官员向下表态时，应提升表态清晰度，避免模糊表态，提升表态能力，克服表态失灵，提高表态责任，摒弃避责心态。     

关于廉政政策执行监督的思考

廉政政策执行监督是廉政政策运行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人民主权理论和权力制衡理论是廉政政策执行监督的理论基础。针对实践中廉政政策执行监督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营造参与型政治文化,提高监督主体的监督意识和素质;增强专门监督机构的权威;构建严密有效的监督网络;增强廉政政策执行活动的透明度和健全责任追究制度。     

“三农”政策执行中的障碍及克服路径

现阶段我国“三农”政策执行的障碍主要表现在:基层政府执行“三农”政策不力;农民表现被动;所需物质基础不牢固,等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作为政策执行的主体——基层政府有其内在局限性,农民的素质和组织化程度还不是很高,政策执行所需资源不足,政策执行机制存在弊端等。为此,要选择合适的路径来克服这些障碍性因素。     

从政策执行的角度:浅析基层政府“非法生存“现象

在地方财政支持不足、债务压力巨大的情况下,为了履行职责、执行政策、进行行政管理工作,基层政府不得不处在"非法生存"的状态下.本文就想试从政策执行的角度,结合基层政府工作的一些案例,运用政策执行的理论和模型,来分析一下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和解决方向.     

激发基层公务员内生动力 推进精准扶贫战略的路径选择

基层公务员的心态是影响精准扶贫效果的重要因素。调查显示,十八大以来大部分基层公务员的心态是积极的,呈现出认同感增强、积极性提高、满意度增加、责任心增强的良好态势。但是,受基层工作性质、考核机制设计、政策限度过大和精准扶贫"内卷化"困境的影响,部分基层公务员也存在一些消极心态,如以"敷衍塞责"的心态面对责任担当、以"疲于应付"的心态对待检查填表、以"急于求成"的心态跟风产业项目、以"消极应考"的心态应付入户评估。为调适这些消极心态,应减少检查,破除扶贫中的形式主义;注重心理,激发基层公务员的内生动力;赏罚分明,建立扶贫责任容错机制;科学评估,完善精准脱贫指标体系。     

论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在扶贫政策制定与执行中的运用

伴随着公共决策方式的变化和人民对于公共管理性质与作用的重新认识,公民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也急剧扩大。扶贫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不可避免地引入了公民参与,并且经过理论和实践的证明,公民参与对于扶贫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起着积极的作用,推动了扶贫方式的创新。我们由传统的扶贫方式开始转向“参与式”扶贫,变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为公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方式,提高了扶贫政策的效果,取得了巨大成就。     

官僚组织间关系与政策的象征性执行——以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为讨论中心

重大决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对于规范地方政府决策、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实践中,"稳评"政策却陷入了象征性执行的困境,即地方政府对执行该项政策采取做表面文章、走过场、制作虚伪文本材料等仪式化的策略。"稳评"政策象征性执行根源于官僚组织内部的张力,虽然它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上级压力与政策执行环境之间的张力,使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与既有的政治和行政体制相适应,但也容易诱发新的基层治理问题,导致社会矛盾积压。减少"稳评"政策的象征性执行现象,不仅需要进一步理顺官僚体制内部关系,而且应该改变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取向及公共政策制定模式。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基层政府政策执行问题研究——以L市Y镇环保政策执行“一刀切”现象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但是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基层政府为了降低政府治理成本、防止上级政府的问责以及社会舆论压力等问题,在政策执行时会选政策执行“一刀切”。政策执行“一刀切”可以在短时间内成效显著,但是长此以往会暴露出很多问题,如人民群众的生活受到影响,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针对以上出现的现象,结合L市Y镇的环保政策执行的案例,提出加强群众的参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资源合理配置、减少政策执行压力等避免基层政府政策执行“一刀切”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