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讯问语言的法律界限探析

在侦查讯问中,讯问语言既是沟通讯问人员与犯罪嫌疑人的信息载体,也是体现和实施讯问谋略和方法的有效工具。但在讯问中必须严格把握合法的语言暗示、启发和非法讯问中引供的界限;把握讯问人员策略地承诺与非法诱供的界限;把握合法的证据口头宣示方式和指名指事问供的非法讯问的界限,以保障讯问活动合法、顺利地进行。     

"侦查讯问难"的成因与对策新探

"侦查讯问难"是长期困扰侦查人员的最大难题之一。形成讯问难的客现原因主要有:审查难;犯罪嫌疑人本人方面的原因;破案的证据基础不够扎实;犯罪嫌疑人不相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与讨论中的保障人权立法相配套的法律规定缺失等。形成讯问难的主观原因有:观念落后;侦讯人员的整体素质和能力不适应;讯问策略、方法运用不当等。应当采取的对策有:转变观念;提高整体素质和攻坚能力;转变侦查模式,广泛收集证据;加强审查性讯问,排除无辜;扩大传统讯问突破口的范围;制定有效的讯问策略及方法;建立配套的法律和制度。     

对适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刑事政策的思考--兼评营口市中院对杀人、抢劫团伙案主犯张恩举的判决

我国早在 2 0世纪 5 0年代就开始实行“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立功折罪 ,立大功受奖” (以下称“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这一政策在打击犯罪、教育和改造犯罪分子方面曾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成为我国公安、司法工作的一大特色。但自从“两法”颁布以来 ,由于公安、司法机关在执行这一政策时有一些不同的理解 ,因此在实践中有时会出现一种反常的现象 ,即虽然侦查部门 (含检察机关的侦查部门 )在讯问时 ,向犯罪嫌疑人宣传党的“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的 (刑事 )政策 ,可是有的法院对案件的判决结果却是“坦白从严 ,抗拒从宽”。执法部…     

"临界诱供"的法律思考——刑事讯问谋略运用合法性探析

司法实践中,讯问谋略被许多国家在刑事审讯活动中所采用。多年以来,讯问谋略在刑事讯问中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促进了讯问活动的顺利进行。但是,在讯问谋略中,暗示、诈术、圈套以及许诺等使用不当就会出现诱供。讯问谋略和诱供之间看似联系不大,但实际操作起来,一旦游离了方位,超过了一定的度,就有可能违法。我们把它称之为“临界诱供”。司法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案,自觉掌握使用讯问谋略的原则,确保司法公正。     

讯问谋略的最优化选择

讯问谋略是指讯问所依据的计谋方略,其目的是以最少的人力、时间和物质消耗获得最佳的讯问效果。从心理学角度上看,讯问实际上是讯问主体和对象之间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而进行的心理较量,其过程充满了竞争性和排他性。这种竞争性和排他性决定了讯问谋略在讯问实践中具有普遍意义。但是,如果谋略实施不当,就很容易变为＂诱供＂。可以说讯问谋略和诱供之间只有一纸之隔。因此,在何种情况下使用何种最适宜的讯问谋略就成为一个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侦查讯问主动权要素研究

侦查讯问是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环节,侦查讯问工作的成败影响着整个刑事诉讼工作的成败,而侦查讯问工作的成败与侦查讯问人员在侦查讯问工作中主动权的掌握情况直接相关,只有完全掌握侦查讯问主动权,讯问工作才能得以顺利进行,并取得成效。在现实讯问工作中,由于侦查讯问工作的复杂性和侦查讯问人员可能出现的失误,并不能保证侦查讯问人员始终掌握侦查讯问的主动权,因此,需要侦查讯问人员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去获得侦查讯问工作的主动权。     

讲究讯问方式方法 不断提高办案水平

近日,翻阅案头上的预审案卷,发现讯问被告人笔录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几个案件的预审员问话的雷同化、简单化和刻板化。在一个案件乃至几个案件的讯问笔录中反复出现这样的讯问“三步曲”。即:第一步,不看对象,不分案情,空追硬要;第二步,泛泛地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空道理,没有针对性;第三步,乱抛材料,甚至引供、诱供。有些预审人员片面理解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认为口供对认定案件事实无足轻重,可有可无。他们忽视口供的重要性,不重视讯问被告人的工作,甚至把获取口     

论侦查讯问中的心理战

侦查讯问是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心理较量,讯问中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在心理空间的对抗性越来越突出.当前,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将对侦查讯问产生巨大的影响,带来巨大的挑战,讯问中策略的运用越来越成为影响整个侦查讯问的重点,讯问中心理战的研究与应用也将对侦查讯问的理论与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心理战强调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在讯问中常见的心战策略有情感感化心理战、震慑加压心理战、说服诱导心理战、造势用势心理战.     

“坦白从宽”立法的必要性与立法建议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我国一项十分重要的刑事政策。但由于种种原因,在执行中却出现了政策不兑现问题,严重影响打击犯罪和对犯罪嫌疑人权益的保护。当务之急是解决坦白从宽的立法问题。坦白从宽立法是弥补刑法的结构性缺陷,完善从宽政策体系的需要;是从根本上解决政策不兑现问题,维护国家刑事政策权威的需要;是适应打击犯罪形势的发展,提高侦查效率、节约侦查资源的需要;是与拟议中的沉默权制度配套,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平衡的需要。在立法中应将悔罪态度作为影响量刑的因素之一;将坦白由量刑的酌定情况提升为法定情节;同时具有从重与从轻情节的,可以根据鼓励坦白和有利被告原则进行折抵。     

论坦白从宽的法定化

在侦查过程中，如何获得犯罪嫌疑人的如实供述一直是摆在侦查人员面前的一道难题。随着法治观念的逐渐深入，坦白从宽作为一项刑事政策，由于不具有法律的权威性，已遭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质疑。本文通过分析造成坦白从宽政策现今尴尬地位的原因，对比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辩诉交易的成功之处，认为只有将坦白从宽法定化，才能使坦白从宽这一在我国有深厚历史传统的刑事政策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