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底色下的大型村庄治理研究——以粤西黄村为例

宗族村庄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村庄聚落样态,具有鲜明的血缘纽带特征。虽然近代以来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外部输入不断增多,但粤西黄村以宗族组织为代表的传统因素在当下的村庄治理中仍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其内生性因素强于外嵌因素,不仅能团结村民宗族成员,号召募捐获取村庄发展资金,而且通过成立村庄治安队为村庄提供了治理秩序,并以宗族组织与县、镇博弈以获取村庄发展资源。以村两委、乡镇、县为代表的现代治理组织在黄村的治理中无法取代黄村村务理事会的治理效用。挖掘乡村社会本身所含有的特殊资源,也许是宗族底色下大型村庄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途径。     

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困境与内生权威嵌入的新乡贤治理

进入后农业税时代,我国乡村治理由间接治理模式向直接治理模式转变,乡村基层组织的财政基础、治理方式和权力结构以及治理运行逻辑都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整个国家政权"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乡镇财政空壳化倒逼下的基层政府几乎完全丧失治理功能,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系日渐疏远,传统地方权威在乡村治理中面临着失效和失语。而乡村自身的内生秩序控制力量离不开乡村精英力量的形成与推动,当前非体制精英的崛起成为村庄权力结构变迁显著的特点,乡村社会的精英政治从一元政治精英向多元精英治理转变。重塑乡村精英的"新乡贤治理"模式,能够有效缓解后农业税时代直接治理模式下的治理困境。     

论农村的人情规则模式——以浙东税务场村为经验基础的框架理解

本文的立意在于发现一种不同于人情功能模式的人情规则模式。人情的社会功能与村庄公共性相连，而人情规则与个体性密不可分。笔者认为，人情规则是理解当今农村社会人情现象和村庄社会结构的基础。以浙东农村的社会经验为基础，笔者详细论述了人情中个人主体性的呈现、“请”的机制、人情与社会分化的互动。人情中的个人主体性是理解人情规则和其他人情现象的基础，人情规则是核心，社会分化是与现今人情规则相适应的社会结构特征。     

技术治理如何影响乡村自治：基于村庄网格化治理的反思

网格化治理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技术手段。“网格单元—网格员—网格长”这一套技术治理体系在进入乡村社会时,冲击了“村民群众—小组长—村干部”这一套既有的自治体系。合并小组与重新划定网格单元激化了小组间既有矛盾,破坏了村级自治的社会基础。从小组长中选拔网格员破坏了内生性力量的治理秩序,弱化了村级自治的中间力量。村干部担任网格长以应对上级考核,挤占了村级自治的主体资源,最终产生技术治理弱化乡村自治的后果。网格治理技术体系在下沉至村庄时要充分嵌入乡村自治体系,通过网格单元嵌入自治单元、网格队伍吸纳中间结构、降低村级网格考核压力,让技术治理为乡村自治增权赋能,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的演绎逻辑与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治理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围绕土地改革发动农民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围绕生产合作实行集中管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围绕基层创新完善村民自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围绕民主协商推进共建共治共享四个阶段。其治理的演绎逻辑体现为始终坚持把农民组织起来,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围绕农民诉求推进乡村治理,围绕农民权利实现治理与自治互动,围绕基层创新完善顶层设计。新时代的乡村治理,要强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把稳“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优先方向;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凝聚农民力量,激发乡村治理内生动力;健全乡村民主治理机制,回应农民诉求,构建共建共治共享乡村治理格局。     

土地流转中的乡村基层政府与人情干预——基于浙北A乡的考察

农地流转在提升我国农民收入、促进农业规模集约化经营的同时,也成为了乡村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农地流转当中,农民群体、乡村基层政府与乡村精英之间正在形成新的博弈。基于浙北A乡的实地考察发现,A乡对农地流转实行"乡-村"二级工作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农地流转,但同时其自上而下传来的巨大压力也为爆发社会冲突埋下伏笔;同时,人情干预在农地流转中起着重要作用,基层政府与乡村"威望人士"间达成默契,诱导农户进行农地流转,这种人情干预导致流转补偿价格偏离了农户的心理预期,损害了农户权益。A乡农地流转场景同时也表明,中国乡村精英治理正日益渗透入农村土地流转当中。     

公众参与和福利激励：乡村治理积分制的运行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和平村的个案调查

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广度和深度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和平村作为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试点村庄，在运用积分制推进乡村治理过程中，围绕积分设置、积分评比、结果运用、推动村民自治等进行了初步探索，并将积分制日常管理与产业发展、环境整治、乡风文明建设等村庄公共事务相结合，激发了目标对象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但积分制也存在指标设计较为狭窄、惩罚幅度和边界不清、福利激励受益群体趋向固化等缺陷。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方式，积分制作用的发挥受到农村党政班子、组织结构、村庄群众基础、公共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乡村振兴背景下应加强对积分管理的正确引导，构建符合村情的指标评价体系，实行包容性的福利激励政策，强化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以促进乡村治理目标的实现。     

新时代村治逻辑探究:行政与自治关系的均衡

在当前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向乡村延伸的背景下,村级治理行政化改革对村民自治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既打破了税费改革之前行政与自治的均衡关系,又开始出现行政吸纳自治的趋势,表现为行政代替自治以及摒弃和忽略自治,从而增加了村级治理的负担。而在行政与自治相互结合且实现均衡的情况下,基层社会可以实现最优化治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重塑国家与村庄社会均衡秩序,成为"权利—义务"互构国家认同观之外的第二种维系国家—村庄的治理范式。关键在于治理主体的两极,即以行政化力量为代表的国家治理和以村民自治为代表的村庄与农民自主治理应达成一种均衡。     

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对村庄治理的影响研究

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对村庄治理有重要影响。农地适度规模的经营主体可分为公司、合作社和大户等三种类型。以公司为主体的农地适度规模经营能增强村庄治理的经济能力,但排斥劳动力,扩大农民面临的风险,加速村庄共同体的瓦解;以合作社为主体的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分为社区型合作社和农民自主组建的合作社两类,前者能显著增强村庄治理的经济能力,但排斥劳动力,内部治理成本高昂。后者不排斥劳动力,能提高农民收入,增强村民之间的社会资本;以大户为主体农地适度规模经营能较好维护村庄的稳定和秩序,但大户的生活满意度不高,流动性意愿较强。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农村社会需要构建新的治理方式,只有农民自己成为农村社区治理的主体,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公益事业办理难的问题,填补外部整合“缺位”和“治理真空”。新的农村治理体制建设能够取得成效需要解决好几个主要的问题：一是坚持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变动员式参与为主动性参与;二是挖掘地方传统和民间协调能力,开发农村内部的组织资源;三是建立乡村公共财政,节省乡村治理成本;四是治理乡镇政府,明确乡镇政府的定位和作用。另外,将社区的理念引入乡村治理中,并以社区体制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体系,对于构建乡村自我整合机制具有重要启示性意义。     

对新农村社区警务工作的实践性思考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目标，公安机关应清醒地认识到新农村形势下农村社区建设的新变化，在对实施农村社区警务战略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的基础上，积极探寻当前构建农村社区警务的新途径，以逐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相适应的农村警务机制。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留守群体的困境、风险与治理

近几年,中国农村留守群体总量在下降,但庞大的留守群体基数及其背后所彰显的乡村治理价值仍具有研究意义。作为乡村传统主体的留守人口在城乡关系的治理博弈中存在资本动力、人际情感、伦理精神、主体理性和价值认同的风险,并在集体行动中得以呈现。而化解留守群体集体行动的风险在于打造全县域治理共同体、完善社会支持帮扶机制、建立村级生态治理体系、锻造基层党组织组织力、重构乡村现代文化体认。     

农村派出所协助维护县乡道路交通秩序的实践与思考

交巡警警力不足造成了当前县乡道路交通失管失控、事故损失不断上升的现象。应在一些地方农村派出所协管交通的实践基础上,建立将交巡警重点整治和农村派出所日常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模式,以探索县乡道路交通管理在现有法制体系下的新方法。     

中国农村阶层分化与农村文化建设

农村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农村阶层分化明显扩大，这对农村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全面分析不同阶层的文化现状、文化需求以及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采取不同措施、对症下药，是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作为农村金融体系中的非公有经济成分,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和规避风险的金融机制,有其存在与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但同时,农村民间金融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因此,必须对其发展进行规范,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农村富裕群体的从政诉求与和谐农村构建

在资源型地区,出于一定的利益驱使,一大批富裕农民走上了村级领导岗位,在给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如贿选、上访、贫富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使农村的社会稳定受到影响。因此,应加强对富裕群体的规范引导,为和谐农村的构建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社区治理比较研究

加强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经途径,乡村振兴需要加强乡村社区治理,实现乡村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日趋多样化,而乡村社区治理模式相对单一;城市社区服务内容较为齐全,而乡村社区服务供给相对不足。城乡社区治理在治理模式、社区服务内容、治理主体以及运行制度和机制等方面存在差异,未来促进乡村社区治理需要从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等方面来进行。     

从《乡土中国》看新时代农村司法制度完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要振兴,乡村善治的环境是基础,一个兼容乡土气息的司法制度则是必要保障。而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正描述了中国特有的乡土伦理体系与基层权力结构。虽然时代不断发展变化,中国农村也发生巨大变迁,但笔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当下",差序格局""礼治无讼"等传统思想,依然对乡土社会影响深远。因此,完善新时代农村司法制度需要在法治原则下兼顾礼治影响。     

论农村派出所警务活动的创新

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进一步做好＂三农＂工作,维护农村稳定,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建设方针,给我国农村带来了更多新的发展机遇,也给派出所的警务活动带来了许多机遇和挑战。基层派出所应当创新警务工作,以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     

农村教育对农村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

农村教育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的重要作用。农村教育对农村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表明，一方面，教育对落后经济水平的贡献要大于对发达经济水平的贡献；另一方面，教育对经济的贡献率是递减的，上个世纪最后十年教育对经济的贡献率要远高于近七年的值。国家要积极运用财政等措施加强对中西部农村教育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